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党建武:难以忘怀的七年校园生活

2008-10-23 |

党建武(1977级计算机)

  作为恢复高考所录取的第一届大学生,我于19783月荣幸地进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控7班就读。本科毕业后,接着在计算机应用专业读了3年硕士研究生。在清华的校园度过了近7年的人生。虽然离开清华的校园生活已经将近24年了,但是许多熟悉的面孔,许多难忘的往事依旧历历在目。

  在文革的疯狂年代里,许多人失去了进大学的机会。文革结束后,1977年大约10届高中毕业生一起参加高考。我们班的同学有从农村来的,有从工厂来的,有从部队来的,也有极少数是应届毕业生,大家有着极为不同的经历。班上同学的年龄差最大是13岁,年龄最小的叫最大的为叔叔阿姨也一点不过分。我当时22岁是班上的平均年龄,从陕西农村来的,高中毕业后在农村干了4年半,上大学前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一到清华就被指定班长。我心里一直犯嘀咕,山沟里长大的孩子连普通话都讲不好,说话有人听吗。我的大学生活就在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下开始了。

  那时候政治学习多,每周都要开班会。作为班长总得在大家面前讲些话,浓厚的陕西腔普通话经常引起大家的笑声。可以感受到,那些笑声充满了善意和鼓励。我听有人说过,在大学里农村孩子被人瞧不起,会受欺负。在清华我经常以农村人为荣,从来没受到歧视。也许是因为我们这一批人大部分都有丰富的社会经历特别是上山下乡的经历,懂得互相尊重。我自己虽然有生产大队干部的经历,但一直生长在农村,是个土包子,对城市生活几乎一无所知。很庆幸的是我有一个温暖的集体,有一帮喜欢助人为乐的同学。我记得我的袜子破了,同屋的莫少敏同学帮我缝补。因为在农村针线活都是女性干的,所以他的手艺让我很感动。据说缝补的手艺是他上山下乡时学的。同班同学中难以忘怀的是毛斌同学。那时我的家庭条件很差,没有富裕的钱去享受业余文化生活。他经常买好电影票拉着我去看电影。特别是他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很有独到之处,对我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的形成起过很大的影响。记忆犹新的一件小事是我刚进清华不久,看到校园里那么多的地空着,有的只种些草直心痛。就跟毛斌说,这些地太可惜了,要是都种上庄稼就好了。他耐心地给我讲城市里这么多人没有足够的活动空间,没有充分的绿化环境是不行的,告诉我思想不能停留在小农经济的水平上。毕业后开始几年跟毛斌见过几次面,后来他就跟我们大家失去了联系。这使得我更加怀念跟他在一起的日子。

  虽然一个班的同学阅历有很大的差别,但能互相包容,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大家的集体观念很强,班里有活动,一起动脑筋共同想办法。我们班真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回想起来,77级刚入学时,开始所有的班级都出早操。从第2学期起全校就剩我们一个班出早操了。那时我班的体育委员是李江,他要求非常严格,早操的迟到时间按秒计算。女同学们大都来不及洗漱,她们就先出早操后洗漱。我们班的早操就这样坚持了一年半。后来,计算机系因为组建程序专业77级而重新整合班级。离开老控7的同学,即使女同学谈起那段自我约束式的半军事化生活都很留恋。

  1980年暑假,本科新生进校要选拔学生政治辅导员,可能是我的党龄比较长的原因,我被选拔为80级的辅导员,据说当时那一批全校仅抽调了6名半脱产学生担任辅导员。我被指定负责计01班和计02班,杨士强老师负责程01班和程02班。当时的学生组长是张风昌老师。我在他们的帮助下开始了既当学生又当先生的生活,帮助学生解决了很多学习、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当时正值文革后拨乱反正的黄金时代,政治气氛开始宽松。在这种大气候下,老师和学生的思想非常活跃。大家一起探索中国社会的未来和去向。那时,北京有西单民主墙,海淀区开始民主选举区人民代表,校内民主选举学生会主席,真是忙得不亦乐乎。我们计算机系首先拉开了清华大学民主选举学生会主席的战幕。当时拥立的学生会主席候选人是计7班的张羡毓和程7班的楼继伟。张羡毓是半脱产学生辅导员,时任学生会主席。在一般人眼里,张羡毓有些官方背景,应该顺利当选。候选人和各自的选举团队走访各个班级,拉选票,争取支持。我们举办过好几次候选人的辩论会。同学们的选举热情和竞选的热闹场面不亚于美国的总统选举。后来,选情越来越火爆,同学中渐渐出现了对立的局面。这时系领导要求班主任和辅导员出面进行引导,以免学生之间产生对立。记得当时给计01班的学生开会时班主任王克宏老师讲了一席话。大意是现在选举气氛很狂热,我们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很担心,因为我们不希望中国再次出现文革那样的动乱。这一席话应当说是反映了那一代人的真实想法。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选情逐渐平稳,最后张羡毓当选了计算机系的学生会主席。接着,学校学生会主席的竞选开始了。也确实出现过人身攻击的大字报,真有些文革的火药味儿。最后,还是原学生会主席林炎志当选了。现在仔细回想一下当时学生们的认真态度和气氛,总体是很好的,可以说我们经历了一场民主的洗礼。大家称那段时期为政治的春天

  那时候,大家都认真思考国家大事,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当时我作为计算机系的团委副书记、组织委员思考着怎么样能做些大事。看到新入学的学生基本都有团员的称号,但有些人的素质并不高,我提出对团员进行重新登记。这个意见反映到了学校领导。当时艾知生副校长找我谈话。他肯定了我的想法没有错,同时告诉我,你的办法不可行。他语重心长地说,清华大学在中国的地位很特殊,如果我们进行团员重新登记,别的大学以为是中央的指示,有可能引发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任何重大的举动,不仅要考虑清华而且要考虑全国的反应。艾副校长精辟的分析折服了我。他后来担任了国家广播电视部部长。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员出身的不少。也许可以说,这与他们学生时代有这种熏陶和锤炼是分不开的。

  我在清华担任了3年的半脱产辅导员,大学的后两年和研究生的第一年。当时报考研究生时,我还是半脱产学生辅导员。不少人认为半脱产辅导员在校内招生中会受到优惠。特别是我担任辅导员的80级同学注视着有关动向。幸运的是我的考试总分名列前茅,不需要任何优待,所以赢得了同学们的尊重。不幸的是政治试卷的考分差点不及格,大家后来还经常拿这个话题开玩笑。我的半脱产辅导员工作就在这样轻松的气氛中顺利地完成了。

  1984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去天津大学计算机系工作了3年多。1988年去日本留学,现在日本国立北陆先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JAIST教授。计算机系77级同学中在日本大学教授的还有程京德和李亚民,程京德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去日本留学、也是第一个做教授的中国人,他们两位分别是埼玉大学和法正大学的教授。另外,同班同学何中为也在日本工作。程京德、何中为和我都是老控7班的,刚入学时同住一屋。我们经常找机会在一起聚聚,话题自然离不开我们的大学生活,离不开清华。

  在清华7年的学习生活,不仅给我们打下了雄厚的工作研究基础,也赋予了我们严谨治学、自强不息的精神。更重要的是清华同学们的互相包容,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精神塑造了我们坚韧自信的人格。

  我的老上司,日本国立信息学研究所副所长东仓洋一先生访问过清华后跟我说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能干,因为清华的人都能干。也许这就是外人给我们清华人的评价。

2008818

党建武,1956年生,陕西合阳县人。19783月入计算机系控7班就读,1982年毕业后继续读研,1984年获硕士学位,到天津大学计算机系任教。1988年赴日留学,1992年日本国立静冈大学获博士学位,到日本国际电气通信基础技术研究所任主任研究员。19981999年年加拿大滑铁卢大学访问学者,20022003年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语音通信研究所任一级科学家,现在日本国立北陆先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JAIST)任教。

来源:《历久弥新——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50年回忆与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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