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袁乃驹：1928年生，1947级清华大学化工系系友。研究生毕业后前往北京石油学院任职，参与过新中国核潜艇研发，80年代回到清华化工系任教，曾任化工系副系主任。

袁老与采访学生交流

采访约在袁先生的家中，当我们在约定时间之前到达、在门外等候时，袁先生缓缓地推开门，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去，原本的紧张和不安因为袁先生的亲切而消散了大半。袁先生一头银发，面色红润，精神头很足，他穿着格子衬衫和深色毛衣背心，配上一条黑色长裤，整理得一丝不苟。

我们进门后在桌旁围坐，桌上摞着一叠书，起初我们还以为是袁先生忘记收起来的读物，采访开始后我们才知道这是袁先生为了我们的采访事先准备好的资料，里面留存着数不清的清华回忆，异常珍贵。我不禁为袁先生的认真细致而折服，老一代清华人的踏实严谨果真名不虚传。

袁老用地图向同学介绍昔年清华的校园格局

当年清华何处

袁先生很自豪地表示自己是当年老同学中现在唯一留在学校附近的“老清华”，关于清华大学和化工系的历史，他都能说出个一二。他翻开一份近年的清华地图，上面已经用红笔做好了圈注，老清华园的范围和老化工系的位置都在地图上清晰可见。

解放以前的清华园不足现在的1/3，而且还有一大部分是未利用的绿地，周围都是庄稼地，很荒凉。以大礼堂、古月堂、工字厅、清华学堂为主要教学区域。当时清华工学院有四个系：化工、电机、机械、土木，除此以外还有化学，物理，数学，生物四个系，同时文学院也享誉盛名，有国学四大导师坐镇， 52年院系调整时的一系列举措才使清华的院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老化工系的系馆和宿舍都在如今的水利馆一带，当时还拥有一个独立的系图书馆，而新水利馆所处的地方正是原本的化工原理实验室。令袁先生感到惋惜的是，现在老化工系的痕迹已经完全消失了，我们也只能从袁先生的口中听到当年化工系的点滴。

清华岁月：虽艰苦其犹未悔

袁先生是广州人，即使在北京生活了很多年，还是保留着一点南方口音。

1947年高考，袁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并获得了奖学金：一个月40斤白面。因为家里比较贫困，奖学金几乎就是袁先生所有的财产。当时的食堂每月交30斤白面就能供应一个月的伙食，而一斤白面又能换三斤棒子面，棒子面就是做窝窝头的原料，吃窝窝头才能吃得起其他的菜。到了月底如果还剩些白面，就能打牙祭吃点肉。当年的两座清华食堂是不见一点儿浪费的，现在的我们享受着十多座食堂的便利，更该忆苦思甜，珍惜现在。

解放前，国民党的钞票总是在贬值，而面粉的价值相对稳定，于是清华学生自己办了个面粉银行，把白面存到银行里，要用零钱再按当天的白面价格兑换。袁先生每个月剩下的十斤白面，基本都用来买书和文具了。当时化工系使用的是全英文教材，价格不低，所以每学期用完以后袁先生都会再转手卖出去。

在校期间，袁先生一心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同学们在考试之前都会拜托他帮忙讲题，袁先生也十分乐于帮忙。从学生时代起，袁先生就养成了早睡早起的好习惯，他从不“开夜车”，每天早起都会在旗杆下读读外文看看书，生活一直很规律。这样良好的习惯一直坚持到今天。

袁老用图册向同学介绍清华化工系的历史

清华教育

用袁先生的话说，“当年清华考进来难，毕业更难。”

1947年入学时化工系有50多位同学，1951年毕业时只有35位同学，其中还包括上一届留下来的同学，由于跟不上学业而留级肄业的情况很是常见。

在袁先生看来，清华对学生的要求很“宽松”，体现在必修的学分不多，你可以选择很多你感兴趣的课程，但是每门课的要求都比较高。

当时曹本熹先生是《化工原理》的授课老师，使用的教材是MIT的原版教材，也是全世界第一本化工原理教材，写实验报告、做作业都要用英文。袁先生仍然清晰地记得一次期中考试，从下午2点考到傍晚6点， 120分满分，60分及格，可以翻阅资料，结果却没有一个人超过90分，可见当年课程难度之高。

而在清华校内，公认最让人头疼的科目是物理和力学，“最容易让人挂科留级”，及格线一般都由老师定在20~30分左右，上了50分就已经是顶尖学生，非物理系学生考上50分甚至会被劝转到物理系。那时为了国家的发展将最有天赋的学生安排到合适的位置，前人的不断努力，现在我们才有了这么好的环境，可以选择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学习方向，实在是莫大的幸福。

清华也很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除了完成必修实验以外，实验室是随时开放的，只要你想做实验，就可以随时动手，这对提高学生的独立能力和创新能力非常有帮助。

袁老保存的为曹本熹先生塑像的倡议书

代代传承的清华人

工物馆三楼的曹本熹半身像，是建系50周年之际袁先生亲自撰写募捐倡议书、发动校友一起募捐才得以建成的。

曹本熹教授是袁先生最怀念的老师，袁先生很担心这位为国家、为清华化工系做出巨大贡献的教授会被人遗忘，和我们分享了许多曹本熹先生的故事。曹本熹先生是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在建系之初就作为代系主任管理着化工系大大小小的事物，可谓是老化工系的最重要的奠基人。

1953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国家为了集中学科资源发展能源工业将化工系从清华迁出，建立北京石油学院。曹先生和袁先生一同前往石油学院任职。1959年曹先生被调到核工业部从事核处理研究，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享年68岁。

袁先生也在后来调往四川，从事核潜艇的设计研究。虽然与本专业关系不大，但袁先生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核潜艇方面的专家，著有三本关于核工业的专著。由于当时情况特殊，核潜艇研究属于国家机密，袁先生的书没有署真名。提起这次跨度大的“转行”，袁先生提醒我们：“将来你们从事的工作很有可能和本专业无关，只有基础打得好、善于学习，才能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

侯祥麟先生是袁先生的研究生导师，袁先生曾在《人物》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来纪念他。侯先生1950年从美国回国，是当时中国石油方面最权威的人物，如今化工系与石油系统关系如此密切，与他有莫大的关系。

听着袁先生深情地怀念着一位又一位曾在化工系发光发热、为国家不断贡献的清华人，我们仿佛看到了清华人代代传承的家国情怀。

袁老发表在报纸上的关于侯祥麟先生的回忆录

学霸的思想进步历程

当年一心扑在学业上的袁先生在学校时几乎不参加学生活动，一次偶然的机会让袁先生加入了清华北大联合的中学生课外辅导活动。原以为只是基本学科的知识辅导，没想到是由胡启立（当时的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发起的普及党团知识、鼓励优秀青年入团的活动。在辅导中需要用到大量的党团知识，袁先生自此也开始接触学习党团知识。在胡启立的影响下，袁先生于1948年加入中国共青团。

1948年底，清华园迎来了解放。在解放军到来之时，作为第一个打开学校南大门并走出大门迎接解放军的同学，袁先生亲眼见证了清华园解放的全过程。在整个北平解放之后，袁先生还参加了在前门大街附近由清华师生共同发起的迎接解放军入城活动，并与同学在期间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在这一系列的亲身经历和党组织的影响下，袁先生的思想受到了深刻教育，参加了组织，并且下决心终身为祖国和人民服务。

本科毕业时，由于成绩优异，袁先生被学校分配读研究生（当时称为“教研生，即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学生）。看着身边的同学们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去往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不畏艰难，为能源工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袁先生深受触动，对党领导的先进性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成为了建国以后第一批入党的党员。袁先生在《清华校友通讯》中以一篇长文《影响我一生的那一年》详细记录了这一思想转变的过程。

52年全国推广学习苏联经验，教育部将苏联的教学资料送来清华做翻译。由于缺乏相应专业背景知识，外语学院在翻译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闹了不少类似将“微积分”翻译成“微弱的计算”这样的笑话，于是翻译的任务自然落在了各个专业的老师同学身上。快速学习俄文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袁先生身为当时为数不多的研究生党员，凭着“满腔热血”将这个任务揽了下来，担任速成俄文小组组长，和周光召（当时的物理系研究生，“两弹一星”元勋）等人合作，最终发明了一套速成俄文的方法并编写了《速成俄文读本》。小范围试验初见成效后就开始在全校范围内推广。52年的暑假全校停止工作20天，全部时间投入学习俄文，20天以后，大部分人都能流畅阅读俄文教材。由于对全校的俄文学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校长蒋南翔授予小组成员锦旗，至今校史馆还保留着一张大照片——袁先生和周光召等人拿着锦旗的合影。

袁老为我们的采访认真准备的资料

采访长达两个多小时，88岁的袁先生没有喝一口水，兴致勃勃地和我们分享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袁先生说，他这辈子对国家科学发展没有什么特殊的贡献，但是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就像是铺路石，国家需要就第一个冲上前。无论是速成俄文，从化工专业转向核工业研究，还是从零开始“归纳”化工控制软件，或是第一个将化工热力学、化工动力学、催化原理引入国内，都是为国家的化工行业、核工业所做的基础性工作。正是有了这种基础性的工作，国家才能顺利培养一大批精英人才，为之提供很多宝贵的研究机会。也正是有了像袁先生这样甘于做国家发展铺路石的前辈，才有了今日强盛的中国。

“一个人自己的工作是要考虑的，但也不要忘记给国家做贡献。”袁先生在采访的最后说道。

（采访人：刘伯民、魏娟、江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