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张世富^*（1944心理，1946研）*作者为云南省高等教育学会常

务理事，心理学教授。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东南角是我们敬仰的西南联大四烈士墓。在墓园大门的对面有一间西南联大保留至今的教室，是惟一的一间原西南联大保留至今的教室。我每次从西南联大四烈士墓出来时，看到这间教室总引起我深深的思念。

西南联大原教室旧址

那还是1939年的事。这一年秋末，我作为联大心理学专业的新生找到了这间教室，这是联大心理系的办公室。教室的一半是一个小教室，另外一半是心理实验室，这真是一间多功能教室。学生上课和自习；老师自修、实验、开会、办公都在这间教室里。我最难忘的是这间教室中的心理系办公室。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系主任周先庚教授，而且从此，我在这间教室里度过了七年的学习和研究生活。

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心理专业与哲学专业合并在一起成为哲学心理系。但是，当时西南联大都习惯地称之为心理系。这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心理专业的教师全部为清华大学心理系的人员，一些教学用的仪器也是辗转数千里从北京清华大学运来的。

在这间教室里担任心理专业主要课程的是周先生。他讲授普通心理学、心理学史、工业心理学，此外还主讲心理实验和高级心理实验。刚从德国留学归来的敦福堂教授也讲授心理实验课，对德国的完形学派讲解详尽，对德国的诸多心理学派介绍有独到之处。郑沛留先生主讲动物心理学，他的讲授内容十分丰富，极有启发性，让学生能自然地将心理学的一般规律与人的心理活动联系起来。他对动物的生理解剖尤为擅长。曹日昌先生当时是刚留在系里的青年助教，已在系里开课，这在当时的联大称之为教员。他也讲授普通心理学，他的课联系实际，生动活泼，对于探讨人的心理极有启发性。当然，给心理系学生上课的还有西南联大的许多老师，这里所说的几位老师都是在这间简陋的教室里上过课的。这间教室的窗子和屋顶四处吹风，冬天很冷。于是我们便把教室里的椅子（即火腿椅）搬出来，晒着太阳上课。周先生除了担任系里的工作外，还是任课最多的老师。郑沛留先生于1942年即赴美留学，在动物生理解剖方面很有造诣，解放后已是我国培育优良马品种的出色专家。曹日昌先生于1945年赴英留学，他在联大时即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在英国完成学业后于香港大学任教。新中国建立之初即从香港回到北京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在香港时，他动员和组织不少爱国知识分子返回祖国投入革命工作。曹先生回国后，受党组织的委托筹备成立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为此，他倾心尽力，历尽种种困难，最终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心理研究所。曹先生还编写并出版了他的《普通心理学》。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心理学专著。在建国初期，这本专著对心理学的学习与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为新中国心理科学研究基地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外，他还组织和聘请了一大批心理学工作者开展了许多有重大意义的研究，他为新中国心理研究的发展和强大付出了巨大辛劳，功不可没。

我最思念的是周老师在我初进大学时，引导我进入心理科学的大门。在大学毕业后，我考入清华大学理科研究所心理学部读研究生，周先生又是我的导师。整整七年，他对我作了无数次指导讲话。在每次他的指导和意见中，都蕴含着他的智慧、广博的知识与理论深度。

周先生于清华大学毕业后，曾赴美国深造，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专攻实验心理学，也是我国较早研究工业心理学的心理学家。他的心理学理论知识不仅渊博而且有其深入的思考和深刻的看法。从他的每次谈话中都可获得不少知识。

我的研究课题和论文都是在他细心和反复多次指导下才完成的。虽然他身体欠佳，生活劳累，教学与系务工作繁重，但他每次对我的研究提出指导意见时总是那么精神抖擞，滔滔不绝，就好像一位精力充沛的青年人。每一次这样的指导谈话后，我的心情都是复杂的。我感谢他对我不知疲倦的精心指教，让我从中获益不少。

他爱他的学生，关心他们的成长。在昆明期间，在他的教育和培养下，曹日昌留学英国回国后，为我国心理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李家治学长从昆明赴美留学，回国后在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任研究员。他是研究人工智能颇享盛名的专家，也是在这个领域最早开展研究的知名专家。彭瑞祥学长在心理研究所是研究感知方面有成就的研究员。林宗基学长在昆明考取留法公费生，回国后在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任心理学教授。同级学友李宗蕖在上海师范大学主讲儿童文学，他的讲授将心理学与儿童文联系起来，很有造诣。我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周先生为我在美国纽约大学申请到入学许可及奖学金，但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

在读研究生期间，他对我严格要求，反复教导我要下功夫打基础，他常说这是清华的精神。这也就是说，基础越坚实，研究才自如。我牢记导师的教诲，因此，在近二十多年来，在从事教育心理和跨文化心理的研究中，我的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我三次应邀赴美国参加国际心理研讨会，一次赴澳大利亚参加国际心理学大会，一次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到台湾参加国际心理学研讨会。此外，我还担任了中国社会心理学常务理事和民族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八十年代初，我在全国社会心理学大会做了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专题报告。周先生坐在第一排的位子上十分专注于我的发言。我讲完后，他来向我表示祝贺，并且连连点头说： “好！好！可以再做下去。”二十多年来，我每次去北京开会都要去北大燕东园看望他，每次都长谈很晚。一次，我们的谈话从上午十点一直谈到次日凌晨两点，两人竟忘了吃饭，后来只买到两个麻花充饥。在谈话中，周先生关心我的跨文化心理研究，一再说这项研究很有意义。

我于2002年底终于完成了我对西双版纳四个民族的跨文化心理的调查研究，并写成了论文《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四个民族的二十年跨文化心理研究》。这是周先生生前多次鼓励我做的研究项目。论文现已在我国心理学权威性学术刊物《心理学报》发表。在完成了我的愿望后，我又一次走过这间教室，周先生讲课的声音、面貌动作，特别是对我多次孜孜不倦指导的讲话都历历在目，宛如昨天发生的一样。

我以完成我二十年的研究告慰我的老师先庚先生在天之灵。

* 作者为云南省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心理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