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半个世纪后的回眸

2008-06-23 |

黄昭度*1947土木)

1)值得自豪的四十年代军乐队

我们四十年代的清华军乐队确实是值得自豪的,因为我们赶上了两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并相应地为这两个伟大转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其一是1945年日寇投降,清华于1946年自昆明复员后,军乐队终于在1947年筹备复队。与其说是复队毋宁说是重建,其中乐器的回收,队员的招募与训练,导师的聘请都是重起炉灶,困难重重可想而知,我们都为成为重建后的第一批队员而引以为荣。经过短期训练与排练后,终于在1948年校庆公演了难度不小的Grand March from Aida”。其二是1949年春北平的和平解放,我们以军乐演奏方式参加了进城宣传活动达半个月之久。由于当时北京高校中清华是唯一拥有学生军乐队的学校,格外引人注目。除了两次大型户外活动——22日在前门箭楼迎接解放军的入城式及212日绕城大游行以外,在各单位先后演出了十场之多,既完成了任务,又扩大了清华军乐队的社会影响,还锻炼了自身队伍,为今后军乐队成长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于以后参加的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上的演出及开国大典中的队列游行演奏都可视为第二个伟大转折的延伸,为清华军乐队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清华军乐队80周年队庆(1996)部分40年代老队员与张肖虎先生(右3)合影。

2韩德章先生的爱乐精神与敬业精神

韩德章先生的本行是农业经济学,是当时的清华农学院教授,但是在音乐上有很深的造诣,是位高水平的业余爱乐者。正因如此,梅贻琦校长特地聘请他训练、指挥军乐队。军乐队从正式成立经过排练直到校庆公开演出并取得好评,不过短短两个月,皆应归功于韩先生的循循善诱,教导有方及全体队员的努力。特别值得指出的是,Grand March fron Aida”这首改编成军乐的总谱当时难以找到,先生不得不通过反复听唱片,记下每个声部的分谱,并经过移调转成现有乐器的分谱。这件事给我印象极深,先生的听力及乐理水平,虽专业音乐工作者也不过如此。而且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和劳动并耐心指导这个稚嫩的军乐队,真可称得上鞠躬尽瘁,这种敬业精神深深感动了每一个队员,至今老队员们回忆起当年情景,无不充满崇敬之情。

先生是一位既要求严格又和蔼可亲的长者。为了使军乐队循序渐进地提高乐队的素质,他精心选择了一些适合乐队实际情况的曲目并加以适当改编。他尽量选一些能充分调动每个声部积极性的曲目,如Etude No.1,旧友进行曲等。特别是旧友进行曲轻快活泼,意气风发,高、中、低每个声部都有展现自己风貌的机会,受到全体队员的热烈欢迎。

1949年春因和队友王尚真发生口角,我一气之下退出了军乐队。不料这件事引起了韩先生的深切关注,他特地写了一封挽留信托茅沅转达我,信中大意说:“乐队中若没有圆号的美妙声音,那将是非常遗憾的。”在茅沅、姚世求、方学恕等队友们的劝说下我终于重新归队。这件事至今回想起来仍感到愧对韩先生,愧对众队友。

3)我们的历史贡献

19493月,为了庆祝复队一周年,军乐队编写了一个纪念特刊,记录了一年来军乐队的大事和进步。为了将抗战前的军乐队资料也反映进去,特刊编印组邓频喜、马玉璋、李世昌、徐大雄四位同学查阅了从1915年至1937年间的清华周刊,编辑了《抗战前清华军乐队大事记》,放在特刊的附录中。别看不上这小小的油印刊物,这不仅记录了四十年代军乐队复队一年来的艰苦历程,而且还记录了抗战前22年的军乐队历史资料,这对于研究清华军乐队队史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这份资料不仅发现黄自、应尚能、张肖虎等著名音乐家曾是军乐队队员,而且从历届队员名单中还发现了萨本铁、罗隆基、梁思成、周先庚、汤佩松、周珏良、郭敦仁等各领域中的著名人物(顺便提及,在这份资料中还发现先父黄大恒不仅是第一批入队者,而且曾任第二届队长,可谓子承父业矣)。不仅如此,这个大事记还反映了那个时代清华校方十分重视校内音乐教育,投入重金建设军乐队,包括先后两次向美、法等国购买乐器及聘请名家Tonnoff Kupka等人指挥训练乐队,还记录了军乐队参加赈灾义演,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的游行,参加“三·一八”烈士韦杰三的追悼会等光辉历程。现在事隔半个多世纪,这份宝贵资料不仅校音乐室及后来的学生艺术中心没能保存下来,就是当年我们这一批老队友也没能保存下来。幸运的是,邓频喜还保留着一份。在2001年庆祝清华九十周年校庆之际,我们十余位老队友聚会时看到邓兄手中这份材料时,大家倍感珍贵。为了不致湮没历史,决定重印下来,是由贺锡德负责复印、配以美观封面,人手一册,并赠送母校艺术教育中心一册。如果说四十年代军乐队在挖掘并保存历史资料上立了一大功,这绝不过份。

4 Etude No.1及清华军乐队进行曲

韩德章先生在执教军乐队时,曾改编了选自西方管乐曲目中的一首练习曲,名为Etude No.1。这首练习曲难易适中,简洁明快,既有威武雄壮的一面,也有优美抒情的一面,旋律优美而富有

歌唱性,曲式结构呈现ABCBA

形式,调性变化为 B E B

E B, 而且高、中、低各声部都

有单独展示其风采的机会。由于上述这些优点使队员们都很喜爱,成为每次演奏会中的保留节目。就是平时练习时,也情不自禁地练起这首已经能背谱就演奏的曲目。所以大家一致推荐这首练习曲为“清华军乐队进行曲”。由于对这首练习曲印象深刻,事隔半个多世纪后,仍旧不能忘记。我曾于2001年根据回忆将其主旋律谱默写出来,在和老队友聚会时,在茅沅的钢琴伴奏下,大家手执乐谱共同唱了一遍。在唱的过程中,当年军乐队活动的情景悠然浮现在大家的脑海中,其乐融融,早已忘掉众队友都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音乐的凝聚力在此得到充分的体现。

5)军乐队与慕贞女中同学的缘份

1949年春军乐队进城工作期间曾住在慕贞女中校内,排练节目也借用她们的一间教室进行活动。由于声音太响,影响了慕贞同学的学习与工作环境,她们向我们提出了抗议。于是在刘光亚及茅沅的告诫下用尽可能小的音量排练。从此两家却“不打不相识”。以后由于一次偶然相遇的机会使两家熟悉起来,那是迎接北平和平解放的大游行之前的天安门广场集会时,她们的队伍正好安排在我们的右侧,在交谈、玩笑中加强了彼此的了解。以后举行复队一周年音乐会时,我们也没有忘记请她们来参加,她们对军乐队演奏也由好奇到喜爱起来。以后军乐队又专门请她们来清华共同举行了一次联欢会,军乐队少不了演奏几首乐曲,慕贞同学则表演了一些小节目。至于茶点招待则因陋就简,限于每人喝粥一碗。

6)军乐队对我一生的影响

入清华后,有两件大事足以使我快慰平生,一是参加了军乐队,一是参加了管弦乐队,它们给我的感受与影响是终生的。如果说军乐队带给我的是音乐启蒙,那么管弦乐队带给我的则是迈入古典音乐殿堂的门坎。

毕业后,虽没有像茅沅、贺锡德那样放弃所学本行从事音乐工作,但是聆听高雅音乐(包括音乐会和听唱片)始终成为我一生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的一部分。韩德章先生那样的高水平业余爱乐者给我树立了一个光辉榜样,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无形中成为我追求的人生目标之一。

直到退休后,听音乐才由“好听乐,不求甚解”开始转变为用探索、研讨的眼光去欣赏音乐、分析音乐。为此,我自学了乐理基础、曲式学、音乐史、音乐美学等基础知识以及一些解读性专著,如杨名望的《世界名曲欣赏》、郑兴三的《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研究》、《钱江康音乐文选》等。听音乐,既要注意其历史背景、思想内涵及情感内涵,也要重视作品分析和曲式结构。换言之,我以为古典音乐中既有形象思维也有逻辑思维。所以边听唱片边看解读性著作、且边看乐谱实为深入理解之必须。随着听乐的不断深入,必然要注意不同演奏家或歌唱家的各自艺术风格及他们对同一作品的不同理念与诠释并进行比较,这对于提高古典音乐的鉴赏水平无疑是很有教益的。

我曾不揣冒昧,以我有限的音乐知识和理解水平举办了为期三年的古典音乐讲座,内容涵盖了古典主义及浪漫主义时期的主要作品,对象是一些离退休的老教授们,这样他们的听乐水平得到了提高,由于教学相长,我同样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爱乐精神与敬业精神也在不断提升。我以为这样庶几不负当年张肖虎、韩德章两位老前辈的谆谆教诲。

* 作者为清华大学力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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