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回忆浦东开发

2008-07-18 |

王纲怀(1964)

我的背景材料

1964年7月我从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毕业后,长期在北京电子工业部从事基建设计和三线建设。为解决两地分居问题,经北京环保所所长过祖源向上海市环保局局长靳怀刚的推荐,1979年10月29日到上海市环保局工作。1980年夏天任上海市黄浦江污染治理总体规划负责人,三年的工作实践中,在解决黄浦江水系污染的同时,已明显注意到上海黄浦江两岸——浦西拥挤、浦东“宽松”的布局不平衡现象。当时的老百姓都说:“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

王纲怀(左)与汪道涵(右)亲切交谈,

中为原国家外贸部副部长张祥(65工物)

一、“纯民间”时期

1982年10月我进入了刚组建的上海市国土整治办公室,一开始工作头绪繁杂,但上海城市改造难的问题首当其冲。由于同在铜仁路333号办公,认识了上海规划院总体规划室主任工程师陆怡椿,从此有了一个亦师亦友的长期合作者。1982年12月我先和另3人发表了《开挖浦东运河——综合解决上海城市改造问题》,1983年5月在陆怡椿发表了《开发浦东的几点看法》以后,1983年9月我和陆两人再发表了《黄浦江开“后门”建议》一文。因为关心浦东开发的共同理想,金嗣骢、刘远交、杨贤智、李祥宝、沈文玮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先后都走到了一起。1983年10月因工作需要,我又调入刚成立的上海市科协科技咨询中心工作,由于办公地点的方便和优越,朋友们聚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多,又因为大家都是上海城市经济学会会员,所以也经常去学会所在地聚会。通过不断的讨论、研究,对旧城改造、新区建设的思路越来越明朗。1984年10月集体发表了《上海的曼哈顿区在哪里?——结合城市改造在外滩建设新的金融贸易中心》;1985年6月又集体发表了《上海的特区在哪里?——结合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外高桥建设经济特区》。1985年6月金嗣骢也发表了《一个新的上海可望在浦东形成》。1985年夏我们有幸认识了“浦东新区”的“先驱者”陈坤龙,依照有据可查的文字资料,1980年2月《在浦东地区建设新市区》一文中,原上海市规划局干部陈坤龙最早提出了“浦东新区”的概念,这与一般的改造、发展、规划、建设有本质上的不同。从历史角度看,连同1980年10月《向浦东广阔地区发展》、1983年5月《开发浦东新区 建设上海新城》等论文,我个人认为,对陈坤龙作为“浦东新区的先驱者”一说,应给予充分肯定。他也很愉快地融入了我们这个“民间组合”。1985年10月我们再发表了《上海应该在外高桥新建一个多创汇的经济特区》一文。

我们这个“民间组合”有不少鲜明的特点,文章多为集体智慧结晶,就知识产权的角度而言:1. 在陆家嘴地区建设金融特区的思路,由我首先提出;2. 在外高桥地区建设自由港的思路,由金嗣骢首先提出;3. 刘远交是文字“天才”,负责所有的文字整理,在集体中贡献很大,功不可没。这个群体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与重视,短短几年之中,有3人分别任市规划局、环保局、园林局的政策研究处处长,1人被任命市环保局开发处副处长,1人被任命《上海城市规划志》常务副主编,我也被任命九三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

二、 由“半官方”过渡到“全官方”

近百年来,上海先民对浦东开发前赴后继,及至八十年代初上海市区改造难的问题提出后,许多人都把目光投注到浦东。原市建委主任叶进明、原社科院部门所所长陈敏之、市经济研究中心综合处处长於品浩、以及市公用局总工顾泽南、上海社科院研究员高柳根、同济大学教授董鉴泓、市规划院高工黄富厢、市委党校教授陈志龙等一些专家学者都曾予以极大的关心。百川归海,该把各种意见、方案集中的时候了。1986年2月19日由9个单位发起,在衡山宾馆召开有市政府领导汪道涵、倪天增等参加的《上海城市发展战略研讨会》第一次会议,对于新市区的方向问题,比较集中的是金山方案和浦东方案。两天的会议时间不够、意犹未尽,仅过了一个月的1986年3月又召开了《上海城市发展战略研讨会》第二次会议。会议秘书长是於品浩、副秘书长是陈坤龙和我。会上我、陆怡椿、陈坤龙、金嗣骢等6人再次联合发表了《结合开发浦东 建设上海新城》一文。经过两次会议,开发浦东已是众望所归,浦东作为上海新区的方向,水到渠成,大局已定。1986年9月我们再发表了《加快开发浦东步伐 关键方便群众过江》一文。

1986年5月,我奉调至九三学社上海市委任科技处副处长。

1986年6月5日,上海经济研究中心向九三市委正式委托了《新市区建设和老市区改造》的课题,并直接指派由我担任课题总负责人。

1987年2月11日召开了由汪道涵主持的《浦东新区建设方略》课题评审会,到会领导、专家、学者近百人。这是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下达的有关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第一个正式课题,总体思路延续至今。

1987年12月10日早晨大雾,陆家嘴轮渡站因轮渡拥挤失控,造成了16人死亡的惨祸。事发第二天的上午,我带领一专家组至现场调查。1988年1月21日我写了《上海过江问题已成燃眉之急》一文,作为内参直接送到中央有关部门。

1988年5月2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了《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上海市的连续三任市长汪道涵、江泽民、朱镕基都出席了会议,我任大会的会务组长。会上我与陈坤龙、刘远交一起发表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论文。

1987年2月浦东开发由“半官方”状态逐步过渡到“全官方”状态。

1988年5月国际研讨会后,我还花费近一年的时间,由民间筹资,完成了《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文集》的中文版和英文版。至此,为“民间人士”在浦东新区开发上,划了一个句号。

2000年春在中央电视台和东方电视台合作的“浦东十年”节目中,我作为当事人之一,对浦东早期开发工作进行了回顾。

2001年APEC会议期间,与会的众多外国领导人向江泽民总书记了解关于浦东开发开放的由来。为此,中央决定在浦东投资建设“浦东开发开放史料陈列馆”。2002年4月18日浦东新区11岁生日的这一天,我将自己收藏保存了近20年的一大箱文献、资料、照片,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2003年10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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