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深切怀念杨朝俶同志

何祚庥（1951物理） 蒋励君（金凤，1950外文）

解放初曾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杨朝俶同志不幸于1996年秋去世，离开我们十年了。解放战争期间，我们和朝俶一起在清华大学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度过一段火热、美妙的人生。解放后同在北京工作，时相过从，有着将近半个世纪的友谊。我们时常怀念朝俶同志。

杨朝俶（中）与同学胡兆森（左）、张溥（右）（1953年）

90年代，蒋励君（前左）、何祚庥（后中）和廖叔俊（后左）等同学在一起。

祚庥是在1947年从上海交大化学系转学到清华物理系，8月乘船北上，在轮船上认识同年考取清华机械系的杨朝俶。他们都是上海有名的南洋模范中学毕业。祚庥在交大已参加学生运动，交大是当时上海学生运动的中心，南洋模范、上海中学等不少中学生常来交大参加活动。因此，祚庥和朝俶在轮船上一见如故，很谈得来。蒋励君也是从交大工管系转学到清华外文系。励君和祚庥在交大时一起参加过一个秘密的读书会，一起啃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这样，祚庥、朝俶和励君到清华后，自然走到一起了。

朝俶、励君都参加了祚庥和电机系江怀棠等同学发起、经济系同学戚学毅主要负责的《新报》社团。《新报》报导各地学运兼当前时事，摹仿报纸编排，是清华别具一格的壁报，很受同学欢迎。我们每周在祚庥的平斋467开会，商讨《新报》内容，分头采访、执笔。记得蒋励君曾访问过清华法学院著名教授潘光旦、历史系进步教授吴晗、燕京大学社会系教授严景耀、雷洁琼等先生，征求他们对当前时局和学运的意见，回来整理成文，发表在《新报》。祚庥口才极好，出口成章，励君常说他只要把讲话写出来便是文章，他常写时评。朝俶除《新报》外还负责大一联谊会工作，每次匆匆到来，常发表切中时弊的意见，戚学毅忙让他马上写出来。星期六晚上大家都又聚在平斋467号，各自忙着写文章，画版面，用蘸墨汁的笔在画图纸上写仿宋印刷体文章，常常忙个通宵，赶着在星期天一早贴到饭厅旁的墙上。

励君在交大入党，祚庥、朝俶在清华入党。三人除学好功课外（功课好在同学中才有威信），还同时参加几项工作。励君除《新报》外，还参加进步文艺社团“大家唱”和“民舞社”，参加给农村孩子办的认字班，同时主要负责外文系一年级的班级工作，组织过文艺沙龙和英语剧演出，还在班上办了一份壁报《轻骑兵》。祚庥本来是参加《新报》的工作，专门采集各种新闻。1948年1月，去解放区参加总结学生运动经验。返校后改为参加地下民青的组织工作，推动各社团中的民青盟员回到各有关班级开展活动，团结并推动广大同学参加学生运动。朝俶主要负责大一联谊会工作，也做机械系班级工作。

1947年年底，清华爆发了一场大一同学反对“陈腐填鸭”式教育、反对使用外文系主任陈福田编的大一英语教材的事件，要求重新编定英语教材。陈福田曾任清华学堂的英语教师，资历很老。但他编的大一英语教材用了多年，内容陈旧，不受同学欢迎。陈福田还是国民党办的励志社干事，成天穿着笔挺的西装，和衣着朴素的清华大多数教授格格不入。他有时还穿着猎装，脚登马靴，背着猎枪，在清华园逛来逛去，同学看了十分反感。于是，在地下党领导下，爆发了这场斗争。杨朝俶和蒋励君被推到第一线出面领导。记得大礼堂召开大一全体同学会，讨论这一事件。不少同学慷慨发言，要求废止使用陈旧教材，换用新教材。事先我们采访过外文系英语教授，他们也认为陈福田编的教材过于陈旧，他们答应很快能编出新的教材。在会上我们透露了这一消息，同学们热烈鼓掌，反对使用旧教材更有劲了。记得外文系二年级牛懋德同学还领了一帮同学，敲锣打鼓，前来表示支持。会上通过决议，选出杨朝俶和蒋励君等为代表，面见梅贻琦校长和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提出我们的合理要求。梅校长很客气地见了我们，答应一定充分研究同学们的要求，他会征求一些教授的意见。

两天后梅校长宣布接受大一同学意见，成立了大一英语教材编写组，寒假中编印好新教材，大一下学期便使用了。

这是一次小小的胜利。朝俶作为主要领导者之一，起了很大的作用。从发动群众、组织串连、联络教师到召开大会、面见校长等，环环相扣。他考虑周密，沉着冷静，热情坦诚，受到广大同学的信任，又争取了教授的同情，取得校长的支持，使事情圆满解决。当然，整个事件也是在大一地下党支部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朝俶则是小试牛刀，显示了他卓越的组织能力。

祚庥、朝俶和励君三人在清华学运中团结广大同学，经历了斗争的风风雨雨。

1948年深秋，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辽沈战役已经展开，国民党政府面临全面崩溃局面。素有“小解放区”之称的清华大学地下党积极团结清华广大师生，悄悄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解放。当时不少城市解放，解放区急需大批接管城市的干部。清华地下党奉命安排一批党员、盟员和进步学生，分批到解放区去。蒋励君接到通知，几天后将到天津转道去华北解放区。她高兴极了，这是她多年的心愿。快要离开清华，她悄悄交待了工作，想起很熟悉的祚庥和朝俶，便通知他们准备一起谈谈。当然不能告诉他们她将要去解放区的消息，只是随便谈谈，其实是一种“告别”。

祚庥和朝俶可能猜到励君要走，但也不便点破。两人准时来到偏僻的气象台，励君急匆匆赶来，三人便在附近的草地坐下，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我们谈到了人生理想和希望，谈到即将解放了，愿意做什么。

这似乎很简单。祚庥学的是物理，将来可以当一名科学家。朝俶学机械，可以当一名红色工程师。励君学外文，中文也不错，将来当记者或作家也很可能。

但当时我们的想法却不是这样。我们对各自学的专业竟不在乎，三人不约而同，想当“职业革命家”！这是我们从列宁的著作中看到的。列宁曾提出，如果党能拥有几十、几百、几千以革命为终身职业的职业革命家，便可以推翻沙皇政权。后来，十月革命爆发，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只有二十多万名党员，取得了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热烈地小声议论着。“职业革命家”在全社会中人数不会太多，必须有相当高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斗争实践，思想纯洁，意志坚强，大公无私，奋不顾身地为革命奋斗终身。毫无疑问，苏联的列宁、斯大林、德国的李卜克内希和卢森堡，中国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都是标准的“职业革命家”，还有不少经历长期残酷斗争考验的优秀共产党人……

我们对“职业革命家”十分崇敬。自知离这个目标十分遥远，只是心向往之。

励君对祚庥说：“其实，你理科学习很好，将来经过努力，当一名科学家，既造福于中国，也造福于全人类，何必非当这个千难万险的职业革命家。”祚庥立即反驳：“你文笔很好，将来当个出色的记者，也是新社会需要的人才。” 温和的朝俶笑笑：“也许，在夺取革命胜利的征途中，坚忍不拔的职业革命家是需要的。建设新社会需要各式各样的专业人才，‘职业革命家’也许只能是极少数人吧。”反正，这是解放前夕三个青年党员献身革命的一种狂热和浪漫情怀。

那天，也许是农历的八月中秋，月色格外皎洁，银色的光辉，柔和地洒遍大地，洒遍美丽的清华园。三个从事秘密工作的青年地下党员，在月光下纵谈人生理想，思想纯净，追求美好，这正是人生难得的美妙青春的一幅璀璨图画。直到夜深，夜凉如水，三人才分别离去。

时间不觉过去58年。经过解放后许多艰难曲折，当年高谈阔论的三个清华学子，何祚庥真的成了一名物理学家，现在是理论物理方面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杨朝俶走上党务工作这条路，解放初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后到北京市委大学部工作，50年代到北京郊区沙河软件研究所当党委书记，工作出色。“文革”中饱受折磨，被“造反派”打断肋骨，打落牙齿。“文革”后改做经济工作，1996年秋因医疗事故不幸去世。蒋励君1948年去解放区改名王金凤，分配在人民日报当记者，一直干到1988年底。她是新中国第一代记者，在新闻界有一定成就。三个人后来的工作、事业和所谓“职业革命家”相去甚远。也许，三人当年热烈向往的“职业革命家”也只是我们对革命的一种极度崇拜，出发点却是美好的。

朝俶善于做人的工作。他关心人，对群众体贴、周到、善于挖掘人心中的潜能和闪光点。应该说，他做党的工作很恰当，绝对不是那种以“党的化身”自居，高高在上和群众对立的官僚主义者。他能广泛团结和组织群众，出色完成任务。许多和他共事过的同志，都不会忘记他。他去后，祚庥、金凤赶去参加朝俶在八宝山公墓的遗体告别，看到礼堂中白漫漫一片花圈，其中有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同志送的花圈。朱镕基同志1951年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1949年入党，曾任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和杨朝俶有往来。

行文至此，当年在清华园月下漫谈的情景像影视画面似的又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三人再也不能在一起纵情漫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