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寇可新 ^*（1975热能）

我是1972年入学的大学生，那个年代，我能上大学是幸运的。在众多的“战斗在广阔天地”的知识青年中，我能被推荐到清华大学来读书，难道不是幸运吗？

寇可新学长2002年在燃2班入学30周年聚会上。

我是当时的69届初中毕业生，三年的中学生活是1966～1969年度过的，可想而知，我的实际文化程度是小学水平，这样的文化基础怎能读好大学的课程呢。但是，我很幸运，我们清华的老师为我们如此参差不齐的学子们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编写了适合我们的学习教材，使我们顺利完成学业。

我是文革中恢复招生的第二批学员（当时都称工农兵学员），可以说是1970年第一批试点招生后，开始大量招生的第一批。在此之前的1966～1969年大学没有招生。我们这个班，是文革中燃气轮机专业的第一批学生，我们得到了几乎所有老师的精心爱护和培养。按他们后来的话说：“你们当时是我们几年来的第一批学生啊，我们的老师全力以赴来指导这个班。”回想起来，几乎所有的老师都给我们上过课，基础课的老师也都下到小班来讲课。试想，任何一届学生，都不会有我们这样的待遇。这真是我们在那个年代不幸中的有幸。这难道不是幸运的吗！

现在我也到了知天命之年，回忆当年很多事，真是感慨万千。

我们的第一任班主任容文盛，他操一口广东腔的普通话，平易近人。我们每次上课，他都坐到我们的前排，来旁听老师的课，并收集同学的反应；负责“小班生”的学习辅导———像我这样文化基础的我们班有好几个。从代数开始补起，当时，我们叫“吃小灶”，有问必答。我们都知道在某个固定的时间他在哪儿，一教的某教室，或图书馆的第三阅览室的第几张桌子。从来都是老师等学生。天真活泼的我们，只知他很有学问，没有被问倒的问题。听说他是全能运动员———那时他曾亲自指导我们跳高，并亲自示范给我们看；听说他是华侨，建国初期只身回到国内求学；听说他文革前是系领导；我们都很敬佩和尊敬他。但不久后的一场“三个月”运动，使我们的书桌失去了平静。容文盛老师，我们当时接触最多的班主任是“用小说反党的反革命”。他的班主任资格被取消了，他很快成了当时政治运动被批判的对象，不明真相的我们也和教研组的老师们一起参加对他的批判会。后来他被停止了党的组织生活，再后来他被安排在人防施工队接受监督劳动，直至“文革”结束，他才恢复了应有的待遇和工作。他的所谓的“反党”小说被很多人传看和保存。人们说，这是一篇用诙谐的语言描述文革中的很多不正常现象的普通信件，但可称得上文学作品，太精彩了。就是遭受如此待遇的一个老知识分子，一个老党员，他仍然保持了一个对党、对社会、对教育事业的一份赤诚之心，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已退休多年的他，为系里的事情忙碌的身影。

像容老师一样，文革时期发生的不可思议的很多事，让很多老师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是我留校几年后才逐渐知道的。我求学的几年间，为我们精心教学为我们精心教学和辅导的老师们，同时在受着政治运动冲击。给我们当第二任班主任的是倪维斗老师，正是因跟不上当时政治运动的形势，被撤销了教研组主任职务，来到了学生班。他的努力工作，他的积极务实的工作作风，他对学生工作的全身心投入，使我们根本看不出他正经历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与我们在南京汽轮机厂一起，并指导我们毕业设计的温诗铸老师是刚在北京挨完批判后，来到我们班的，但同学们看到的是他乐观诙谐的生活态度、对专业对学术工作的孜孜以求、对学生培养工作的热情负责，大家从内心里敬佩他，尊重他。

当年只给我们讲授了几节叶片机原理课的蒋滋康老师，当时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因为他的口音太重了。但是，留校后的多年工作，使我当年就听说的“蒋老师是我们教研组的全才”的口碑得到了印证，科研工作涉及电子学方面的知识，他就是电子学的行家，需要计算机编程方面的课程，他就为学生开出了数值计算课；需要故障诊断方面的知识，他也是行家，对于电站设计、气动设计、计算机仿真，他都作出了多项科研成果。“没有难倒的问题，没有不钻研的学问”，这是我最深刻的印象。他这样大年龄的老师，对日新月异的计算机语言始终亲自参与编程，是少有的，这也是我们最敬佩蒋先生的原因之一。他的治学和为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话语不多，但为人谦和，不失原则；他治学严谨，从不说大话。他当教研组主任多年，就像做学问那样，制定的政策是严谨的，有的可以用公式来计算。他就是这样一个严谨的人。知识是人生的基石，老师是基石的设计者，我有幸在我的尊敬的老师的教育下学习知识，我又有幸与我的老师们共同工作书写人生。师长们孜孜以求的学风、诲人不倦的师德、严谨求实的精神，永远是激励我努力工作的源泉。

* 作者现任清华大学艺教中心党总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