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宽慰和遗憾

2008-09-26 |

程法伋(1946外文)

2005年是昆明“一二·一”运动60周年,也是联大剧艺社诞生60周年。六十年是一个“甲子”,它涵盖了人的整个一生。当年的小青年如今健在的都已或将进入耄耋之年,垂垂老矣。

解放后我第一次参加纪念活动是在1950年,那时我还在上海,上海团市委和解放日报社召开了小型座谈会,纪念“一二·九”运动15周年和“一二·一”运动5周年,被邀与会的有几位“一二·九”运动老战士,还有“一二·一”运动参加者谭正儒和我。会上我讲了“一二·一”运动的经过和感想,后来发表在报上,这是解放初期我参加的唯一一次纪念“一二·一”运动的会。

1955年是“一二·一”运动10周年,这个日子当时似已被人遗忘。那年全国都在开展声势浩大的反胡风和肃反运动,那时我已调到北京,我是运动中的重点,受到了冲击和审查,整天忙于写交代和检讨材料,而我写的材料主要也就是“一二·一”运动、学生自治会、西南联大、文艺社、剧艺社,等等,这也算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纪念吧!

从那以后,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急剧变化。反右,反右,再反右,直到“文革”十年动乱。当年在昆明地下领导“一二·一”运动的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同志,50年代便被扣上种种反党和右倾的罪名,“文革”中又被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关进牛棚。当年在联大地下领导党支部、“民青”和“一二·一”运动的袁永熙同志,反右时便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受尽凌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别的人我这里不必再一一提名了。但更为严重的是,整个云南地下党被诬蔑为“国共合作”的党,省工委、边区党委委员被诬蔑为“叛徒、特务嫌疑”,“边纵”武装被诬蔑为“地霸、土匪”武装。在这阴霾蔽天、黑云压城的日子里,不言而喻,“一二·一”运动成了问题,有谁还会提到纪念它呢?

物极必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局势终于发生了巨大变化。198012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纪念“一二·九”运动45周年和“一二·一”运动35周年的大会。这是解放三十年后第一次举行这样规模的纪念大会,它实际上是一次为“一二·九”和“一二·一”运动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一次大会。多年不见、不知生死的昔日战友们重新聚会在一起,拥抱在一起,人民大会堂内洋溢着一片热烈、沸腾的欢笑声。新成立的由当年“一二·一”战士带头组成的老同学合唱团第一次在大会堂演唱了“一二·一”运动时期的歌曲,歌声雄壮嘹亮,唱出了昔日的战斗豪情。这次大会可以说是历史的转折点、分水岭。

从这以后,在北京和昆明相继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如1985年两地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50周年和“一二·一”运动40周年;1995年在北京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60周年和“一二·一”运动50周年,在昆明举行纪念“一二·一”运动50周年暨西南联大建校57周年。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大会上,胡锦涛同志讲了话,当年“一二·九”和“一二·一”战士都被邀请坐上主席台,接受首都青年的献花;晚上又在保利剧院由首都高校学生为当年老战士演出了文艺节目,党和政府给予他们崇高的荣誉,这对他们是莫大的宽慰。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以后的二三十年间,广泛深入、踏踏实实地展开了搜集和研究“一二·一”运动和与此相关课题的工作。这项工作以昆明为主力,北京积极配合,这是改革开放新时代重新认识和正确评价“一二·一”运动的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正好在此时,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开始成立,原来剧艺社的朋友们也开始重新聚会,他们原先大多是“一二·一”运动的骨干和积极分子,此时不少人已到离退休年龄,也就踊跃地参加到这些工作中去。我粗略回忆: 1.协助昆明编写《一二·一运动史》和《一二·一运动史料汇编》;2.校友会委托萧萩、张源潜集合各方力量编写《西南联大校史》,并出版《笳吹弦诵在春城》、《笳吹弦诵情弥切》、《云南文史资料选辑(34)》等回忆文集;3.编写北大、清华和联大剧艺社的社史或回忆文章;4.协助有关方面举办闻一多先生学术年会和各种纪念会,出版有关书刊,多次参与讨论和研究如何在影视和戏剧中表现先生光辉的一生;5.和老同学合唱团一起参加多次文艺活动,1985年演出的诗歌联唱《理想之歌》,2002年为西南联大建校65周年演出了《西南联大赞歌》。还举行了几次大联欢和“一二·一”运动、“五·二○”运动纪念会等。

仅从这些,便可知包括剧艺社社友在内的“一二·一”战士和西南联大的校友们在这二十几年时间里所做出的卓有成效的贡献,这是最切实有力的工作,是对“一二·一”运动的最好纪念,这是值得剧艺社朋友们自豪的。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剧艺社聚会是那样的红火,那样连续不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遗憾的是,我在1978年得了直肠癌,接着做手术、放疗、化疗等等,此后基本上是在家养病,所以,剧艺社聚会和活动我参加不多,有时也去参加,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不管做得如何,也不论成败与否,在精神上对我是莫大的安慰。剧艺社聚会和相关活动成了我养病治病的精神支柱,如果没有上面提到的一系列活动,我真不知道这二十几年的养病生涯会怎样挨过。借此机会,我感谢大家了。

(选自《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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