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蓝蒲珍（1947社会）

今年是我从母校毕业60周年，岁月流逝，当年的青年学子如今已是耄耋老人。近日常有一种悠悠的怀旧情愫，怀念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那就是我留校工作的六年（1947年9月—1953年8月）。我在这里说说那些最值得怀念的人和事。

一、老师们对学生亲如一家人的关怀，是清华一贯的传统

1947年恰逢“毕业就是失业”的年代，我们面临着上要奉养父母，下要组织家庭抚育子女的重担，一旦找不到工作，处境将不堪设想。正在前途茫茫无所适从之际，负责学生工作的李继侗先生伸出了援助之手，让我留校当了一名职员。由于我的工作有了着落，我的丈夫孙执中为了不放弃专业，还能继续享受助学金，也选择了投考母校硕士研究生的道路，这就为他终生在高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了基础，至今还在以“资深教授”的名义为祖国培养人才。

系主任潘光旦先生对我们生活上的关怀真可谓无微不至。当他考虑到学生毕业后都要搬出学生宿舍我们便无住处时，费尽心思地介绍我们到新林院9号赵访熊先生家借住（因赵先生休假赴美考察一年），一年后又为我们争取到海淀薛家胡同职工宿舍安了家。以后我们的孩子出生，师母们像亲姥姥一样给孩子置备了许多衣物，尤其是潘师母还亲自煨了一锅鸡汤送来……我无时无刻不生活在老师们的关爱和呵护中，至今回想起来还感到暖融融的。在这种风气的潜移默化中，使我在待人接物方面也无形地受到了感染，当我自己当老师时，也像我的师长那样关爱学生，从而受到学生的推崇。

二、政治上的关怀

清华人都有一种爱国的热情和强国的愿望。当时我急切追求进步，希望得到政治上的引导，又是母校给了我政治上的关怀。

1947年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内战危机一触即发，国统区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无法维持，由是全国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的爱国学生运动。此时正值闻一多先生遇难一周年，学校在清华大礼堂举行隆重的纪念会，让我上台朗诵了一首反战诗，主题是反对国民党抓壮丁，描写了一位忠烈的母亲满怀对反动派的仇恨，坚决不让儿子去当国民党的炮灰，忍痛用剪刀戳瞎了儿子的眼睛。这个悲剧，在当时白色恐怖统治下，对所有良心尚未泯灭的人都是极大的震动。

1949年“七一”前夕，地下党正式公开，“七一”当天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大会庆祝党的生日，由樊恭烋同志郑重通知我去参加大会。从此我便自觉地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余兴坤同志的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后因院系调整工作调动，我未能加入党组织，但是党培养教育了我，使我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那种追求进步的愿望，始终催促我勤奋向上。

三、活跃的社会工作

清华人无论是做学问还是从事其它的工作，都讲究科学求实的作风，社会工作也是如此。

1948年清华学生自治会选举时，我目睹了全校开展的一场热烈空前的民主普选，第一次受到了民主的洗礼。1949年校工会选举时虽没有学生那么热烈，其形式也是民主竞选。记得是在同方部发表竞选演说，陈岱孙先生竞选工会主席，我和其他几位同志也参加了竞选。

工会成立后，陈岱老以著名学者之尊，在百忙中领导工会工作，定时开会、分配任务、总结工作一丝不苟，使工会工作有声有色。

且以我亲身经历的一事为例：当时一些职工委员提议，由工会负责办一所大型幼儿园，以解决广大教职员工孩子的入托问题。提案经大会民主讨论通过并由主席拍板后，便将任务交给了我这个女工委员。开始一些具体筹备工作还算顺利，只是选定园址颇费了些周折，但终于还是争取到了甲、乙、丙三所。唯独开办经费成了大难题，后来通过发挥集体智慧，想出了用主办“义演”的方式募捐，以“清华大学”的名气硬是将当时红得发紫的京剧名角叶盛兰、杜近芳请来义务演出。记得海报贴出后，全校为之轰动，尤其是一些“京剧迷”师母们（其中有潘师母、吴景超先生的夫人、费孝通先生的夫人等）奔走相告：“大礼堂要演京剧了，不出校门就能看戏了！”由于得到艺术享受之余，还具有公益性，戏票很快便卖完了。这一举动还意外地为开办幼儿园起了广告宣传作用，由是取得了家长们的信任和支持，踊跃为孩子报名参加全托、日托或幼儿园各个班，很快便择日开园了，由校工会任命我为“园长”，这算是我给母校的一点反馈吧！

有意思的是，从此我便与工会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院系调整到河北省高校后，作为一名教师，还是一直担任校工会委员、系工会主席，几十年如一日地干这项社会工作，直到离休。

在我刚步上工作岗位，成长与锻炼的关键六年，受到了母校优良传统的无形影响，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一直以“清华精神”自律，勤勤恳恳工作、正正派派做人，虽无骄人的成就，自觉未曾辜负母校的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