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8月16日，2017年上海书展正式拉开帷幕，不少新书与读者见面，其中，张申府先生的文集《我相信中国》颇为引人注目。张申府（1893-1986）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曾任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数学、哲学领域都有建树，被誉为“中国罗素研究第一人”。然而，他的生平经历和学术思想却并不为人熟知。本书由张申府的女儿张燕妮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了张申府1919—1985年间发表的政论杂著、学术论述、散文随笔，囊括了其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的代表性作品，以及后期回忆周恩来、蔡元培、李大钊、章士钊、罗素等人的文章和他的学术生活小传。

《我相信中国》

张燕妮在2011年后有了编写这本张申府文集的想法，她觉得选编父亲的文章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新认识父亲的过程。“虽然我和父亲一起生活了30多年，但实际上真正了解父亲是在他去世之后。”在本次新书发布会上，张燕妮以《我的父亲张申府》为题，辅以大量珍贵照片，梳理了张申府先生的重要人生经历和学术思想。

张燕妮

建党前后：在“南陈北李”之间奔走串联

1893年6月15日，张申府出生在直隶省河间府杜生镇小垛庄。1906年，13岁的张申府跟随在京师大学堂读书的七叔到北京求学，先在识一学堂学习了半年，一年后考入公立宛平高等小学。1908年，考入公立顺天高等学堂中学班。1914年，张申府考入北京大学。1917年，在北大毕业留校做助教，教逻辑和数学，三年后提为讲师。

中学时的张申府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张申府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的活动，并任《新青年》编委，和李大钊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这期间除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交往甚密外，他还认识了天津觉悟社的刘清扬（后成为张申府妻子）、周恩来、邓颖超等进步青年。张申府积极学习、研究和译介马克思主义，很快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

1919年，张申府（右一）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与李大钊（左二）梁漱溟（左三）雷国能（左一）合影

1920年，少年中国学会部分会员在北京岳云别墅的合影，右二为黄日葵，右三为李大钊，右七为张申府，右九为邓中夏。

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金斯基来到北京后，最先与李大钊和张申府商谈建党问题。同年8月，陈独秀在给张申府的信中说，“建党的事在北京只有守常和你两个人可以讲”，并就党的名称问题与二人商议。李大钊和张申府建议叫“共产党”，得到维金斯基同意，陈独秀遂将党的名称定为“中国共产党”。

1920年，上海的共产党小组在陈独秀的主持下成立。10月，北京的共产党小组也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张申府和李大钊、张国焘是三名最早的成员。在此期间，张申府还去上海迎接来华讲学的罗素，住在陈独秀家里，两人就建党问题进行了多次详谈，回京后他把上海方面的情况向李大钊作了详细介绍。

1920年底，张申府应聘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教书，同时还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即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在海外建立、发展中共党组织。1921年初，他先后介绍刘清扬和已先期到达法国的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又与周恩来在德国介绍朱德加入共产党。张申府先后建立了旅法支部和旅欧支部，并任旅欧支部的负责人。

1921年春，张申府和天津觉悟社部分成员在法国巴黎，左起：张申府、陶尚钊、周恩来、张家俊、刘清扬、赵光宸、李锡智。

旅欧期间，张申府在德国柏林和朱德（前排右一）等人合影

1922年，张申府（坐右二）在德国柏林与蒋梦麟（坐右三）、傅斯年（立右四）等合影

1923年，张申府在德国柏林和刘清扬（左二）、周恩来（左三）、赵光宸（左四）合影

从欧洲归国时，国共两党已实行第一次合作。张申府前往广州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建，一度担任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是黄埔军校的第一个中共党员。

“一二九”运动前后：唯一一位被捕的大学教授

1931年，张申府被清华大学聘为哲学教授，讲授逻辑学、西洋哲学史等课程。他推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在课堂上经常指导学生阅读马列原著。“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难日甚一日，张申府在每次授课之前或快下课时，都要利用一点时间把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局势讲给学生们，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抵御外侮。

30年代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的张申府

1935年12月9日，北平数千学生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张申府同清华学生姚克广（姚依林）、女一中校长孙荪荃、学生郭明秋同到西单亚北咖啡馆楼上饮茶，看着游行队伍的行进。姚克广和郭明秋是学联的主要负责人，这个咖啡馆实际上就是游行队伍的临时指挥部。

为了推动北平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张申府和一些爱国教授经常聚会，讨论时局，商讨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1月27日，北平成立了文化界救国会，张申府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救国会执行委员，积极组织北平文化界的各项救国活动。1936年2月29日清晨，国民党出动大批军警特务包围了清华园，搜捕抗日学生，一些未及躲避的学生被抓捕。张申府也是在这一天被捕的，他是当时被捕的唯一一位大学教授。　

在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营救下，经冯玉祥保释，张申府在被囚禁70天后走出监狱。出狱后的张申府回到清华大学，然而在一个月后，学校突然以一纸信函取消了与他的聘约，张申府遂离开清华园专事救国活动。随着救亡运动的展开，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在原有基础上扩大为北平各界救国联合会，不久又成立了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绥远、察哈尔七省），张申府是主要负责人。

“七七事变”后，张申府先后到武汉、南京、重庆等地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抗战爆发后，张申府作为救国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又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在大后方为爱国民主运动奔走呼号。抗战胜利后，张申府作为民盟代表，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

与罗隆基、沈钧儒讨论政题（中为张申府）

学术思想和成就：“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

张申府在北京大学时，经常到图书馆看书，他从发现英国哲学家罗素的《我们的外界知识》起，对罗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广泛搜集罗素的文章、著作，并开始醉心于罗素的研究，并翻译一些罗素的文章。1919年至1920年间，先后翻译了罗素《我们所能做的》、《哲学之价值》、《梦与事实》、《民主与革命》等文章，并写了几篇介绍罗素的文章，这些大都登载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

1920年，张申府在北京与英国哲学家罗素（左二）等人合影

抗战时期，张申府创办《战时文化》半月刊，1932年他发表《论中国化》一文。提出了“科学中国化”问题。张申府在“五四”时期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此后对辩证唯物论的真理性始终坚信不疑；同时他又始终保持着对罗素的敬意和研究兴趣，认为西方的逻辑与科学法对改造中国人笼统模糊的思维方式非常有益；而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他也有着相当深厚的根基。这三个在一些人看来是互不相容的思想体系，而在他看来，它们的思想精华是相通互补的，完全可以熔为一炉，创造出一个更高形态的新文化。

张申府在1932年10月提出了“百提（罗素），伊里奇（列宁），仲尼（孔子），三流合一”的思想，在写于1941—1942年间的《家常话》中，他又说：“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合而一之的。我也始终希望，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三者之间，不但并无敌对冲突；三者之间，而且正待相补相充。”“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新体系定是新世界中的新中国的新指标、新象征。”

哲学家方克立先生认为，“极富前瞻性地提出‘三流合一’的思想是张申府先生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的最大贡献”。

采访Q&A：认为自己“不是政治家，是个教书匠”

澎湃新闻：张申府先生的晚年生活如何？

张燕妮：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一直在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工作，曾任参考书目部主任，后为采访部研究员。1957年被划为“右派”，降职降薪，从三级研究员降为六级，1961年“摘帽”后又提了一级。

在生活上，父亲从没有很高的要求。他不沾烟酒，平时只喜欢喝一点绿茶，也不讲究吃穿。父亲常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直到晚年他的生活基本自理，80多岁了还自己动手缝补衣服。过去买东西多用纸包装，如包茶叶的纸、装药的纸袋等，这些包装纸父亲都叠好收起来备用。有些纸片用来做笔记，就像现在专门制作的便签纸；有的沾有油渍的包装纸，他也收起来作为生煤炉引火之用。

父亲去世后，我在整理他的遗著时，发现一份未发表的手稿，标题为《我所认识的章行严先生》。此文写于1973年章士钊先生去世后，一篇3000多字的文章分别写在七八张小纸片上，有拆开的药袋反面，有包茶叶的纸，当时父亲可能是随想随记，后来经整理发表在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上。

父亲晚年深居简出，最大的爱好就是买书、看书，图书馆和家“两点一线”，在图书馆看书，回家就钻到自己的书房里。周末偶尔逛逛琉璃厂和王府井的外文书店。他的工资本来并不很高，但他节衣缩食、省吃俭用，仍把一部分工资用来买书。有时为了支付买书的“急用”，父亲只好向朋友借钱。月初还了钱，月底买书增加了额外开支还得再借，如此循环，往往几个月才能还清。母亲常常叹气道：这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啊！他的涉猎范围很广，哲学、数学、文化、艺术、科学，什么都看，还定了七八份报纸、期刊，包括一些越南的材料，他也看。除了看书，他也欣赏音乐，常到电影院看新闻纪录片。

他的圈子是比较小的，主要是和梁漱溟、李建生（章伯钧夫人）等交往，一般是他们到我家里来聊聊天、谈谈学术这样。

父亲发表的文章很少。1978年之后，有一篇《知乐歌》发表在《中国哲学研究》上，是他对哲学、人生的思考，是很短的一篇文章，文字很简练，但是花了好长时间来写，数易其稿，一个字一个字地改。这个好像也是哲学家的特点，追求简洁，不去讲故事，文章写得都很精练，我叔叔张岱年也是如此。

1975年，张申府在家中读书时留影

澎湃新闻：革命家、哲学家、数学家，张申府先生最看重自己的哪个身份？

张燕妮：父亲在1948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讲到，自己“不是政治家”，是个“教书匠”，是一个学者或学人。90岁时，父亲曾慨叹“没有写出一本大书来。”他自省自己“用心过纷”，对于新知识、新思想、新学科，他都广泛关注，涉猎太广。

学者认为，张申府先生是20世纪引人注目的政治活动家、也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哲学家。回顾父亲的一生，他早年勇立潮头，播扬真理，活跃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历史舞台上。父亲虽然没有写出“一本大书”，但是从他的多篇学术论述中可以看出，父亲的哲学思想达到很高的水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每个人的人生经历既反映了自身的性格特征，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和写照。“学者”“书生”的性格特征在父亲身上体现得也是最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