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张 宏^*

2004年11月17日凌晨，家中忽然电话铃响，正在美国留学的大女儿张晴，带着哭声哽咽着告诉我：“爸爸！爷爷突发心肌梗塞，11月6日已经去世了……”“什么？！”这真如一声晴天霹雳，把我打蒙了。我咆哮起来：“这绝不可能！从来没有听说爷爷有心脏病，他天天都是自己乘地铁去公司上班，身体一直是很好的啊！一定是你听错了！”我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没有听错，我已经从几个方面对这个消息反复核对过……”女儿悲伤得已经说不下去了。

1983年3月张宗植先生（前排右）与子张宏（后排右）在东京家中。

一九三二年张宗植（前右）与何凤元（前左）、宗亮东（后）于北平。

1980年8月于东京，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与蒋南翔重逢。

得此噩耗，我坐立不安，夜不成眠，虽与东京多处一再联系，获悉爸爸于11月5日晚从公司下班回家后，在洗澡时突然发心肌梗塞，送医院抢救无效，已于6日早晨在医院逝世。根据爸爸的一贯观点和临终嘱咐：“人有生就必然有死，本是自然规律。在世时要淡泊名利，身后事要一切从简，丧事不要惊动各方……”但我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事实，总以为自己是在梦中，又总认为是由于两国间因语言表达不够通畅而出现的理解上的误会。爸爸那和蔼慈祥的身影，不断地呈现眼前，我总感到仍会像往常一样，很快就会收到爸爸的来信。直到11月25日收到东京给我发来的正式书面信函，我才悲痛地意识到：爸爸确实已经和我们永别了！

夜阑人静，我坐在爸爸的遗像前，凝视着爸爸那慈祥的笑容，耳边回荡起爸爸熟悉的声音，泪水无声无息地不断流过面颊。永别了！亲爱的爸爸！随着长明灯的烛火摇曳，我不禁心潮起伏，往事翩跹，往日和爸爸相处或交谈中的幕幕情景，一一浮现眼前。

今年年初爸爸去检查身体，医生曾说他是“90岁的年龄，60岁的体质”，他当时曾高兴地告诉我：“我可以再干十年，以便再积累一点资金，我想还要给清华和科大的奖学金基金再追加一点财力”，他还表示“要向百岁老人的目标冲刺”；去年秋天，他的眼睛因黄斑性病变开刀后，视力严重下降，两眼视力均不足0.1，但他认为“生命在于运动”，仍一直坚持每天要两度转车，到位于银座的办公室去上班，为客户和友人们提供业务咨询，他把忙碌的工作视为生活的乐趣，还幽默地说：“我现在是忙上加盲”；他撰写的著作《比邻天涯》的续集《海天一色》即将出版，11月初他曾说要再写一篇《后记》，可如今他还没有来得及动笔，就匆匆地走了。爸爸的《后记》虽然没有成稿，但我知道，他是要告诉后人：创业是很艰难的，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和祖国紧密相连的，只有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了，人民的文化教育素质提高了，国家的综合实力强盛了，人民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

爸爸年轻时就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他在清华读书的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前期活动，蒋南翔、何凤元、牛佩中、李一清等都曾是他当年志同道合、交往频繁的亲密校友；“七七事变”后，正在日本留学的他，毅然中止学业，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在武汉三镇参加了许多抗日宣传；到重庆后，他在民族资本企业的民生轮船公司为抢运抗日救亡物资曾废寝忘食地工作；他为配合打通西南运输通道，曾亲自冒险乘小船去金沙江探查长江上游的航路；抗战胜利不久他奉派去英国学习海上保险，不久被党的地下商号——广大华行的老总卢绪章借调纽约，为保守革命的秘密，他对思想上一直志同道合的妈妈也守口如瓶，直到解放后卢绪章出任新中国的外贸部长，我们才恍然大悟：他一直是在为祖国的解放战争默默地做着工作。70年代末祖国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他的积极促成，新加坡石油公司是第一批来华与石化部商讨联合勘探和开发海上油气田的跨国公司，此后他们的一系列业务活动，对我国海上油气田的勘探和开发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爸爸对祖国非常有感情，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他对祖国的未来更是充满信心。他第一次来科大，我陪他参观合肥市容时，我说：“如果和东京相比，也许您会感到合肥到处都是很低矮破旧的吧？”但爸爸说：“我去过世界上许多国家，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像今天的中国这样欣欣向荣，到处都在建设，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相信不久后，合肥将会是一个很繁荣美丽的城市”；他深信“中华民族是个很优秀的民族，只要国家能保持和平稳定的环境，人们埋头苦干，努力建设，中国一定会很快富强起来的”；他一直相信科教救国，所以，尽管他平时的日常生活十分勤俭，处处精打细算，自己是八九十岁高龄老人的“空巢家庭”，连请个打扫卫生的“钟点工”也舍不得，但为支持祖国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却一掷万金，从1987年至2004年间，他先后5次，把自己多年的积蓄和退职养老金、连同变卖家产所得，全都无条件地捐赠给祖国的两所名牌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编者注），设立奖学金基金。他说：自己中年以后一直侨居海外，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没有多少为祖国出力的机会。所以晚年总想要尽力争取为祖国的科教事业出一点微力，这也是他长期以来的心愿。曾有不少亲戚朋友劝爸爸说：“您把那么多钱都捐献给国家，也要多少留一点给您的儿女？”爸爸回答说：“父辈的家业，儿子可以心安理得地继承，这是封建社会的恶习”，“我从来不主张把家产留给儿女，因为这样会助长儿女们的依赖思想”，“如果儿女有困难时，最多也只能是‘救急不救穷’，一定要鼓励子女们自力更生地去努力开创自己的天地”，爸爸认为：“如果子女有能力，家产继承与否也无关重要；如果子女没有能力，留给他们金山银山也是没有用的。”爸爸曾教导我：“工作中对上级领导要尊重，要积极主动地、尽心尽力地配合领导做好工作，不要计较个人得失；对部属要平等宽厚，多加关心、检查、指导，但不要事必躬亲，切不要以为自己一定会比人家强，要给部属留有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空间”、“遇到荣誉时要和大家共同分享，遇到麻烦时要勇于承担责任”、“和朋友交往要真诚相待，不要老想着要别人为自己干什么，而要多想想别人需要什么，自己能为朋友做些什么”，“人际交往中，施恩不要图报，但受恩必须记牢”，“要尽量做到不欠人家的债，也尽量少欠人家的情”，“不要看不起任何人，即使现在是最卑微的人，他同样也有继续存在、追求生活的理由，将来也有改变命运、翻身荣达的可能。古人说‘富不过三代’，同样，贫寒或卑微，也不会是永久的”。

爸爸遇事总很开朗、乐观。记得有次谈到“四人帮”，我由于在“大浩劫”中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妈妈也在浩劫中含冤去世，所以我对“四人帮”恨得牙根痒痒的，但爸爸却说：“‘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正因为有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才更能体现邓小平的英明伟大，否则，人们又怎么能这么快就理解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呢？”“你不要只记得个人小家的恩怨得失，多少老革命在文革中都惨遭迫害，他们不比你更冤吗？但他们恢复工作后仍一心想着国家的建设，想着祖国的未来……你要多多学习他们这种宽广的胸怀”……1982年我去东京探亲时，爸爸送我一套西装，当时我说：“我不要，这种样子的服装，带回去是不能穿的！”但爸爸却笑着说：“中国的领导人出访已经穿西装了，说明中国社会正在迅速发展和变化，中国人民的服饰会越来越丰富多彩，再过几年，中国穿西装的人会越来越多，你要多多关心国内外的时事和社会的发展趋势！”后来的情况发展，果然证明爸爸的预见是正确的。1988年我去北京陪爸爸参加清华大学的第一次奖学金颁奖会后，在机场送别时我感伤地说：“我们虽是父子，几十年来却总是聚少离多，这次好不容易才见一次面，但只有短短的三天，转眼即逝，现在又要分别了！”但爸爸却说：“这三天中我们接触了许多人，做了许多事，也交流了许多情况。时间虽短，但浓度却是很大的嘛！”我刚退休时，思想上一下子还适应不了新环境，感到“夕阳虽然好，但已近黄昏”，感到人生已经处于黄昏晚霞的余辉下了，有种失落感。但爸爸却说：“日落之后，将会迎来星光灿烂、明月当空的夜晚。这何尝不是美好人生的又一道风景线呢？”

爸爸既是我的父亲，也是我的良师和益友。他曾谆谆教导我许多做人的道理，教育我要热爱祖国，要勤奋敬业，要真诚待友，要廉洁自律，要淡泊名利。自从“文革”结束取得联系以后，我和爸爸虽然天各一方，相隔万里，但我们间书信往来频繁，心灵相通。通过言传身教，爸爸的思想方法、处世原则、道德观念，都对我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爸爸身后虽然没有给我留下物质财富，但他留给我的是永远受用不尽的精神遗产。

2004年12月2日于合肥

*作者在中国科技大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