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闫长明(1981级）

按：闫长明，1986年我校化工系毕业、1989年获清华大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硕士学位。现为加拿大加达国际商务投资咨询公司总裁，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副会长、秘书长；加拿大分会秘书长。闫长明是学化工的，可他在商界取得了成绩，为中加两国的经济合作和学术间的交流做出贡献。他是一个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实业家。

我是1981年从山西到清华大学来的，就读的是化工系应用化学专业。进校后觉得同学们都是全国各地的精英，难免有点自卑感。的确很多人太会学习了，所以我只有拼命地学。到1986年，我本科毕业，决定还留在系里读研究生，就读的是萃取专业。1989年硕士毕业后，我转到中科院的化工冶金所从事煤的清洁燃烧技术研究。

闫长明学长

1992年留学加拿大渥太华大学，读的还是化工。1994年硕士毕业，准备继续读博士。但因为读硕士的时候已经把博士的课程都学完了，而且1994年底时已经带了一些项目在国内做。我于是跟我的老师打了个比方，说国内像“艳阳天”一样，经济发展特别好，我在国内做的项目挺好，看能不能做出一些成绩；而博士无论“刮风下雨的天气”一样都可以嘛。老师也挺开明，于是我回国，也在两头跑，一直到今天这样。

苦思后的转变

很多人关心创业这个问题。我在加拿大读书时发现，就化工领域而言国内的清华大学、中科院在学术上的成就与国外不相上下，但中国普遍的经济水平和现代化的水平为什么比国外落后呢？这中间原因是为什么呢？我在担任渥太华华人科技协会主席时，接触到很多的项目，那时候我就想这些项目要能在国内做就太好了。1994年的10月份，加拿大克里蒂安率领庞大的商贸代表团访华，我也跟着一块回来了。当时还想在化工上做一些项目，从化工的技术角度来讲，这些项目都不错，包括电厂的脱硫技术。接触了一些单位，但是最后都落实不了，或者说就是失败了。还比如清华生物系最早研发的“卵磷脂”，无论效果、质量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但一直到现在卖的远远没有跟上它在技术层面上所达到的水平。这使我非常非常困惑。痛定思痛，到底是不是科学上的问题？不是。后来越思考越明白，原来我们国内比不上人家的，很多是发生在管理上、市场上、营销手段上、理念上、国际化的水平、资本运作上。这些问题在运作一个项目上变得非常重要。

我开始思索自己发展的定位是什么？当学生时很多人的愿望都是当科学家。然而如果你要当一个科学家，那你一定要站到科学的最前沿、最高度。而做企业刚好在另外一个领域。中国现在在某些方面真正最缺的还不是技术层面的，而是管理层面的和国际化层面的。在这种情况下就逼迫我们想“要去做什么”，从我本人来讲，有那么多优秀同学在搞科学，而我竞争不过他们，那就为科学家们服务吧！于是就开始转变。既然管理上国内比较落后，那我们何不就把国外的先进管理带进来呢？于是我们1994年成立了“加达”国际商务投资咨询公司。

国际化是理念 互补是手段

在业务刚刚开始之初，我选择的项目是自己熟悉的化工领域，因为在这个领域，我有自己的优势。“加达”把国外的一些东西（包括高科技）带回国内来，与国内的企业进行结合，一直到现在公司的发展很快。我们的理念在于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中国企业实现国际化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效益。

我们在海外留学学到一方面或几方面的学科，往往是技术层面的。比如在工程技术、经济学、语言等，我们是很专业的。但我们对于市场的情况，对于企业的运作，对于整个发展情况不了解。谁了解呢？是中国的企业家。中国这些年发展很快，有一些非常有眼光的民营企业，对市场、国情十分了解。但这些人对海外语言不通、文化不通，对国外的情况也不了解。好了，双方就有一个巨大的互补性。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互补，把国外的好东西带过来，把国内的好东西带过去。这就叫国际化咨询。“国际化”是我们的理念和起点，它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我们有一流的理念、一流的技术、一流的营销、一流的人才、一流的市场，用它们对国外和国内最先进的东西进行一流的管理。

刀削面的价值

我必须强调对人的态度、对社会的态度。在社会上，与人打交道的这种态度决定了很多东西。打比方你很含蓄、很谦虚，但在国外，你必须要把你所想的东西与人交流沟通：你想做什么告诉人家，你有什么能力告诉人家，你没有什么能力也告诉人家，这样就好合作，社会就好发展。我们现在的教育有些闭塞，老师只教知识，其他不教，这是不对的。在国外教学侧重的是一些能力。总之与人沟通才有发展。

我从初中、高中就一直在做课代表，到大学以后呢，也算是比较活跃。一入校就担任劳动委员（现在叫生活委员吧），那阵子劳动委员管的事可多了：领助学金，换饭票。有人说我到清华后不好好读书，却做这些事情。我也没多想，就是单纯觉得要帮助别人。后来做班长。等到研究生阶段，我做过化工研６的党支部书记，到科学院化工冶金所后又担任党支部的组织委员。在国外求学时仍然是比较活跃，组织了同学会，1994年就是渥太华大学的中国学生会的主席。马上我们又组织华人科技协会，后来也做到了主席。

我做了那么多社会工作，义务地帮人家，对于帮助的每一个人来讲，我不奢求回报。但从广义的功利主义来讲，等我需要帮忙的时候，很多人会很自然的帮助你，你甚至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帮助，这就是社会的概念。我们奉行着这样一个思路，这样人就做得比较有意义，从哲学角度来讲这也是有道理的。

我有一个切身的例子，体会很深，很愿意跟大家分享。我1992年刚到加拿大，那时留学生很少，而且那边的招待工作远没有我刚到清华来时那么全面周到。我刚下机场，向系里发传真让人接我，可能我英语太差，结果直到晚上下起小雨，也没有人来。我找到一辆出租车，拿出册子说要到渥太华大学。我开始体会到在海外一切要靠自己。那时中国人少，见到中国人觉得非常亲切。先来的留学生天天请我吃饭，搞得我十分不好意思。我就在想我能帮人做什么？后来打开行李包一看，因为我是山西人，家里人给我带了一把削面的刀子。我一拍脑门，何不给他们弄削面吃！于是我跟他们约：下个礼拜六，你们上我这里来吃个新鲜玩艺儿。等到那天，他们狼吞虎咽就吃完了面，齐声赞叹这面真好吃。我很高兴，跟他们说，以后我欢迎你们每个周末到我这里来吃刀削面。久而久之，我跟他们交流，打听到了哪里买菜便宜等许多信息。其中还有一个师兄也是读化工的，我让他帮我参谋下学期的课表，他马上告诉我哪些老师的课程有用，哪些老师的课程不能选。这个信息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却在这一碗刀削面上得到了。一碗刀削面算什么？是很弱的本事。可为这一碗面，人家回报给我很多有意义的信息——奉献和回报形成了一个良性的模式。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搞同学会，搞科技协会的原因：我们去不断地帮很多人，等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就有很多资源，这有利于我们事业的发展，我们“人”的发展。还比如我们现在搞欧美同学会商会，我们团结了很多海外回来的留学生，不管是Motorola,Nokia等大公司，还是留学创业人员企业家，现有会员400多人。大家形成团体的力量，做事就非常方便，并易于成功。

现在不利的是很多独生子女从小没有交流，也不愿交流，总觉得别人就应该来帮他。其实刚好相反，你帮助别人是应该的，等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别人就自然会来帮助你。这是做人的一种态度，也是一种为人处世的哲学。

国家花了那么多资源培养我们，我们要以事业的成功来回报祖国。

（化21谢维甲访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