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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本色——彭运鹗学长访谈录

2014-06-12 |

早春的上海,晚风清凉,华灯初上。

一个普通的小区,彭运鹗学长朴素的客厅里,三代校友欢聚一堂。

彭学长温文尔雅,中气充沛,思维敏捷,谈笑风生。

彭教授在世界银行工作时的留影

很难相信,学长已经八十三岁了。他已经为祖国健康工作了六十多年,曾经运用世界银行影响力,为复兴中华,为开发浦东、申办世博、复兴大上海,做出了卓越贡献。就在当下,他还在同济大学给国外几所知名大学,如美国德州大学(UTA)、英国华威大学(Warwick Univ.)、法国巴黎ENPC大学等的EMBA高管班学员,以及国际知识产权局代表团上课。那些大名鼎鼎跨国公司CEO,指名邀请彭教授,讲授新潮尖端的“克强经济学”。

这八十三年,恰逢中华千年巨变,乱治循环,文明古国的现代化,步履维艰。战争与革命、改革与开放,天翻地覆之中,一个学者,治学为人的件件往事,引人入胜。

彭学长亲手为晚辈们沏上清茶,然后翻开相簿,娓娓道来。

时光回到1931年。古都南京,书香传世的彭家,诞生了一位“运”字辈的男孩。在中央大学教英文的父亲和毕业于上海美专的母亲,谨遵族谱,为孩子起名彭运鹗。孩提3岁时,参加儿童健康比赛,从上千名参赛小孩中荣获冠军“南京儿童”称号。

男孩六岁该上小学的时候,日寇持续扩大对华侵略,罪恶的炸弹落到彭宅附近,粉碎了人们正常的生活,全面抗日战争烽火连天。那时,父亲被国家派往美国深造,并且后来给驻美大使胡适之先生作秘书,争取国际援助,远在大洋彼岸。母亲脸上覆盖着泥土的“保护色”,紧紧牵着孩子的小手。母子俩带着弟妹随着慌乱的难民,江南、江北四处逃亡。渡江的小船上,孩子划水做戏,风浪中的母亲,担惊受怕:“你要是掉到水里,怎么办哪!”

幸运的是,母子们终于逃到宜兴外婆家。在那偏远的乡村,只要能暂时安放下平静的书桌,母亲就像全科教师,教他念书、算术。遇到日寇来袭,就逃亡到扬州祖父母老家。在生存尚且难保的战争年代,这个时断时续的“抗战母子乡村小学”,坚卓刚毅,传承文脉。男孩学业竟成,考上了初中;抗战胜利那年,又考入苏州高中。那可是全国一流的高中!

听到这儿,大家感慨不已,不由想起国难中保存中华文脉的联大长征,以及那些坚守学业的学者们,创造了西南联大学术奇迹。而彭学长却淡淡地说:“那是六七十年前的事了。那时没想升官发财或为人民服务什么的,就是想:一个人就应该读书。”

1948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燕京大学和圣约翰大学。他最想去燕京,可内战的烽火,毁灭了青年北上求学的梦想,最终只好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开始了大学学业。

不久,随着百万雄师过大江、上海解放,圣约翰大学作为教会学校,局面不稳,前途难卜。同为教会大学的燕京大学也是如此。幸而清华大学只是领导变了,教学大体如常。考虑到圣约翰的学分清华承认,而清华的学分、学历又可以得到哈佛大学承认,他选择转学到清华大学经济系,准备毕业后到哈佛大学深造。就这样,经历了抗战内战,动荡无常的乱世,坚守学业的青年学子,来到清华大学经济系。

时光来到1950年。陈岱荪先生是清华经济系主任,小小的办公室放满了书,学生随时可以找他请教。“陈先生真是大师啊,我很幸运,跟他学了一年公共财政学。”彭学长平和而欢快地说着,“他教会我如何治学。后来上海的汪道涵先生教会我如何做人。他们两位老师对我这一生影响最大。听陈先生讲课是一种享受,他教课的笔记,六十多年了,我还保存着。”

上课的时候,身材颀长仪表堂堂的先生,站在讲台上朗声问道:“什么是国家?”学生们安静地望着先生。陈先生把目光移到窗外,神情凝重,思绪仿佛在无垠的宇宙穿梭,在奇诡的人类历史中往返,教室里鸦雀无声。凝思良久,也许过了好几分钟,先生收回目光,安详地望着学生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如果我们判断这个定义正确的话,那么公共财政……”——听到这儿,彭学长深感震撼:校方已经宣传,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难道马克思主义还有“如果正确”?!

在这门课上,陈先生融会中西、贯穿古今、会通文理,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从先秦诸子到马克思,把各个学派对国家和公共财政的理论,深入浅出地介绍给学生,帮学生分析鉴别。其博学多识自然令学生倾倒,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批判思维,则让学生们受用终身。

陈先生并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他还邀请《资本论》的翻译家郭大力先生,来清华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只是坚守清华学风,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个学派,平等地参加学术争鸣,只是为学子们追求真理,打下治学根基。

学生们震惊之余,对“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君子精神,当有切身的感悟吧。现在看来,那时的清华学子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很快清华大学就被调整改造成“理工学院”。

时光再到1952年,这位清华大学经济系的高才生,没能按照自我设计到哈佛大学深造,而是被国家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跟苏联专家学习经济地理,后又分配到北京铁道学院,开始教书育人的学者生涯。凭借教育世家的根基,清华的精英教育,彭学长勤奋敬业,很快成为优秀的人民讲师。大学里政治运动不断,都没能影响彭老师讲课著述。

假以时日,成为著作等身的人民学者,桃李满天下的人民教授,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运动不断升级,谁也没能预料,那时的高等学府竟然会变成一连串政治运动的中心之一。讲师、教授、专家学者,本应是文明国家的骨干,现代化建设的中坚,竟然会成为被改造甚至被专政的对象,惨遭野蛮迫害和歧视。即使到今天,很多局外人还无法相信:这一切不是噩梦,确确实实真的发生过。

1957年的一天,北京铁道学院有关方面通知各系的青年教师,准备参加次日下午一点的整风会议。彭老师一向专注于教学著述,本来不问政治,但这次不一样,人人必须得到会,必须要发表对校党委的意见。于是一向敬业的彭老师,认真准备了发言提纲。

开会那天上午,彭先生接到上海一位老同学的信,请求去西直门火车站接他。这下为难了:去接站吧,时间太紧,从铁道学院到火车站交通不便,如果火车晚点,开会就迟到了,而彭先生十分看重守时的美德;不去接站吧,同学情义无价,况且他人生地疏,全靠老同学了。思来想去,还是先去接同学,希望火车正点,能够准时回来开会。结果,火车真晚点了。接到同学后,他拼命往回赶,结果还是在下午两点多才赶到开会的教室。

教室里,青年教师们正在积极发言,大鸣大放批评校党委。从门缝看去,党委书记就坐在前排,耐心地听着、记着。彭老师在走廊转了几个来回。最守时的人,开会迟到,太惭愧了,实在是没有勇气走进去。算了,不进去开会了,回办公室写份检查交上去吧。彭老师心情沉重,悄悄地离开了教学楼。

万万没想到,这一教室的年轻教师,都是最有思想最优秀的教学骨干,之后大部被打成右派!其中一位已经升任副教授了,结果被发配到内蒙,最终家破人亡!

彭老师逃过一劫。仿佛上天眷顾,派老同学来拯救他。又好像,重守时、重情义、重专业的家风人品,关键时刻救了他。大家不由感叹:人自助,天必助之啊。

再后来的1960年代初期,彭老师从北京铁道学院调到上海铁道学院,离开了政治中心。然而,“拔白旗插红旗”、社教、四清、文化大革命,一个个运动仍是接踵而来,席卷全国每个角落。彭老师谨慎机智地远离一个又一个政治漩涡,谨守教书育人的本分。西方经济学学校不让教了,就改教英语,LONG LIVE CHAIRMAN MAO之类的英语。

那是个不正常的时代,病态的时代。正常的人一个不小心,就会滑落到政治运动的可怕旋涡。更不要说那些风派人物、帮派人物,放弃所学,群魔乱舞,助纣为虐,下场可怜。局外人很难想象一个坚守信念的学者,要遭受多少煎熬,巨大压力和诱惑面前,需要多大的定力。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彭运鹗学长坚定地不参加任何造反组织,终于熬过来了,而且始终如一坚守学者本色。诚如他说的:一个人总是要敬业的。

时光来到1979年,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国家社会开始走向正轨,个人开始正常工作生活。打开国门一看,发现自己折腾自己几十年,很多领域落后了何止几十年!教育界更是重灾区。改革开放百业待举,却发现面对国际化现代化的潮流,两眼一抹黑!不懂国际“语言”,不懂国际通用规则,难觅现代化专家学者。

19808月,中国恢复了世界银行合法席位。那时我国外汇储备才几亿美元。经过多方努力,世界银行愿意向中国发放低息贷款,可举国上下找不着对口人才。于是,国家计委、财政部与世界银行合作,在上海宝山办了第一期中国高级干部建设项目管理培训班。有关参训司局级干部不懂英语,只好找上海外语学院的英语文学教授做翻译。结果发现,这些研究莎士比亚专家,英语很好,可是不懂经济。最基本的概念,比如Marginal Utility(边际效用),被翻译成边角余料的用途。学员们莫名其妙,世行官员哭笑不得。

有趣也幸运的是,有人想到了上海铁道学院的彭教授,说他清华经济系毕业的,老大学生,底子深厚,把他请来当翻译准行。不期而至,政治风浪中坚守专业的学者,迎来发挥专长的机遇。

彭教授1986年在华盛顿世界银行经济发展学院讲课

培训班上,彭教授又翻译又讲解,培训效果很好。司局长们大为惊讶,说:“彭教授,没想到文革期间,您把西方先进的经济理论学得这么好,太佩服了!”彭教授赶忙笑道:“西方的东西我坚决不碰!我学的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拿来分析资产阶级经济学,易如反掌。”这些经历文革磨难的幸存者,都会心地笑了。后来,财政部任命彭教授为培训班中方班主任。

世行官员也喜出望外说:“彭教授,您英语好,又是内行,又懂教学,就请您代表世行经济发展学院来讲课吧。”于是,相隔几十年,彭教授又重新教起了经济学!

一个偶然的机会,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先生,来到培训班作报告,发现上海竟有这么优秀的人才,诚恳地说“老彭啊,希望你到我办公室来坐坐”。彭教授觉得汪市长的讲话和仪态,完全不像一般的大干部,而像满腹经纶的大教授,令人钦佩!很快,汪老的秘书真的打来了邀请电话。在汪老办公室,从经济学聊到人生经历,从圣约翰聊到清华,从事业聊到家庭,一个雄才大略思贤若渴,一个学者本色德才兼备,年龄相差十五岁的俩人相见恨晚,成了莫逆之交。

同样慧眼识才的还有世界银行。世行领导看到,无论讲理论还是商务谈判运作,彭教授都胜任有余,于是力邀彭教授做世界银行特约顾问。而那时候,干部是“部门终身所有制”,没有任何个人自主选择的自由,国内调动都极为困难,更何况“国际调动”。世行动用影响力,通过财政部做铁道部的工作,铁道部再做上海铁道学院的工作,三番五次,终于玉成此事。

汪老闻之十分支持;“一定要学好世界银行管理巨额资金的理论和方法,这是我们最缺乏的。钱,现在我们要向他们借,但随着经济发展,我们会有的。但是有了钱,如何管理好钱,将是我们必然遇到的大问题。你到世行要学会怎么管钱,国际金融可是门大学问。”就是到今天,这席话也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国际金融人才的匮乏,仍然严重制约上海恢复国际金融中心的步伐,严重影响国民财富的安全和盈利。汪老远见卓识,胸怀宽广,尊重人才,爱惜人才,于此可见一斑!

就这样,彭教授到华盛顿做世行特约顾问,八十年代中期,被聘为世界银行经济发展学院经济学家,帮我国争取到数笔优惠贷款,为世行在华开拓了业务,赢得了国际声誉,并建立了广泛的国际人脉。

彭教授陪同汪老会见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生

一有机会回上海,汪老就约彭教授见面,学习新知,切磋各种学问。彭教授介绍多位世行同事与汪老见面。每次见面,汪老都虚心请教,做笔记卡片。汪老学识十分渊博,可仍然虚怀若谷,勤奋好学,对各行各业的朋友都不耻下问。彭教授碰到站队表态之类的“时代难题”,也到汪老家里请教。汪老说:“可以不说话,但不要说假话,不要说违心之言。”

彭教授深情地回忆道:“我在高校教了一辈子书,能够认识道涵,并且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相随左右,亦师亦友。汪老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教了我观察社会和为人处事的态度,使我二十多年来的工作、学习、研究,特别是为人之道和治学之道,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由于他的领导和教导,我有幸参加了对上海建设极为重要的建设项目:浦东新区的开发和开放研究,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申办的工作。两件我能倾情投入而又终身难以忘怀的历史事件。”

时光来到1987年,时任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的汪老,给在华盛顿的彭教授打电话:“我们要搞浦东开发,你能不能回来帮我啊?”

彭教授面临人生重大抉择。世行领导已经决定留下彭教授,所付薪水比我国驻美大使还高出数倍。而且,对人才的尊重,对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包括后代的发展,样样都摆在那里。经过多少年担惊受怕,蹉跎岁月,伤痕累累,多少人对世行的工作羡慕不已,求之不得。留在华盛顿还是回上海,那还用说吗?

彭教授回忆道:当时许多人对开发开放浦东有很多顾虑,其中一个顾虑是浦东浦西隔着一条黄浦江,流传的口头禅是“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没有人愿意搬到浦东去。因此我向他提出为什么要开放开发浦东,而不是市区?结果他问我,“你去过伦敦吗?我答去过。问我去过巴黎吗,答去过。去过纽约吗?去过。接着他我问,你看世界上哪一座大都市中间没有一条名河贯穿其中,伦敦的泰晤士河,巴黎的塞纳河,又有哪一座大都市不紧临海洋,而浦东正具备所有这些条件。同时当时国际游资正在找出路、找市场。所以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我听了他的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的议论,感到既兴奋又心存疑虑,甚至想,“我这辈子能看到这幅美丽的画卷吗?”

我也曾想,道涵同志现在已经不是上海的市长了,他干吗还要如此积极地从事这么艰巨的研究呢?在有一次的聊天中我感动地懂得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的胸怀。他说,“在我当上海市长的期间,我上对得起“朝廷”(喻中央政府),每年上海上缴国家财政占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但下对不起“黎民百姓”(喻上海市民)。每天早晨我看到马路上有那么多的煤球炉在生火,到处在烟雾腾腾,那么多的马桶在马路上刷洗,我真感到心痛,上海实在没有多余的资金来改善和发展市民的生活了。现在我退下来了,可以有时间来思考和研究上海的发展了,这种发展不能是小打小闹,而必须是大思路、大手笔,用大抓手。综观世界,思前顾后,只有开发开发浦东最有条件。世界上现在国际经济平稳发展,游资在找出路,中国的开放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浦东的地理位址东临太平洋,背靠长三角,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我们应该抓住这么好的机遇来为上海人民做些实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彭教授信任这位知己的远见和为人,知道汪老多么需要他,上海多么需要他。于是,他毅然选择返回上海!这就是真正的学者本色,君子之风吧?

彭学长回到上海,担任汪老领导的上海市政府浦东开发开放研究小组顾问,充分发挥长期积累的学识和广泛的人脉,调查研究,参与制订浦东开发方案。

那时可谓“一穷二白”,艰苦创业,一波三折。

为了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需要去欧美东南亚考察,可“大上海”拿不出外汇。汪老想方设法请老同事帮忙,筹措了少量美元。大家手头很紧,忙完工作就赶紧回国。

彭教授回忆道:

在汪老领导下,研究小组写了大量的论文,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和论证,逐步地取得了共识。那时对上海的地域发展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浦东与上海市区有黄浦江相隔,交通不便,不如北上开发宝山地区,不如南下开发金山湾地区。所以当时有北上、南下和东进之争。事实证明,道涵的远见证明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

1988年道涵抓住各方面的有利时机,经市委、市府同意,在19885月初于上海西郊宾馆举办了第一届浦东开发开放国际研讨会。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上海市长朱镕基、中国驻世界银行执行董事许乃烱、世界著名建筑家林同炎及许多国际企业家均来参加。彭教授负责邀请了世界银行的高级官员和其他国际组织、跨国大企业代表及国际友人来参加,并请他们到浦东去实地考察。

当时在浦东我们能找到的最高的制高点是一栋12 层的居民楼房,站在屋顶放眼望去一片农田和一栋栋看来难以搬迁的工厂。 世界银行的代表也难免表示“任务艰巨啊!”

因为时机不成熟,精心准备的方案,迟迟不能报到中央。汪老一面耐心等待,一面继续和彭教授等专家完善方案。苍天不负有心人,终于等来了一个恰当的时机。市委关于浦东开发方案,终于交到了小平同志手中。很快,中央就原则批准了!

汪老立刻率领彭教授等专家,创造一切机会,推介宣传浦东开发,招商引资。1989年的风波,差点打断改革开放、开发浦东的进程。西方国家对我国经济制裁,国际经济交往几乎大部停顿。访美期间通过世行的朋友帮忙,彭教授和上海代表团团长两人向美国国会议员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并专程拜访了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议长电话里说“欢迎你们来访,但对不起,今天你们得从国会山后门进来,因为前门有好多记者。”宾主见面,彭教授等向议长表示:“虽然经过那么大风波,但中国政府既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决不会改变。”议长说:“我去过中国,我很同情你们,但现在政治气候不对。暂时没法帮你们开发浦东。”

虽然碰了不少软钉子,然而彭教授等摸清了美国政界虽然表面公开反对中国,但经济界仍然希望和中国进行经济交往,因此他们利用各种民间外交场合,积极推介浦东开发开放方案。

彭教授回忆道:

1989年下半年是我国处于十分困难的时刻,在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经济封的严峻时刻,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的真实情况,如何表明中国的改革开发政策是不变的,这是左右中国发展前途的重大问题,但又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在中央的决策下,上海市委、市府决定举办两个会议:一是与世界银行合作举办“上海经济改革行动研讨会”,另一是“国际企业家上海市长咨询会议”,以向世界说明中国。我都在道涵同志的具体领导下参加了两个会议的策划、筹备和举办工作。前一个会议他要我先以我个人的想法向世界银行的领导口头吹吹风,试探他们的反应,结果效果很好,对方都积极响应。我就以道涵的名义草拟了一封信,向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博基先生书面提出双方联合召开“上海经济改革行动研讨会”的创议。因为他和道涵的私交也很好,博基先生慨然同意。经过多次人员交往商讨,期间我经常来往于上海北京(世界银行驻京代表处)两地,进行沟通,协调观点,确定题目,发言人、参加人员,其中有敏感的观点和题目我都在上海当面或在北京通过长途电话向道涵同志请示,他都不惜时间,和我详细讨论,斟词酌句,既要坚持我们的立场,又要考虑国外的想法,有时我在北京用长途电话晚上打到他家里,一谈要谈上一、二个小时。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的观点要外方接受,确不容易。双方同意后,再由朱镕基市长正式提出。博基先生以世界银行副行长的名义正式同意。会上,道涵同志通过上海市的改革开放,特别是浦东的开发和开放,阐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坚定性,使世界银行和西方国家的来宾相信改革开放是中国的既定国策,是不会改变的。

博基在参观、考察、访问中国后,以世界银行的名义义,写了有关对中国的政治评估报告,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会改变的。如果中国被迫(被西方国家制裁)走回头路(to take a U turn),这对西方将是可怕的灾难。”世界银行的这句断论对当时遏制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制裁起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这件事使我深刻体会到道涵所说的要利用世界银行的影响力为我们服务的深刻含义。

从无人知晓,到众人疑虑、反对,再到浦东成为投资开发热土,艰难曲折,一言难尽啊。就这样,经过十几年艰苦努力,创业者们终于把一个智慧老人的远见,变成宏伟蓝图,上升为国家战略,建成了全球瞩目的浦东新区,恢复了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地位,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版图。

彭教授说到这段往事,平和的声音里,流露出一份喜悦和自豪。是啊,一个学者能够和汪老他们一起做成这件大事,此生足矣。而彭学长,又运用世界银行专家的影响力,参与创造了另一个杰作:申办世博。

在申办世博的过程中,彭学长从美国休假中赶到德国汉诺威介绍上海经济,他以平时积累的经济资料以西方国家喜闻乐见的方式介绍上海,即Shanghai is a city of Service, High-tech, Art, Nature, Globalization, Health, Aspiration, Information, 各词首字母组成shanghai, 此创意得到时任上海市长徐匡迪的大加赞赏:“老彭,你可申请专利”。彭学长笑云,“供上海人民免费使用。”2001年彭运鹗更以陈述人的身份向世博局陈述了上海的经济和社会和申博的预算计划,代表团未提问题一致鼓掌通过。在他的书桌上还放着王岐山和俞正声颁发的申博纪念奖状。

作为汪老的民间外交大使,彭教授还做了很多大事。相册中一张张照片背后,都有动人地故事。在“汪辜会谈”中,汪老创造性地提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使两岸关系迈出突破性的一步。美国对此十分疑惑,派上海副总领事找到彭教授,希望安排驻沪总领事、美国副国务卿和副大使与汪道涵先生会面。彭教授请示汪老后,安排好外滩美国俱乐部一个包间见面。

副总领事带来三位客人,对彭教授说:“三位都交给你了,翻译也请你来。”宾主落座以后,客人毫不客气:“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是不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中华民国?”彭教授心说:这么敏感的问题,这样单刀直入,怎么翻译好呢?还是直译为好,一字不变!汪老明白了客人的问题,也是开门见山,掷地有声:“一个中国是主要的,根本的,两岸均属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你们还不懂吗?就是他说他的,我说我的啊。不涉及承认不承认的问题。”接着汪老向他们解释了“一个中国”的深刻意义,极大的帮助美国政府和社会对中国政策的了解。

今天可以看到,正是“一个中国”的前提,指导着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这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国际友人经常慕名前来请教。时至今日,世界银行每年都会出一本年鉴,中国部分时常要请彭教授过目。前不久,美国商会来人,请彭教授评论他们的一本新书《2020年上海将建设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你的书名就错了,”儒雅斯文的彭教授平和地说:“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就已经是远东唯一的金融中心,远远超过东京,更不要说香港了。改为《2020年上海将会恢复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比较合适。”尖锐而中肯的评论,表明一位真正的学者,对历史事实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关切和信心。对比只是贩卖西方观点的所谓专家,可谓云泥之别。来客震惊之余,沉吟半晌,领悟了这段话的丰富底蕴,十分佩服彭教授的为人、治学和独到的见解,遂邀请他在美国商会年会上作主旨发言。

彭教授2012年在美国商会年会上讲演

夜渐渐深了。望着内心光明精神健旺的彭学长,不由想到“全中国最健康的人”。于是请教健康秘诀。他笑说:“关键在一个平字:心态平和,待人平等,生活平衡。”经历浮世无数沧桑的人,才最懂得平的境界,平衡的可贵。

谈到保健,彭学长立刻想到了世界闻名的清华体育界泰斗教授马约翰(1882-1966)。马老师每年要给全校各系各年级分别讲一次课。1950年马约翰给彭学长那班讲课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马老师穿一套灯笼裤的西服,戴一付蝴蝶领结,在台上边讲边跳,教年轻学子如何锻炼,如何保健。马老师说:“我时常到洗澡房去看你们洗澡,冬天许多同学要用热水冲呀冲,然后就直接跑出洗澡房,这样最容易感冒,因为一热毛孔全张开,容易受冻,应该热水冲好以后,要用冷水突然冲洗,这样长期锻炼,毛孔收缩力就强,今后不易感冒”。

学长饱含深情地说:“此语已时隔64年,犹若昨日,我至今仍身体力行,只是热水换凉水过程改为渐进了。”

“另外,一个人要有兴趣爱好,特别是退休后要有爱好。这样,晚年生活就不会孤独、忧愁,就会很幸福。”他笑言,教书是他长寿的秘诀:“我的爱好就是教书,一走上讲台我就精神焕发。讲课要备课、要钻研,个人的烦恼、不愉快就会忘在脑后。对我而言,教书是一件乐事,我八十二岁的生日就是在课堂上度过的。”

他下周,就要到同济大学给巴黎ENPC大学EMBA班教“克强经济学”。“这些跨国公司的CEO,不太懂得中国特色的思维。比如说,‘稳健’的货币政策,紧缩叫稳健宽松也叫稳健,稳健到底啥意思啊?”彭教授笑说:“我就给他们讲,稳健没有对应的英文单词。CHINADAILY上,官方翻译为Prudential,审慎,精明的意思,并不一定全面反映中文稳健的内容。稳健的货币政策是说,紧缩要适度但不过度,宽松要到位也不能过度,不能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需要审时度势的及时微调啊。”

彭学长喜欢和各种人交朋友,喜欢校友聚会。一次参加浦东开发国际研讨会,和朱镕基市长黄菊副市长在一起,彭学长笑说:“你们是我的父母官,不过校友在一起,不分官民,你们得尊我一声学长。”黄菊说那是那是。朱镕基就问:“老彭,你是那届的?五二届的?那你得尊我一声学长。”大家哈哈大笑。

聆听学长讲述往事,欣欣然不知时光飞逝。

依依话别,走出普普通通的居民小区,浮躁的国际大都市已经安静下来,夜上海仪态万方。而我的脑海里,彭学长讲述的八十三年人生经历,依然不断闪现。那君子之风和学者睿智,令人回味无穷。

(文中部分引用了彭学长的文章和《健康报》采访彭学长的报道。特此说明并致谢。彭学长数次指导修改此文,勤奋严谨的治学作风,令人十分感佩。)

供稿: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 作者:王飚、袁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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