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陆国柱*（1967电子）

我毕业离开清华园已经四十年了，但是清华园的生活却依然历历在目。这里的老师是我的楷模，这里的同学是我的榜样。清华情结伴随着我的一生，使人奋进。现在简略回忆几件小事，以纪念毕业四十周年。

一、 良 师

能在清华大学学习，真是人生的一大幸事。优美的校园，精良的实验设备，特别是拥有一批高素质的老师。

我于1961年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生活极其困难，连饭都吃不饱。在国际上前苏联突然撕毁协议，撤走专家，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一直实行经济和技术封锁。我们的老师在一无资料、二无图纸的艰苦条件下，仍然勇攀科学高峰，为国争光，为民族争光。教我们“真空技术”课程的查良镇老师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这时研制成功了6104质谱探漏仪，在主要性能指标方面赶上和超过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国内空白，代替了进口产品，并且获得了全国科技发明奖和国家新产品一等奖，还提出了用于检漏灵敏度的校准方法。这种设备在我毕业之后很多年仍然处于领先地位。老师们的艰苦奋斗，勇于拼搏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励我们学生奋发图强。查良镇、何炜、吴佑寿、陆家和、陆大、殷志强、马祖耀、申功运、承欢……在科学领域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们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品质高尚，都是我的良师，学习的楷模。

二、 泳 友

我被原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李传信先生称为泳友，感到无比荣幸。

在我念书期间，李传信先生没有担任过我的课程教学，他是我们的系主任兼总支书记，经常在全系学生大会上作报告、宣讲文件，我才得以认识我们系的最高领导，但他并不认识我。

在1968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冲击到每个角落，这是一段非常特殊的年代。各校、系领导一夜之间全被“打倒”，把他们称为“黑帮”、“走资派”，勒令他们去劳动改造，隔离审查，尊敬的李传信老师当然也不能幸免。

虽然是在这样的非常时期，清华园还是保持着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牢记着“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信念。每天到下午四点半钟，当全校的广播喇叭响起的时候，老师和学生们都放下手头的工作，走出实验室、图书馆、教室到操场去锻炼，校园顿时欢腾起来。

当时我经常从东区跑步到西区荷花池旁边的游泳池去游泳，荷花池就是朱自清先生在《荷塘月色》一文中描写的荷塘。这段路大约要跑20分钟，边跑边作准备运动，然后跳到游泳池游三圈，再跑回东区八饭厅，吃完饭后去上晚自习。当时没有人要求你去干什么事，但每一个清华人都自觉地不虚度年华。

一天，当我跑到荷花池时，看到李传信先生迈着坚定的步伐从西边向游泳池跑去。我们正好打照面，眼前的李先生完全看不出被“打倒”后的阴影，而是使我感受到充满信心的人格魅力。出于礼貌我首先向李先生问候（当时一般人还不敢和“黑帮”、“走资派”说话，他们也自觉地不和别人来往）。李先生也问我是哪个专业、哪个班的。这时我才算被李先生认识了。也是缘份吧！一连几天每当我跑到与头天大致相同的地点时，我们正好见面，一起去游泳，一来二去，我们就熟悉了。

一转眼十多年过去了，“四人帮”被打倒了，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李先生从原系主任升为校党委书记。在一次全国性的科学会议上，李先生坐在主席台上，身体是那么健康、精神是那么饱满。我很高兴地走过去致以学生对师长的问候。我还问李先生认识我不，李先生也很高兴地说：“怎么不认识呢，你是我的泳友嘛。”多么亲切又有意义的称呼啊！以后我们在一些会议上还见过几次面，都以泳友相称。前两年，李先生到沈阳视察工作，召见了无线电系6—9字班在沈阳工作的清华学子。有省电子局局长倪凤芳，是6字班半导体专业的，还有省人大副主任、将军、总工、教授、研究员共十多人，因为名单不在身边，名字就写不准确了。我们为李先生接风，汇报我们学习和工作的情况。李先生品尝着香槟酒，似乎看到他30多年前栽种的小树，现在已经成为了国家栋梁之材，感到无比欣慰。

三、 学 长

吴邦国副总理是我的学长，他也是无线电电子学系电真空专业的学生，和我同专业比我高一年级，是6字班的（应该1966年毕业），担任9字班的政治辅导员。政治辅导员是学校选派品学兼优的高年级学生作为低年级学生的学习榜样，并去帮助低年级学生解决学习、思想、生活中出现的问题。由学生担任政治辅导员恐怕也是清华所特有的创举。

众所周知，清华高考录取分数线很高，考入清华的很多各省的高考状元，自然也可以算是学习优秀者。但进校以后以清华的高水准去要求，要被称得上成绩优秀就不容易了。清华的考核制度是很严格的，淘汰率很高，在我们的同学中也有留级、退学、补考的。学校还规定，学生干部必须成绩优秀，没有三分（相当于百分制的60—79分），偶尔有一二次三分还勉强当着，如果有一门不及格，那么学生干部立即就当不成了。

我和吴邦国学长认识是在校时，我们都是学生干部。有时一起在九号楼二楼的系办公室开会前后，偶尔说说话。后来到1967年“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号召大串联，坐火车不要钱，我们又一起到了安徽合肥、芜湖。在合肥我们住在工商联会办公楼的三楼，在芜湖时住在芜湖卫校的实验室里，当然都有床和被，接待是免费的。有一天吴邦国约我到他家去，我才知道他家在肥东。他还到了南京、上海。回到北京以后，我们还一起在二校门、东主楼等处照了一些照片。

吴邦国虽然只比我大一些，可处处都像大哥哥那样，上车主动为大家买票，吃饭先叫我们找座，他去排队付款买饭，然后端过来。我们和他在一起就如同亲人一样，感到轻松和温馨，有一种安全感。

* 作者为沈阳真空技术研究所教授级高工，《真空》杂志社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