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魁 (1964)
大礼堂,圆顶、红墙、铜门,门前四根汉白玉大石柱,两根高大的旗杆,对于清华人来说,那是坚定、朴实、不屈不挠的象征。我最后一次进入大礼堂是1964年8月15日下午,在这里隆重地举行了我们1964届毕业生的毕业典礼。毕业后,虽然多次回清华,但是一直没再进过大礼堂。将近40年后的2003年1月14日下午,我又一次进入了大礼堂,这次是作为家长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
大礼堂依旧高大宽敞,十分庄严宏伟。只是在正面高处装嵌着的巨大红五星又换回了清华老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墙壁上改装了窗户,比起40年前显得更加明亮。
回想起在校时,在大礼堂我们听过无数次报告,在大礼堂我们看过无数次演出。它伴随着我们这一代清华人的学习生活,也伴随着我们人生的征程,使人终生难忘。
1958年12月,校文工团在这里演出了雕塑剧《劳动赞》、大合唱《半工半读就是好》、歌曲《周总理来到清华园》,在清华引起轰动。
1959年,话剧队演出了《清华园的早晨》,更是盛况空前。剧中那熟悉的校园,火热的生活,打动了每一位观众的心。演“老铁”的胡泊人人皆知,“老铁”也就成了对他的称呼。当然同学们更喜欢他朗诵的小品,当他那宏亮的声音响彻大礼堂时,总是赢得阵阵掌声。
1959年11月,在这里观看了大师梅兰芳来校演出的京剧《宇宙锋》,大礼堂被挤得满满的,他那精湛的艺术令人折服。
1960年7月15日,首次征服珠穆朗玛峰的英雄史占春、贡布、刘连满等来校,在这里作报告,登山英雄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激励着我们攀登学习高峰。在这里,我们还看过陈镜开等优秀举重运动员的举重表演赛。
1962年12月9日,学生会、团委隆重地举行了 “‘一二·九’在清华”校史报告会,举办了革命诗歌朗诵会,文工团话剧队演出了大型历史剧《最后的一幕》。
1963年4月举行了“向雷锋同志学习”诗歌朗诵比赛,同学们朗诵了报刊上发表的和自己创作的歌颂雷锋的诗歌,还请来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演员在会上作了精彩的演唱。9月1日,诗刊社、北京话剧团等在大礼堂举行了一次精彩的诗歌朗诵会,殷之光、王心刚、王晓棠、杨启天、苏民、曹伯荣等20多位演员参加了朗诵会,诗刊社苏洛、闻山等领导也到会指导。这一年话剧队演的《年青的一代》,场场爆满。
1964年5月4日上午,在这里我们听了我从小就崇拜的中国“保尔”、《把一切献给党》一书的作者吴运铎作的报告,革命前辈们不怕艰苦、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为党工作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他勉励我们“即便是一把泥土,只要铺在通往真理的大道上,让自己的同志大踏步地冲过去,也是最大的幸福”(为毕业班无402班的题词)。
在这里,我们还看过激励我们成长的《铁窗烈火》、《党的女儿》、《永不消失的电波》、《狼牙山五壮士》、《青春之歌》、《以革命的名义》、《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雷锋》、《英雄儿女》等优秀电影。
更难忘的是,我们自动控制系406班,在大礼堂两次接受学校授勋:校务委员会在1963年 “五四”青年节,授予我们班为“树立共产主义思想,坚持四好方向”的“四好班”,毕业典礼上又授予“四好毕业班”称号。我也获得了“优良毕业生”奖状。
40年前,在大礼堂,我最后一次听敬爱的南翔校长为我们1964届毕业生讲话,40年后又听到了王大中校长对2003年毕业生的讲话。虽然相隔将近40年,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感到母校对学子的要求仍有许多相似之处:南翔校长要求当年毕业生成为有革命理想的人,适应革命工作的各种需要;大中校长要求今天的毕业生要树立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理想与信念。南翔校长要求当年毕业生在业务上要过得硬,有知识善劳动、能文能武,既能动脑又能动手,努力锻炼自己适应任何形势变化的要求;大中校长要求今天的毕业生要不断学习、积极实践、勇于创新。南翔校长要求当年毕业生不要以清华毕业生自居,要谦虚谨慎,多向别人学习,要和同志搞好关系;大中校长要求今天的毕业生要发扬团队精神,注意处理好人际关系。我想这就是清华的传统吧。
我牢记着母校嘱托,毕业后投身祖国的核工业,把全部青春的年华和精力都献给了它, 如今已经退休。我可以自豪地说,虽然没有惊人的成就,但也问心无愧,因为奉献多于索取,事业重于自己。我的小儿子丁诚,1995年本科毕业后,一直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从事神舟载人飞船的研制与技术管理工作。1998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毕业后仍在空间技术研究院工作,为祖国的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大礼堂,正是在这里,迎来了一批批朝气蓬勃的新人,经过母校的精心培养,一批批精英,怀着对母校深深的眷恋,整装、启程、扬帆远航,成为祖国的栋梁。
* 作者毕业后一直在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工作,曾任该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