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黄运升*（1969建筑）

清华校园的西北角，原来有座两层小楼，青瓦灰砖。与校园主体建筑相比，这小楼简单朴素。墙面古旧斑驳，窗纱外面，爬满绿叶青藤。 灰楼周围，环境清幽，离教学区和宿舍区都远。楼门入口，悬木牌刻绿字，这是清华的音乐室。

我入校不久，参加考试，听音视唱，笔试口试，被提琴班录取，每周到这小楼来上琴课。陆以循先生，中等个子，戴着眼镜，举止文雅，依稀留存“老清华”的气息。老清华没有音乐系，但还是出了以音乐为业的人士。早期有黄自，后来有茅沅。陆先生原上西洋文学系，与季羡林同班，一上清华，却刻苦跟从俄国琴师学琴。与他同住一室的曹禺，支持鼓励他的音乐事业。陆先生留日回国后，成为小提琴家。

我们学习的教材，是陆先生自己编选，音乐室自刊自印。基础技法，选用西方教材片段，简化了。插入的小曲，以民族作品居多。教本里出现柴可夫斯基的《船歌》，陆先生示范，我们听得痴迷入神。纸上的音符，好像流淌出清澈湖水，渺渺远去。我们跟着学，也想依着那短曲的起伏婉转，拉出几分音乐的悠扬。 “回琴”检查，若是听到音准或节奏有差，陆先生偏着的头轻微一颤，嘴角浮出一丝微笑，再重新指点。错处多了，我们自然不好意思。我们是四个同学一起上课。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交上课表，陆先生才分别单独指教。

从宿舍来音乐室，要经过新斋、明斋，走过化学馆。路边是挺拔的杨树。春天里，柳絮杨花飘飞迷眼，在地上滚出大大小小的绒球。小球追逐着和煦的暖风，在松软的泥土地上，到处乱跑。向晚时候，气温转低。从灰楼练琴出来，已是夜色昏黄。再匆忙奔往图书馆，或是找间空荡教室，静下心来，还是要埋头书本功课。初夏，校园的紫荆和迎春花都已开过，满园新绿。走进灰楼，感到清凉。二楼的琴室里，阳光透过窗上的藤叶，把房间照得柔和明亮。按着先生布置的作业，练完手指把位，分弓跳弓，再翻乐谱，练习一支有标题的乐曲。不长的《牧歌》，像一首诗，舒缓而宽广，是如歌的行板。那乐曲越过窗上耀眼的绿叶，飘飞出去，消失在宁静的虚空里。

周末时有过一次重奏音乐会。那之后，就要参加学校管弦乐队的排练。听说乐队曾经演奏比才的《卡门》，但我们入校以后，文化气氛改变，只能跟随着那个时代的特殊节律，排练一些大气磅礴的作品。纵然那些作品气势夸张，现在也记不起那时演奏的是何曲何调，但几十把提琴同时奏响的时候，当不同声部交织成各种和弦效果的时候，我们还是被这音乐的奇妙所感动。 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这音乐音响的集体创造者。我们随着乐谱，跟着指挥，奏出高低缓急，奏出抑扬顿挫。我们自己的情绪，也紧随弓弦下飘出的音符，感受高昂，感受激越，也感受低沉中的如泣如诉。

音乐，是琴弦的振动，也是心灵的震颤。参与在创造音乐的演奏集体里，体验音响和时间的奔流，是人生的又一种境界。学习提琴，原只是课余，在忙碌之中，它带给我们精神上更多的充实。

好景不长，“文革”爆发，学校停课。专业课停了，提琴课也停了。嘎然而止的琴课，就定格在《克莱采尔》教材中的一页，定格在《新疆之春》的中段，定格在司徒华城加写的“华彩”里。 我们没来得及说几句话，感谢陆先生的教导，因为没有想到，那会是我们学琴的最后一课。此后一生，也许还会带着一把提琴到处迁徙，但截断了的音乐旋律和美好情怀，却无法再修补缀联。

乐队同学只是排练相见，原本不熟，从此烟消云散。“文革”中，一位工程化学系的女同学走上礼堂讲台，在压力下表示态度，说要批判她的父亲，划清界限。她父亲是“三家村”中当过《人民日报》主编、写过《燕山夜话》的作者。看那同学，奇怪，那不正是我们乐队中的一位吗？十年之后，我们又涌回学校，在中科院研究生院的门厅里，意外地有人写出通知： “Love science，love music”。一位旧日的乐队同学，说要相约“五四”，在紫荆花开的春天里，再回校重奏一曲，以音乐相会。那提议让人激动。十年沧桑，十年生聚，我们能在音乐声中找回那逝去的岁月吗？不巧的是，我没能等到校园的紫荆开放。3月里，料峭春寒未过，我就踏上了出国的飞机。

失去那次乐队重聚，从此不敢奢想在集体演奏的音乐里，再去领受启示和欢欣。灰楼音乐室，建在校园的僻远一角，但并非无足轻重。那是学生们文艺活动的大本营。管弦乐，钢琴，民乐，都在那边教学，练习，会聚。去那里的人，并不是打算要走上灯光炫眼的舞台人生，他们只是希望在人生的舞台上，再添加一些斑斓色彩。他们中的十之八九，后来都从事实实在在的技术工作，画图设计，科研教学。他们担任各种专业职务，分布在天南海北，四面八方。

十多年前我再去校园寻访灰楼，遍寻不见，大概已经拆除。音乐室，已经迁址了。

*黄运升，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后在弗吉尼亚大学任教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