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高 杰（1978级，工物）

1978年夏的一天，父亲兴奋地从传达室取回了我的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从这天起，我就像跳上了一条快速向前运行的传送带，身不由己地远离了高考前的时代。还记得当年选择报考专业时的情形，在清华大学的专业中，有加速器物理与技术专业。与父母商量后认为这个专业与李政道先生从事的物理研究领域有些关系，至于什么关系，当时并不太清楚。

高杰学长

到清华报到的那天，我和父亲从大门走到工程物理系学生宿舍楼13号楼用了二十多分钟。清华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字：大。开学后的第一次大会，是听学校领导何东昌老师的报告。何老师列举了大量校友的例子，鼓励我们要努力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清华后的第一堂体育课是跑步。体育老师带着我们跑出了校园，经过田野，到达了终点圆明园。大家自己看，静静地看，仔细地看。 回来的路上，大家都没什么话。这是我到清华后的又一堂政治课。

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加速器专业的学生，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和对知识的渴望就像炽热的沙漠渴望吸收水份一样。通过晨读、上课、食堂、体育场、晚自习这些简单的周期重复，同学们的基础和专业知识在不断增长。晚饭后校音乐室播放的古典交响乐就像维生素补充着同学们的精神营养，而晚上的各种学术讲座，使同学们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更加深远。

五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到了拿上猎枪试着自己猎取食物的毕业论文阶段。林老师和童老师把我和另外一位同学推荐到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我与高能所的缘分就从这时候开始了。高能所的指导老师因为在湖北还有新型直线加速器的加工任务，给我和另外一个同学介绍了一下微波测量仪器，留下一张任务书和一大堆英文期刊就匆匆出差了。那个情形简直就像海军陆战队学员被教官扔在大海中的一个荒岛上，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了三个月，我慢慢感觉到了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乐趣。三个月后，毕业论文顺利完成了，那些吻合得相当好的理论和实验数据曲线是我们独立打到的第一只猎物。

毕业后我顺利考上了本专业的研究生，校徽底色也从白变粉了，有点晋升军衔的感觉。研究生阶段比上大学时有了更多自己的时间。哲学成了我的主要业余爱好。从黑格尔的大、小逻辑到列宁的哲学笔记，从黑格尔讨论的“有”、“无”这样基本的哲学问题到波普讨论的科学哲学问题，无一不强烈地吸引着我， 我也从中受益匪浅。在那段时间里，还对围棋产生了兴趣。围棋吸引我的原因是它充满了具有哲理的概念。这些概念在我后来的科学研究中，无论在战略或战术上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的硕士论文是关于产生亚微米Ga离子束的四电极静电透镜系统。三年的学习和研究进展顺利。由于理论设计合理，实验条件具备，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有力支持，在导师的指导下，我们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得到了亚微米Ｇａ离子束。从上大学到研究生毕业， 在清华已经呆了八年了， 此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那就是飞出清华园的时候到了。尽管离开清华就意味着失去校徽底色从粉变红的机会，意味着远离我心爱的清华图书馆、游泳池、露天滑冰场和大礼堂，但这不足以改变我的决定。在学校我总有一种在后方的感觉。

通过考试我于1986年6月考取了中科院高能所谢家麟先生的博士生。身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第一任首席设计师和工程总经理的谢先生，是解放初历尽曲折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回到祖国的老一辈科学家。

谢先生给我的博士论文工作是用于北京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微波电子枪的理论与实验研究。在1986年基于直线加速器的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世界上只有美国的实验搞成功了。里根时代的“星球大战”计划中的天基武器之一就是当时只有美国掌握的基于直线加速器的自由电子激光器。我的研究工作的起点就是从谢先生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直线加速器中心访问带回来的一张草图开始的。几个月过后，工作有了很大进展，这与谢先生制定的正确技术路线有很大关系。在实验方面，谢先生强调的把东西做出来是最重要的观点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的研究工作除了理论设计，就是画图纸，跑材料，找工厂，出差，联系合作伙伴，安装， 实验，失败，再实验，再失败，再实验……

由于工作进展迅速，加上谢先生的信誉，高能所的北京自由电子激光项目终于被国家定为863项目。对我来说立项之后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过去由于经费不足东拼西凑的元件现在可以根据要求设计加工了。两年多过去了，实验装置有了模样。

一天，谢先生领着一对法国夫妇来室里参观。被告知那位先生是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直线加速器研究所的所长后，我给他们介绍了整个装置和实验结果。临别前，所长对我说：你毕业后可以到法国来。几个月后该所的加速器物理室的室主任也来参观了。听完我的解说，他认定我在美国呆过。我的英文水平显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很快我就收到了法方的邀请信。这时离我的博士论文答辩还有三四个月。那时候，我的身体不好，由于长期从事辐射试验受射线的影响，我的白血球降到了两千，人感到很疲劳。但这又是一个很好的机遇，跟夫人商量后还是决定去。

1989年4月，我作为访问学者来到了巴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直线加速器研究所。由于刚到一个新地方，一切都需要适应，几个月后，当感到进展不大的时候， 心里有些急躁。一天， 在咖啡厅跟室主任表露了这种心情。他满不在乎地说， 我们是在做科学。仔细琢磨一下这句话，我悟出了一些道理：只有在安静的环境和平静的心态下精神才会集中，集中的精神才会有穿透力。从那以后，我能用一种平静的心态学习、研究、思考。到法国后我的研究工作更多地集中在加速器物理理论上。加速器物理当中的那些具体而特殊的物理问题是普遍适用的物理学在加速器中的具体反映。每当解决了一个加速器物理当中的具体而特殊的问题，我对物理学本身都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

与此同时，国内高能所同意我将博士阶段学习转到法国巴黎ＸＩ大学加速器物理与技术专业，并于1992年获博士学位，1996年获大博士学位（相当于过去的法国国家博士）。

1996年夏，经北京大学陈佳洱校长的推荐，我收到了李政道教授的邀请信， 到位于北京中关村的中国高等科学与技术中心，做为期三天的关于未来高能正负电子直线对撞机的讲座报告。回想当年选择专业时李先生的名字所起的作用， 收到李先生的邀请我当然感到非常高兴，同时这又是我第一次为国服务的机会。报告会的第一天，当我看到谢先生和陈校长骑着他们的旧自行车赶到会场时，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在教育部、驻法教育处、甘肃省及兰州大学等部门与单位的协调组织下， 我与其他二十几位博士于1997年夏参加了留法学者参加西部建设小组的活动。这次久违了的集体活动勾起了我很多关于校园生活的回忆。在甘肃我们考查了个别贫困地区，对中国的国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由于国家对西部发展战略的高度重视，我们的对口合作研究项目得到了国家的支持，海外学者也因此找到了为国服务的有效途径。

我认为出国留学是邓小平先生种下的一棵大树，今天到了收获的季节了。我是全法华人科技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尽力促进在法华人科技工作者和国内科技单位的联系，多次通过政协对国家建设的有关方面提出建议，努力为国服务。

2003年初的一天， 我收到了全国政协关于列席于3月3日至14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第十届一次会议的邀请。在人民大会堂的开幕式上，当国歌奏响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到对祖国的责任。

出国学习是必须的，而回国服务更是必然的。我的导师谢先生是五十年代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学成回国的。他曾对我说，呆在国外是“锦上添花”，回国服务是“雪中送炭”。多年来，谢先生回国服务，报效祖国的人生经历一直是我的学习榜样，同时，也符合我的人生价值观。正是拥有这种对国家的责任意识，2005年1月我作为中国科学院“海外杰出人才”引进计划（百人计划）离开了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回到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中国人事部批准的回国定居专家），投身于中国的大科学项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二期改造工程（BEPC—II）及国际直线对撞机（ILC）的国际合作当中去，并得到2005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临行前，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教育处和全法中国科技工作者协会为我举行了欢送会。中国驻法教育处的白参赞和科技处的王公参对我的顺利回国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这些都使我终生难忘。

回国后，无论在生活或工作方面都得到了家人、朋友、同事、组织和领导等多方面的关心和帮助，感受到小家和大家的温暖。在全国政协及中国致公党党中央领导的关心下，我于2005年5月加入了中国致公党，实现了以组织的形式爱国、报国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