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滕藤，1930年4月生，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系，留校任教，担任校团委书记。1957年被派到苏联列宁格勒工学院学习人工放射性物质工艺学。1959年回国后即与汪家鼎和朱永（贝睿）共同组织工程化学系师生从事萃取法提取核燃料钚的工艺和化学研究，该项研究成果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长期担任清华大学化工系党政主要负责人、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1985年调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此后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研究生院院长，国家教委副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委员、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我在清华学习、工作了37年，37年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了，而且正好是我的青年和壮年时期，也就是说，精力最充沛的时期，所以我自己感觉，这是我一生最值得眷恋的时期。”

——滕藤

学生运动中“初识”马克思主义

滕藤学长1946年高中毕业，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了一年书，并在上海的学生运动中得到了锻炼，感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轰轰烈烈”，“尤其清华是全国进步学生向往的地方”，便在1947年与其他18位同学一起重新投考到了清华大学。

说起1947年的清华，滕藤学长仿佛又回到了17岁，兴致勃勃地谈起那段意气风发的岁月。喜欢读书的滕藤学长深受“民粹派”思想的影响，按照学长本人的说法就是“总觉得自己应该为穷苦的老百姓做一点事情”。就这样，学长参加了“识字班”，到清华附近的保福寺农村里教那些失学的孩子小学课程通过这些活动，他逐渐接触了中国社会实际，接触了进步的同学和进步的社会思想，得到了一定的锻炼和帮助。

据滕藤学长所说，对他帮助最大的学生活动就是参加了“戈壁草”读书会。这个读书会是以学习马列主义书籍和了解解放区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情况为主要内容的小团体。当时有两本很著名的书《方生未死之间》和《冀东行》，读后增加了对解放区情况的了解，同时也学习一些毛主席的著作，像《新民主主义论》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等，以及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籍《大众哲学》 、《 政治经济学》 （莱昂节夫著）等等，这个读书会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的同学作为骨干组成的，目的就是通过学习来培养一批学生运动的骨干，培养一些拥护马克思主义的学生。

少年滕藤的思想，既有儒家的影响，也有法家、道家的影响——特别是古代优秀知识分子那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滕藤学长坦言自己当时的思想比较杂乱：“来清华前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但对西方民主主义的著作很感兴趣，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的科学思想以及人本主义的思想对我有一些影响，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以后广为传播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思想让我倍加向往。”

在清华的第二个年头，滕藤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10月底，原本想去解放区接受锻炼的滕藤意外的接到了北京市委的通知——要求身份未暴露的地下党员留在北京迎接解放，于是滕藤便改变计划留在化工系并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学生运动上，以带动清华及周边院校的学生运动。

自此，滕藤学长开始在学生运动的浪潮中系统的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渐在那个清理各种错误思想的知识分子改造的时代中，确立了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北京解放后，学长在工厂中做过一段时间的文教工作，随后回到清华后兼任航空系和化工系的学生党支部书记，负责两系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社会运动较多，所以学生干部的负担比较重。滕藤学长回忆道：“当时我一面学习，一面工作，学习四、五十个小时，工作也有几十个小时，那时候的学生干部一般都休息的比较少。”

1950年12月，滕藤学长调任清华大学团委书记并担任党总支常委——由院系学生工作转向全校团口的工作，这样的转变对于滕藤来说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次难得的锻炼。在这里，滕藤学长遇到了时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的朱镕基学长，这段工作经历让学长收获很多，为以后的路也奠定了基础。

思想工作中感受清华精神

1952年，由于院系调整，包括化工系在内的许多系都分出去成为了独立的学院，当时化工系的骨干力量都成为北京石油学院的骨干，独自留下来的滕藤学长只得被迫放弃专业。院系调整后不久，在1952年秋冬之交，蒋南翔便来到清华大学担任校长。“由于蒋南翔校长过去在清华大学念中文系，对清华的传统、优点和特点都比较了解，跟清华的老教师也很熟悉，所以他有一套自己的办学思想”，滕藤学长感叹蒋南翔校长的思想对清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我作为党委分管学生工作的负责人，深感学校的指导思想明确连贯，因此我的工作开展起来也比较顺利”。

当时清华的学生工作主要依靠学生党员来完成，学生党员肩上的负担很重，对学习也有一定的影响。滕藤学长回忆，蒋南翔校长创造性的提出了设立政治辅导制度的想法——从高年级中选拔政治过硬、业务优秀的同学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第一批政治辅导员便是滕藤学长按照蒋南翔校长的思路从各个系高年级学生中选拔出来的。滕藤学长回忆说：“这批学生无论从当时在校的表现还是从毕业后工作表现来看都是很好的，符合蒋南翔同志针对辅导员讲过的名言——‘年轻时，做做政治思想工作，终生受用无穷’。”

提到蒋南翔校长，滕藤学长便情不自禁的与我们聊起了蒋南翔校长对体育的重视以及马约翰老先生的体育理念。蒋南翔校长曾经指示团委要和体育教研室合作，来管好学生的课外体育活动。“当时的清华体育教研组不夸大的说是全国最好的体育教研组之一，体育部马约翰老先生是著名的体育教育家”，滕藤学长在清华上的第一堂体育课就是马老所授。那堂课上马老对他们讲，体育是一种精神，不光是打打球，更重要的是培养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

当我们问到当时做学生工作有什么困难时，学长便开始感叹自己毕竟是理工科出身，当时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高。在化工系迁出之后，滕藤为了更好的开展学生工作，便自学哲学。就这样，滕藤上午学习哲学知识，下午、晚上开展学生工作，对清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科技殿堂里体味科研生活

1956年中央决定向科学进军，毛泽东主席定下了发展“两弹”的方针，清华当时负责统建原子能工程部分。

经滕藤学长回忆：“当时蒋南翔同志从苏联回来以后，带来了一批苏联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复系的负担重而课程新，为了更好的复系，蒋南翔同志果断将汪家鼎教授从天津大学请来，围绕他搭建了一个初步的班子，并派我赴苏联进修人工放射性物质工艺学专业。”

由于苏联不愿意向中国学生开放核燃料后处理和燃料循环专业，滕藤学长只得转向同位素制造和分离。后来，经学长的争取，其导师终于同意让学长“试一试”核燃料循环和后处理。滕藤学长花费三个月的时间，在投影机前看微缩卡片，将所有美国解密的相关资料看了一遍。长时间恶劣的条件损害了滕藤学长的健康，他的眼睛就是因此而受到损伤。最终，滕藤学长不负众望，找到了更为先进、更为高效的萃取法。与此同时，滕藤学长在异国他乡看到了苏联党存在的组织涣散、思想工作薄弱等问题，他认为：“苏联知识分子思想混乱，西方和修正主义思潮泛滥，其社会主义制度隐藏着很大的危机。”在苏联的后期正值我国大跃进时期，滕藤学长审时度势，决定尽快回国帮助化工系的复系工作。

1960年党委决定让滕藤学长回化工系负责专业工作，并任命汪家鼎教授为系主任，滕藤出任党总支书记、副系主任重建化工系。从1960年到1966年，滕藤学长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科研之中，期间与汪家鼎、朱永贝睿一起，组织核燃料后处理的工业生产研究工作。然而适逢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离，这给科研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不过学长们并未放弃，提出了用萃取法取代苏联的沉淀法，经过近100名师生历经6年的不懈努力，萃取法不断完善，为我国第一颗钚原子弹的制造做出了贡献。

滕藤学长颇为自豪地说道：“在这一时期，我集中精力做了这件事情，这是我在清华或者说六十年代做得最有价值的事情，这个项目得到了周总理和二机部领导的肯定。”

文革逆境中明辨政治方向

提到“文化大革命”，滕藤学长坦言这是他“真正处于逆境，被动挨打”的阶段。据他介绍，清华在“文革”期间，有时候也会让干部做一点业务工作，但总的来说还是在不断的批斗与被批斗的。“好在批斗时同学对我是很保护的，我们那个班学生的支部委员开会说，这老师不能批，你批了他以后，把他的积极性都挫伤了，我们还学什么？”滕藤学长欣慰地描述起那段不平凡的岁月。

说起“文革”中最深刻的记忆，滕藤学长提到了蒋南翔校长一直不肯作“检讨”的事情：“当我们去做蒋南翔同志的工作时，蒋南翔同志对我们说：‘违心的检讨不能做，一个人要忠于原则，是就是，不对就是不对，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

这件事情给了滕藤学长很大的启发，后来他也逐步认识到蒋南翔校长对他的教育和培养最根本的是在这一点上，学长不无感慨的说：“蒋南翔同志在日常工作中有很多指导，实际上很放手，不太管我们，真正最重要的是培养了一个人的党性和人性，也就是一切要从实际出发。”

理论与应用相辅相成

滕藤学长在校期间，一直坚持化学与化工不可分家。“化工系一定要有自己原创性的基础研究，否则很难成为一流学科。化学系可以做很多原创性的东西，而如何将这些原创性的东西转化为生产力就需要化工系来做，所以化学和化工结合在一起好处很大。”但随着学科内容的不断丰富，在滕藤学长离开清华后的第二年，清华便将化学系从化工系分离了出去。滕藤学长提示我们：“工科要结合原创性的研究，用最快的速度将其变成生产力，这是清华的责任。”

滕藤学长虽然已经年逾八旬，但还是保持着学习新知识的习惯，这也使得他在长达两个小时的采访中保持思维活跃、逻辑清晰。他以“互联网+”的概念为例，向我们强调了技术应用的重要性，“有了理论基础还不够，技术得到合理的应用才能做出大成果”。

“东北是共和国的长子，早期重工业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却出现了衰弱的趋势，要如何振兴东北？光种种树、开发旅游等服务业是不够的，我们要思考如何发挥它的优势——重工业。东北有着良好的重工业基础，科技创新才是振兴东北的关键。”

滕藤学长提到了化工系的教师们，赞叹他们科研成果世界一流，但也提醒年轻的教授，要思考如何将科研成果与生产结合，建立微观过程和宏观过程的桥梁，理论真正得到应用才能有真正造福于人类的突破。

重现清华辉煌

1978年，化工系积蓄多年努力完成的核燃料后处理项目成果获得了全国科技大会大奖；滕藤学长也被教育界推荐给工会，在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全国劳动模范。

此后滕藤学长便开始了在清华最顺心的一段生活。他先后担任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主抓教学、科研、研究生等业务工作。从1978年到1984年的6年间，滕藤学长主要做了两件大事——建立研究生院以及恢复理学院。

谈到建立研究生院的经过，曾担任清华研究生院首任院长的滕藤学长介绍说：“研究生院的制度、工作方法、招生和培养等每一件事我都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据了解，滕藤学长还专门加强了国际交流与合作，为取得第一手资料、摸准美国博士生的水平和要求，滕藤学长还曾专门派送研究生赴美深造。

复建理学院是清华人的夙愿，原本在全国享有盛誉的清华理科早已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全部整合到北京大学去了。本着高水平、第一流的定位，滕藤学长从工程物理系、工程化学系、工程力学数学系等相近的学科抽掉了部分优秀的师资力量，与物理、化学基础课教研室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理学院。

此外，滕藤学长还介绍说：“在筹建研究生院和理学院的同时，我对化工系始终没有完全脱离，我的业务工作的基点始终是在化工系，对于化工系的专业发展方向我也做了一点规划和设想——我始终想把技术经济分析搞上去，毕竟工程方面完全没有经济考虑是不行的。”

1984年底，滕藤学长被调至国家科委任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从此他就离开了清华转战各地，但他对清华、对化工系，仍然有着无比的眷恋。

本文整理自滕藤先生《在清华大学学习和工作37年的一些回忆和体验》一文以及同学采访成果。采访人：刘伯民、王佩坚、耿宇昊、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