余昌民（70届电机）
1979年我考入清华经管系的时候，只有十来个研究生，计算机、运筹学这些新课程，老师都有讲迷糊
的时候，班里唯一的年轻同学与之纠缠，最年长的同学在后排打圆场，高声喊：“算啦！算啦！”
后来我幸运地成为经管系走出国门的第一人。去长沙集训的时候，经管系资料室的林老师拿出全国粮票给我，特别叮咛：“我们家粮食够吃，不用还。”
回国以后应试和做论文，九岁的儿子与我同读清华园，清早儿子去食堂买油饼，下课前我去食堂买饭。逢上买到饺子，儿子一进宿舍门，吸两下鼻子，高兴地呼叫：“嗯嗯，有饺子！”
1994年经管学院十周年，朱镕基（时任院长）在大礼堂掷地有声地说：“副总理我可以不当，经管学院院长是要当的。”拍完“全家福”，朱院长回身对厂长研究生班毕业的校友们说：“你们每人搞好一家国营大型企业，中国就有希望！”
今天，清华经管学院已是中国内地唯一获得AACSB（管理教育国际顶级机构）认证的经济管理学院，也是亚洲最优秀的经济管理学院。这是何等令人感慨的变化！
朱镕基学长一定没有料到，学院里的新的学科、新的内涵像今天这样郁郁勃勃，其中金融专业培养出了一批批国际化、挺立前沿的人才，这一领域又富集了转道而来的各路清华精英，以至于有条件举办今天这样的论坛，荟萃我们的力量，展示这个群体的未来。
我们怎样看母校
除了系统的专业知识，清华给我们的最大馈赠是自信，是一张在人生道路上被人另眼看待的VIP贵宾卡。
1982年，一批电机、建筑、物理、化学、数学¡¡专业的清华毕业生被招至深圳蛇口。在初起的改革开放大潮中，这些从“工程师的摇篮”晃出来的、局限于应用技术的青年才俊将会如何沉浮呢？在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他们“起跑”的优势其实并不大，他们凭先天的聪慧，靠内心的自信和后天的努力从头开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向来访的清华副校长进言：清华学生不学一些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会计学、法律学、心理学，甚至不加强文学与历史，不行了！新时代的学生需要丰富的选修课来补充营养，需要浓厚的人文空气来打造素质基因。一流大学无不重视通识教育，贵在（不同学科之间的）打通。梅贻琦校长曾经精辟地指出：“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化民成俗），而为扰民。”钱钟书的老师温源宁（妙写人物的《一知半解》深得英国散文真髓）是法学硕士；著名批评家李长之学的是生物与哲学；为什么我们的学生不能像美国国务卿赖斯，走近钢琴就可以给马友友伴奏？
名校常比建校的年头，实质是比传统。有谁能说清什么是清华的传统呢？读了前辈学长鲲西（王勉）的《清华园感旧录》，心中升起一些伤感：“（五十年代）清华的机构是彻底被打碎了。只余下连理科课程都不具备的工艺学院，人们的短视目光仿佛又回到那个认为西方只有枪炮舰船可学的时代。”我们的清华已经不是鼎盛时期的清华了。1931年梅贻琦校长就职演说中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清华园里处处可以遇见山峰一般的大师，那是昔日风景了。这些年重新收拾河山，迎头赶上，现在有的是精英，可是已经不是一回事了，产生大师的环境变了。鲲西老人冷静地说：“过去清华对于北大相对具有的优势已不复存在，反之北大由其传统而来的博大的精神会继续下去¡¡清华若要竞赛，需要另辟蹊径。”鲲西老人认为：曾在这个校园受过熏陶，受过师长教诲的如今仍健在的老人，他们心灵中永远铭记的是清华园所昭示的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第一教学楼北侧，陈寅恪撰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碑铭）。他说：如果这个精神不可传，那么怀恋旧的光荣历史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
人们用“物欲横流、躁动不安”形容当今的社会风气。讨论“大学是什么”，反省大学的使命确实非常必要。自古“大学之道”，传授的不仅是专业知识，还有持志养气之道，待人接物之方。现在很难看到学生“从”老师而“游”的师生关系了，倒如梅校长所说“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如今基本上是社会上流行什么，校园里便时兴什么。有一位陈言先生投书报刊说：“大学正日益沦为媚俗的坟茔，我是多么怀念那种身处湍急的时代之流中，仍能让人在其中缓缓行走的大学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八十年前就说过这样的话：“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时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
哈佛大学校训是：“让柏拉图与你为友，让亚里士多德与你为友，更重要的，让真理与你为友。”说的是不含杂念的科学精神；“人无法选择自然的故乡，但人可以选择心灵的故乡。”说的是完美心灵的养育。中科院院士、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谈到：“哈佛等名校把培养公民作为学校的根本任务，把追求真理作为校训。”他引某哈佛学生家长的话：“哈佛等名校与普通大学相比，¡¡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人文修养的教育与熏陶。现代教育的弊病在于把学校变成了单纯的知识贩卖店。一流名校注重文化的传承和对学生人格的全面培养。人文修养才是教育的根本。”哈瑞·刘易斯检讨现代哈佛的教育宗旨时说：没有美德和自由的理念，大学就无法教会学生认识自身与全球社会的关系。
比尔·盖茨也承认社会责任高于一切，他在获颁哈佛荣誉博士的演讲中说：“人类的最大进步并不在科技的发现和发明上，而是如何利用它们来消除不平等¡¡消除不平等才是人类的最大成就。”
这么看来，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清华校训，是有偏于内省和修身的感觉了。以具有完美人格的现代公民为培养目标，如何归纳提炼，是一个不小的课题。
母校怎样看我们
从母校毕业的一代又一代学生在社会上开花结果。他们以不同的形式服务于社会，成为母校的骄傲。
在一个大家庭里，母亲的眼里是否只看到自己的做官的孩子，有钱的孩子？我想母亲最看重的会是人品最好的孩子，兢兢业业服务社会、为众人称道的孩子。人品、能力和机缘，是做成大事（所谓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但是机缘并不是人人都能遇到的。那么母校的视线，是否应该不再过多聚焦于官员、富翁或者手握财权的弟子们身上的光环？
哈佛教授委员会1945年的报告《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里写道：“一种成功的民主制度（不仅指政府制度，而且还包括人民的精神世界都渗透了民主思想），需要最大多数的人们共享高尚的人格和正确的世界观。”该报告认为：需要把学生培养成有责任感的成人和公民，同时培养学生完善的人格和认识自我和世界的方法。
我曾经收到过要求为《清华精英录》之类的东西提供深圳校友资料的函件，指明必须是“正市级、正军级、大型集团公司总裁以上”。我们深圳校友会的理事们很是反感，幸好清华校友总会否认了出自其手，我们才感心安。也是在那时（2001年），北大校友吴非在《南方周末》上抨击北大《精英录》：“我劝你不要做这样的事，如果你们执意要做，那我告诉你：母校在我心中已经死了。”
政治有变幻莫测的一面，掌社会之财也有不能免俗的风险。事实上，已有昨天显赫、座上嘉宾，今天落马、遭遇麻烦，假如忘却了一次次事后的尴尬，不堪回首的戏剧重复上演，校友们又怎么想呢？
校友和母校的关系不会变，好比血缘关系不会变。一位朋友说他们中学一位引以为傲的副市长校友出事了，下一年居然从母校纪念册上消失了，这也大可不必。我认为，母校对芸芸弟子们始终应怀有理解、宽容之心，即使在他们人生的低谷也要提供一个心灵的港湾。
我们怎样看自己
有一年深圳校友会邀请李子彬市长出席校庆活动，市长办公室里市长边听边忙着。轮到我说了，我讲了两句话：校友关系贯穿人的一生，在人生的高峰也好，低谷也好，校友圈子里总有人理解，有人支持，总有一个接纳你的港湾。第二，全世界无论平民还是总统，都十分看重校友关系。听到这儿，市长抬起头，说：“时间若没冲突，我就去。”
共同的背景，类似的基因，茫茫人海里校友相逢，与其说多了一分亲切，不如说多了一重信用。利用好校友关系的价值真是难以估量，但是别忘了我国还是一个公民信用度很低的国度，所以一来每个校友务必珍惜自己的信用，二来即使对校友也不要轻信到不设防的程度。
清华九十周年（2001）之际，广东有些校友主张与北大一百周年“斗气”：你包了火车，我就包飞机。最后当然理智占了上风，还是搞好自己的百年大庆（2011）为上。这种自傲的情绪也不时流露在校友的言谈中，比如说起中央政治局清华占多少，很有得色。我曾经在校友聚会时坦言：清华出身走技术官僚之路的较多，然而技术官僚吃香并不是常态。我看北大人，若真有独立意志、出思想，乃国家之幸。一个成熟、完善的社会，可能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律师¡¡或者多色背景的人更适宜做总统。在这样的大趋势下，清华唯有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方能保持学术和教育领先的强势；而我们清华校友，不能再盲目地骄傲，一定要脚踏实地地工作，敏锐、刻苦地更新和完善自己的知识，尤其是要坦坦荡荡地做人，这样才能赢得社会的叹赏，不辱清华的门楣。
(本文为2008年1月作者在深圳清华校友会新金融时代论坛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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