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深切怀念敬爱的王松声同志

李　咏(1948，政治）

一个并不突然又不愿听到的消息终于传来了——2月15日下午，仁霖电话告诉我，松声已于前一天（农历正月初三）下午5时40分走了！

半个多月以来，我一直沉浸在对松声的深切怀念之中，半个多世纪的往事，一幕幕地展现在眼前。

松声同志在西南联大结束后离开昆明，后经陕西、武汉等地，于1947年来到北京。全家人在清华园安顿下来以后，他就以饱满的革命热情，配合学生运动，接连投入几个剧本的创作和编写工作。

1947年冬，清华剧艺社决定演出《原野》，经社友们反复研究后，松声同志经过几个不眠之夜，根据当时已经发展的历史现实，对曹禺原著的主题思想和部分剧情做了大胆的删改和再处理。改后的《原野》把原作表现的一个人与命运搏斗的悲剧，还原为一个真正的农民复仇的故事，一个人与社会制度斗争的悲剧。改后的《原野》删去了第三幕中那些恐怖、神怪的场景，结尾改为仇虎和金子面对一轮冉冉升起的朝阳挺立着，配以由远及近隆隆的火车奔驰声，预示他们最终走向光明。改后的《原野》受到李广田先生的热情赞扬。

这出戏由松声（肖综）亲自导演，并请原演剧四队导演张客给予指导。剧艺社利用1948年1?2月寒假期间进行了紧张的排练，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于4月24?25日在清华大礼堂公演了两场，接着又在北大四院演出了三场。演出时，专门印制了说明书，介绍改写后的《原野》剧情，并刊登了著名文艺评论家、诗人李广田的剧评——《欢迎新的〈原野〉》。文章说：“我们的历史发展得太急剧，对戏剧艺术我们也不能不提出新的要求。为满足现实的需要，清华剧艺社把曹禺先生的《原野》加以改造，试验一次新的演出。这实在是一件值得令人兴奋的极有意义的事……我们谨以最大的愉快来欢迎这次新的《原野》的演出。”

剧本改得合情合理，主题鲜明突出；演员们的表演都很认真，配合默契。特别是饰仇虎的闻立鹤身材魁梧，目光炯炯，拖着为掩护蒙难的闻一多先生被国民党特务击伤的一条略跛的右腿登场，非常符合剧中人的形象。他满怀一腔悲愤投入角色的创作。表演颇富激情。因此，这次演出收到很好的效果，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

1948年4月8日凌晨，国民党特务闯入师范大学学生宿舍，打伤并抓走同学多人，由此引发了“反迫害、要人权”和“保卫华北学联”的斗争，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学生运动又进入一个新高潮。在这种形势下，一天夜晚，松声带着经过多日酝酿、成竹在胸的剧情和人物形象，带着纸笔，揣上两个馒头，在图书馆馆员、剧艺社社友涂铁仙的协助下，被倒锁在图书馆的一间小阅览室内进行创作。他满怀激情，奋笔疾书，完成了这出反映国民党特务迫害知识分子致死罪行的催人泪下的独幕剧《控诉》（即《周桐教授》）。剧本描述在抗战后物价飞涨的年月，一位化学系教授仍在课余潜心研究一种能毒死老鼠而于人无害的鼠药。这时，他的儿子因参加学生运动被特务分子打伤，逃回家中。教授怀着痛恨的心情，把当晚应约在一次学生集会上的讲话稿，以《我要控诉》为题作了改写。特务闯入教授家中搜捕教授之子，将其杀害，并砸毁了教授的实验成果。教授万念俱灰，愤而服毒自杀。身患肺结核病的教授夫人带着他的讲话稿出席了学生的集会，一时泣不成声，由学生自治会主席面向台下的观众代读。

这个剧定稿后，《原野》演出刚结束，即由徐应潮执导，投入又一场紧张的排练，于五月间在清华上演。由于剧本与形势结合紧密，与运动配合及时，贴近学生和教师的现实生活。表现手法新颖、富有创意，演出颇受欢迎。这出戏在清华上演后，海燕剧团随即将剧本要走，又在燕京大学上演。这个剧本被收入当时华北学生戏剧团体联合会编印的《独幕剧选集》中。松声对这个剧本的创作是花费了不少心思的，曾几次向我谈起构思和创作这个剧本的经过。

松声同志是一个党性很强的人。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平易近人，对人真诚热情、关心体贴；他善于发现和发挥别人的长处，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在剧艺社内，除了几位来自联大的“元老”年纪和他相当外，其他社友一般都比他小七八岁甚至十几岁。尽管年龄上有差距，但大家都把他视为知心朋友和老大哥，亲密无间地团结在他的周围。

1947年“五·二”运动期间，5月22日夜，剧艺社在大礼堂上演了《金銮宝殿》和《万元大钞》两个活报剧。开演前，一个身材匀称、身穿一件米色纺绸长衫、举止潇洒的人出现在后台。他，就是那位联大剧艺社社友，“一二·一”运动和反内战期间在昆明和平津等地久演不衰、在学生界和社会上产生强烈震撼的广场剧《凯旋》的作者王松声。这是我第一次和他见面，但一见如故，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共同的战斗目标，很快把我们连结在一起，从此我和松声结下了深厚的同志情义。使我最难忘的一段，就是1948年“八·一九”国民党政府大逮捕，我离校以前他给予我的亲切关怀和无私援助。

1948年8月18日晚8时左右，我的党组织上级领导在图书馆前匆忙地找到我。他说，国民党当局大逮捕的黑名单第二天就要公布了，我名列其中。那时西直门已被国民党军队封锁，离校已不可能，他要我马上设法隐蔽，待风声过后与组织上取得联系，转移解放区。寥寥数语，言罢即匆匆而去。从此，我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48年上半年，当时在生物系任教的剧艺社社员吴征镒先生，在大礼堂后的北院分到一套住房，松声一家借住了其中一大间。从此，一些剧艺社的社友就成为松声家的常客。8月18日晚，我根据党的指示没有回自己的宿舍，到“三十六所”的熟人处借宿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来到松声家静听风声。国民党当局“拘留”、“传讯”所谓“匪特职业学生”的黑名单在当天的报纸上发布了，上午九十点钟，伪“北平特种刑事法庭”的传票送到学校并张榜公布。一颗“炸弹”在清华园内爆炸了。

那天上午，剧艺社的小裴（裴毓荪）和张家炽都先后到松声家来过，经短暂停留后，各自找地方隐蔽去了。我一时想不出合适的去处，就在松声家呆了一天，最后松声和黄连甲商定把我藏在礼堂，由黄一人负责接应。暮色降临后，连甲带我出松声家，帮我从后台的窗户跨入礼堂。

大约第二天(8月20日)上午，不知是谁又把小西（傅）和徐应潮送进礼堂。我们三人察看了礼堂的各个角落，还打开了一块水泥板钻进埋藏各种管道的地下室去探索了一番。下午四五点钟，礼堂西北角的门突然开了，吓了我们一跳。原来开门的是我们的熟人、“一二·九”时代就负责管理这座礼堂并保护过学生的工友老严。他见我们在里边，说了句话，就又把门锁上走了。

8月20日午夜过后，黄连甲又把我接回松声家。稍后，张家炽也来了。大家围坐在征镒同志的书房里，听征镒和松声同志向我们讲述了近两天校内外的形势。

他们说，那两天校园一直被国民党军警包围着，军警还扬言第二天就要进校园来搜捕。我们在校内继续隐藏下去已不安全，准备把我们送出校园，进城隐蔽，这样回旋余地大些。随后，大家又研究了我们出校、进城的路线，进城后的联络方法等。我们同吴征镒和王松声同志虽无组织上的联系，但大家的心是息息相通的，剧艺社的战斗生活紧紧地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他们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我知道，他们所说的一番话绝非个人意见，而是组织上的决定和安排。就在这间书屋里，征镒同志伏案为我们涂改了“身份证”上的姓名；与此同时，松声出出入入，为我们忙乎吃喝和行前准备工作。

那时，松声在清华大学附属成志小学(48年暑假后扩改为中学)任教导主任，他的爱人体弱多病，在城内的一所医院工作，俩人收入甚微，还要养育两个幼儿，生活十分清苦。松声打开后院煤球炉上正在炖鸡的锅盖，扯下一只鸡腿非让我吃不可，连声说：“吃吧，吃了跑得快！”我知道，这鸡是为他爱人补身子的，我噙着激动的泪花吃了下去。黄连甲找来两件深色上衣，让我们套在衬衣外面。一切准备妥当了，松声又拿出两块银元给我。我知道，当时物价飞涨，他生活负担很重，养家糊口的钱不多，无论如何不肯接受。我说：“我手里有钱，前天上午小裴还给了我两块钱呢！”拉扯了半天，最后他还是硬塞给了我。

8月21日凌晨3时左右，松声和连甲等同志护送我和家炽来到紧靠清华园南墙的成志学校，这时一位被围困在校园内的中法大学的同学也来了，被安排与我们同行。那段墙不高，松声搬来一个凳子放在墙根，把我们一一推上墙头。我们三人翻出墙就进入园外的青纱帐，按照行前的安排向东南方向前进。

解放后，松声和我谈起这段历史时说，那时党内他和吴征镒同志编在一个小组，受征镒同志领导。“黑名单”上的同学撤离清华园是组织上的安排，他只是做了具体工作。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松声同志应该说是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这项任务，为协助“黑名单”上同学撤离做了积极贡献。

2002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