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鹏明(1977力学)
我1973年考入力学系流31班,1977年毕业,1978年回校,1979年读完研究生班课程。离开清华近28年了,回首其间的心路历程,恰如苏东坡《定风波》中的一句词“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那些人生路上曾经的风雨、成功与失败、喜悦与悲伤,在今天看来,都是如此的云淡风轻。

姜鹏明学长
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和苦乐由新中国的荣辱兴衰决定着。在清华这5年,也是国家发生重大转折的五年。
在清华学的知识毕竟是有限的,而真正使我终生受益的是什么呢?
由于担任校文艺队队长(1973—77)和班支部书记,学习、写作和排练,我常常熬夜。我爱夜色中的清华园。掩去白日的浮华和红绿的口号,她是座宁静伟大的思想熔炉,容得下青年的幼稚与肤浅,炼就的却是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锲而不舍的顽强毅力,严谨求实的思想方法,忠诚深厚的爱国情操!
初进清华时想当文艺创作家的梦还没有醒,常常通宵达旦,在清华的夜色下构思剧本。思想驰骋于上下几千年,却无法把握时代的脉搏,民族的脉搏。带着电影《反击》主创人员的创伤和疑惑,将写过的几十个剧本付之一炬。经过痛苦的思考,决心科技报国。
既下决心,则住进朋友的宿舍,借来同学的笔记,敲开老师的房门,蹭听教授的大课。在清华的夜色下,在那些仍相信我的师长的关爱下,补完了大学课程,攻读了研究生课程。三次考硕,拿到录取通知,又因某种原因被拒之门外,生命中又付出两年,才终于过关。五年考硕,三年读硕;攻博三年,考取了教委与欧共体联合培养,公派留学,却因“六四”耽搁。国内论文刚完,又选送英国再读博士学位,一晃又是三年。
既想科技报国,就不能死读书。这期间,除了在美、意、瑞典、泰国做过短期研究工作,在国内外发表了十几篇学术论文,辑写了20万字的博士论文外,还领导完成了“汽车排气净化消声”等数十项科研成果并通过鉴定,获18项国内专利和3项美国发明专利;15项科技进步和科技成果奖中,国际先进水平5项,国内先进或领先水平8项;由此获得了北京十大青年科技奖和第一届航天长征奖。
1991年,教委向欧美留学生派出了阵容强大的“游说团”,团中自然少不了清华、北大人,传递了祖国改革开放坚定不移的信息。这促使我在产业革命的发源地,做出了人生中的第三次,也许是最后一次重大选择──产业报国!
中华民族传统的力量使得我们追求科学和民主的落脚点是爱国主义,而不是天赋人权。回国首先想的是报国。既下决心,1992年如期回国。回国的“红地毯”从机场直接铺到北理工朱校长的小餐厅,端给归来游子的第一道大菜就是“破格提拔(40岁以下)正教授”,接着是大学“环境中心主任”!盛不下的感动无法淹没理性的思考。
我几乎无法拒绝,15年来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科学。但是,在国内,科研经费靠政府,“会哭的孩子”也争不到几滴奶水。即便争到了课题,科研的终点是论文,成果转化为奖状;职称是对科研者的回报,经费不够度日;偌大国家只有不及10% 的科研成果能转化为生产力。而在英国,我的科研成果发表后,带给我的是优厚的待遇和转化为商品的机会,条件是我同意以英国人的名义申请专利。这是我进入不惑之年前的“最后一惑”。最终我还是决定下海。
我谢绝了国外“猎头”机构的邀请,去搞民营企业。在中国搞民营科技产业,少数能走向“天堂”,却人人要先下“地狱”。必须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留不得后手。
由于工、农、商、学、兵的经历,我体验过现代中国的几乎各种体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脚步,十几年中我先后创办了国有、合资、集体、股份四种所有制企业;经历了国营、民营、上市公司三种经营体制的转换。
1992年我谢绝了首钢的承包制,按照“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在北京科技研究院所名义下创办了全民所有制企业。这“四自”原则,由于缺乏制度保障,只鼓励了企业的“出生”,没有解决“出身和发展”问题。当公司的人均利税进入中关村前50名时,“独立法人不独立,子强母弱难相容”了。我学了哪吒,用剑割下血肉之躯(公司的所有资产和职工)还给俗家父母(研究所),只带走了灵魂——品牌和技术,游荡于社会之中,寻找可依附的体制。
一个“出口转内销”的外商愿意出钱与我合作。我又一次凭借创业的激情,建立起以博士、硕士为主的技术团队,销售突破千万仅用了一年,两年后企业被国家环保总局授予全国先进,高科技项目获得了大额技改贷款。1995年公司有了可观的利润,欣喜之余却“奶妈抱孩子忘了不是自己的”。就发生了“宫廷政变”,我留在那里的技术成果和所有的技术图纸,就象钢琴失去了演奏家,再也无法奏响“生产力交响曲”了!由此我坚定地认为,以高科技成果投入的创业企业要成功,所有权和经营权是不能分离的!也又一次看到我国制度保障的薄弱。
两次刻骨铭心的失败,“迷者师渡,悟者自渡!”大彻大悟之道在于: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技术和人才的优势无法超越体制给予的容许空间。既然如此,何不“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呢?我决心从零开始,自己做老板。
由于当时的政策所限,先是创办了“股份合作制”的绿川公司,资产和劳动力都参与分红。1997年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我立即注册了股份制的绿创环保科技公司,今天已经发展成集团公司,旗下两个在国内外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七个有限责任公司,开始指挥绿创“舰队”编队航向市场经济的蓝海!
我终于看到,科研的终点是产品,成果转化为效益;市场占有率是最好的评级,满足社会需求是最高奖赏。商业利润是对高尚行为的回报!科研成果就是生产力。我们以“催化净化技术,静电沉降技术,噪声与振动控制技术,除尘脱硫脱硝技术,水处理技术和节能技术”这六大技术为核心,成为环境领域重要的服务商和系统集成商,10年来的技工贸总收入和净资产平均以每年200% 的速度增长,已经翻了10番。成为特定行业无可争议的领军企业,获得全国先进环保企业称号,成为贯彻基本国策的“国家队”。
我们的报国理想不再是“工程师摇篮”中的高谈阔论,也不是当年“大批判中”的慷慨激昂,更不是毕业分配时报名去西藏的血书。这理想用每天的奋斗编织着。她是安装在大江南北的国家电站、电网中的噪声控制设备,她是安装在源起首都机场,遍布百里长街上写字楼、火车站、商场的消声设备,保护着百姓和首都的宁静;她是安装在中国特大型水泥厂、钢铁厂、制药厂的收尘器,回收器,护卫着祖国的蓝天;她是运行在医院,工厂,楼房中的净水设备,清洁着我们赖以生存的水源;她是安装在数百万汽车上吞噬有害气体的催化净化器,是防止被动吸烟的室内空气净化灯,是餐馆灶间的油烟净化装置,净化着维系地球上生命的空气;是全国第一个城市环境医院——循环经济孵化示范园,向现代人展示着未来生产生活办公环境的绿色明天!
如今我们奔波于欧美国家时,不再是推销地摊上的中国产品,而是堂而皇之地用高科技产品换回美金;虽耳闻针对中国廉价产品的反倾销政策,却是通过在欧美申报专利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谈判桌上斤斤计较美国该付多少专利使用费;当年留学欧洲多亏人家的资助,今天我们在国内的企业雇用外国人,当然也要与中国员工同工同酬;甚至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上,也将会独领风骚!
毕业30年了,经济、社会、科学、人的价值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永驻心中的清华,则是来自《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梁启超先生倡导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后来成为清华大学的校训。在构建人与内心,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求索中,“厚德载物”产生的使命感,使得我们自强不息!我从2005年开始又在攻读哲学博士,将用毕生的经验和学识,在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伟大智慧中,创建“人适天和”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