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王胜泉^*（1952）

我的老师、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仙逝多日，许多朋友对我说：你与他那样熟，写点回忆文章吧。但是，提起笔来，千头万绪，涌上心头，还是从我怎样认识他写起吧。

费孝通教授

提出“重建中国社会学”后，社会学研究会成立时的合影。前排右1为费孝通。

在江苏扬中的农家小院里，和农妇亲切交谈。（1984年）

在华西村参观（1995年）

一、清华园胜因院的长谈

1947年秋，我考入清华大学建筑工程学系，师从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吴良镛门下。这时，国内局势已十分危急，国民党统治者倒行逆施，残酷镇压一切民主力量。7月4日，国民党政府颁布《剿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声称“对于煽动叛乱之集会及其言论行为，均应依法惩处”。10月23日，国民党政府派大批军警和特务包围南京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并强迫民主同盟于10月２７日宣布解散。这时，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已陷入混乱状态，物价成倍飞涨，法币迅速贬值，民不聊生，前途无望，工商业濒临绝境。10月中旬，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于子三遭到非法逮捕，严刑拷打，惨死狱中。噩耗传来，清华园学生掀起怒潮。我们连夜组成游行队伍，进城在北大五四广场集会声讨，掀起一场“反对非法逮捕、反对特务、反对屠杀青年”的反迫害斗争。在游行队伍走出五四广场时，与国民党军警、特务发生冲突。一场混战中，我的头部和左臂都受了伤。返校之后，我义愤填膺，觉得在如此黑暗岁月，“不是学盖大楼、盖别墅的时候”，而是应该“学一套救民于水火的本领”，于是决定转系。当时清华大学规定：凡工科学生，必须选修一门社会科学。我当时选的是社会学，授课者为吴景超教授。但是，当我与魏姓同学（也是1947年进清华，读的是社会学系）商量此事，并请他陪我去见吴景超教授以便请教转系之事时，魏却建议我去见费孝通教授，理由是：费也是先读医科，后来转读社会学，一定有切身体会。于是，由他向费代为请求，约定一个下午到胜因院费的寓所去见他。

应该说：这不是我第一次见费。由于费是当时清华园很有名的民主教授，在许多群众集会上，他都来参加，发表演讲。而我当时作为一个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的进步青年，这些集会自然也都会参加，因此，见到费是很经常和容易的事。但是，直接到他家去拜访并请教个人问题却是第一次，为此，心中有些惴惴不安。胜因院教授宿舍是两层楼，楼上是卧室，楼下是书房和客厅。费是在书房接见我。当时他听到我叙述了个人的苦恼和决定，他藏在眼镜后面的大眼睛立即闪耀出兴奋的光芒。他对我说：他也曾参加1927年兴起的学生运动，但是，后来学生运动失败了，许多朋友抓的抓，走的走，散了。他自己也心情懊丧，生活孤独，有点泄气。当他准备考大学时，他就想：做人只要能洁身自好，于人有益就是了，于是他选择了东吴大学医科，准备将来进入协和，毕业后当个好医生，为人治病，准备通过学医来服务社会，改革社会，免除人们的痛苦。但是，两年后，生活教育了他，使他认识到：人们最痛苦的，不是来自身体上的疾病，而是来自社会所造成的贫穷。于是，他在转学到燕京大学时，毅然改学社会学，决心学一门了解社会，解剖社会，改造社会的学问，毕业后服务社会，免除人们的痛苦。因此，他对我下决心转学社会学，十分理解，并称赞我是他的“同道”。费的这番话坚定了我读社会学系的决心，从此进入了社会学这个领域，至今已有五十多个年头了。现在，敬爱的费老师已离我们而去，而我们这些当年作为他的学生，也在社会学、民族学诸领域做了许多工作，有了自己的成绩；而我们的学生已有不少人同样在社会学、民族学方面有了贡献。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和费老师一生研究成果相比，当然是微不足道，“小巫见大巫”。但我们都遵照费老师当年的教导，沿着他开辟的学术事业奋勇前进。因此，我们可以很自豪地对他说：安息吧，敬爱的老师，你已后继有人。

二、我们决心留下来迎接解放

１９４８年秋季开学，我正式成了社会学系的学生。但是，我却不与１９４８年新入学的社会学系的新生一块上课，因为他们必修的社会学概论我已念过了。我可以选课了。我选的第一门社会学专业课是费孝通教授开的“社会变迁”。与我同选此课的是当时读社会学的一位研究生，两个人每周到费家去上一次课。从此，我成了费家的常客，费师母（孟吟）成了照顾我这个穷困而又远离家乡的穷学生的恩人。我已不记得在费家吃过多少次饭，总之是给了我无限温暖和亲情。

费孝通教授讲课，一向是不按步就班，照本宣读。这次教我们的“社会变迁”课，也是如此。他开课第一讲，就是拿出五本英文书，叫我们一一去读，然后写出读书报告，提出问题，在堂上讨论。我记得：除了英美关于社会变迁的教科书外，还有一本就是他自己写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过是英文本。我的家乡是苏北偏僻农村，当时已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书和中国经济分析文章，因此就以阶级分析观点对这本费先生最自豪的著作提出批评，并以自己家乡的实例一一加以说明。本来我心中十分担心，怕由此引起他的震怒，扣我的学分。谁知他听了我的批评，不仅不震怒，反而详细询问我的家乡苏北农村的具体情况，听到与苏南农村情况大不相同的情况时，还不时在本子上记下来，课上得十分融洽。待这五本书讨论完后，他给我们两人布置了一道研究课题。当时，他正与社会系美籍教授Robert Redfield和一些年轻教员探讨“中国绅士的社会地位”问题，想对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皇权、绅权以及官僚、外戚、宦官、世族、军阀间的权力斗争和变迁脉络，理出一个头绪来。于是，他叫我们每个人到图书馆借《汉书》一部，通读一个月后，向他报告对汉代封建权利的结构分析的一些看法。由于我当时只是大学本科生，图书证只能借少量书，无法借卷数很多的线装《汉书》，于是费先生便将他的借书证交我使用，并为此给当时图书馆出纳部写了一个条子说明情况。记得当时我持条去借《汉书》和其他许多参考书时，图书馆一位老职员还悄悄问我：“你是王同惠（费的前妻）的什么人？”实际上，我只是他的一名普通的授业弟子而已。但由此也可看出费是多么热爱教育工作。在这样尽心授业的老师教导下，我又怎会不努力呢？

在这一个月内，我经常去费家。原因是我当时是一名大学本科生，基础科学知识还十分欠缺，搞科研更是彻头彻尾的门外汉，而这项课题研究却是十分复杂、难搞，因此，我不能不经常去请示。于是，费先生如保姆一样，从如何读古书、查《康熙字典》、朝代纪年表，到分清本纪、列传、附传，又如何从事件中看出权力斗争痕迹，以及怎样收集资料、辨别资料，拟定提纲、决定主题、提出论点……总之，给了我手把手的直接指导，使我真正体验到什么叫学术工作，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该如何进行，以及怎样小心求证和如何建立理论体系。我仿佛身入宝山，一下子见到学术研究这个新天地，受益之深，终生难忘。当时我在社会系的另一位授业老师史国衡教授说：“这是研究生的教学方法，你能得到费先生亲自指导，十分不易，你要珍惜啊！”我听了很感动，因而也就更努力了。

这时，人民解放军已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辽沈战役、济南战役、天津战役、淮海战役都已结束，解放军百万大军兵临北京城下。我当时家已迁往台湾，父辈都在台湾作官，他们纷纷要我尽快赴台。我犹豫难决。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要带一些著名教授乘飞机南下，我就问费先生：“你走不走？”他说：“我不走，我要留下迎接解放。”费的态度决定了我不去台湾的决断。我后来读费在当时给Redfild教授的信中说：“我认为我留在北平的决定是正确的。我相信如果西方让我们自己建设我们的国家，中国会在我有生之年赶上现代化的西方。解放这个字不是空洞口号，它具有具体含义”。（转引自《费孝通传》，11页，时事出版社，1985）我想：费孝通教授是以十分欣喜的心情迎接解放的，他是真诚的愿为新中国的诞生和现代化在中国的实现而献出自己的才智。这也是当时绝大多数清华园教授们的心声。这包括与共产党合作的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如我的老师潘光旦、费孝通；也包括与国民党有历史渊源的其他教授，如我的老师吴景超、陈达等。“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真的是众人共同心声。从1949年到2005年，费孝通教授作为共产党的好朋友，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独特作用，并在政治上、学术上、社会上带来了巨大影响，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三、我们都反对取消社会系

清华大学社会系在解放前是一个“名系”，在国内外享有盛名，教授有潘光旦、吴景超、陈达、吴泽霖、费孝通等人。1948年的《清华年刊》的“院系漫谈”中，称社会系是“本校法学院最大的一个系”。这也是当时我所以转入此系的缘由之一。但是，在迎接解放、庆祝新中国成立的日子中，传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苏联已取消了社会学，中国也将在高等学校中停办社会学系。这时，清华社会学系已成立了系务委员会，而我作为学生代表也就经常可以在系务委员会上听到这方面的消息。例如：当时新成立的教育部的一位苏联专家称：社会学是专门反对马列主义而出现的一门资产阶级伪科学，必须彻底取消。这引起了清华社会系中许多教授的反对，费也是激烈反对者之一。大约在半年多之后，1950年3月7日，费写了一篇文章：《社会学系怎样改造》。这篇文章的内容在写作前曾在清华社会学系系务委员会上讨论过。该文明确提出：“当其他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系尚分别存在时，社会学系亦无先予取消的必要，而且正可以社会学系为基础加强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课程。”（引文见《费孝通文集》第六卷第44页）。到了8月份，教育部的高等学校课程改革委员会颁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其中就包括了社会学系，并定位为“培养政府及其他有关部门（如内务部、劳动部、民族事务委员会等）所需工作干部……及中等学校以上师资”。我作为坚持主张办社会系的学生代表自然也感到欢欣鼓舞，对费的敬意也就进了一层。

这时，清华社会学系开始分专业组。当时共分三组：民政组、劳动组、民族组。学生毕业后分配方向是：内务部门、劳动部门、民族事务部门。这时，我已听说：费将到中央民族学院担任副院长，并被任命为中央民族访问团副团长兼第三分团团长，去贵州。在一次讲课中，费曾要我参加他率领的访问团，一块去贵州对少数民族问题进行实地调查。但是，我这时已在听陈达教授开的“劳动问题”课程，并迷上了中国劳动问题的调查研究，因此我没有报名参加民族访问团，而是报名参加了中南工矿考察团，跟随吴景超教授去湖北大冶钢厂进行了实地社会调查，回来后申请分配到劳动专业，并于1952年在社会学系劳动专业取得了学士学位，分配到中央劳动部政策研究室工作，从此，费进入到民族学领域，我则进入了劳动科学领域，在学术上属于不同领域。但是，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社会学系被取消，费对此甚为不满，而我则成为社会学最后一班毕业生，也对此十分不理解。因此，从1952年之后，逢年过节，我还是会到费家去问候费和费师母。那时候，他已搬到中央民族学院宿舍南排１号，与我的另一位老师潘光旦比邻而居，而潘则是我们社会系学生最尊重的教授。他的学术造诣和道德文章都可以说是属于“大师”级人物，在我一生中是十分少见的。当时，我们都希望恢复社会系，在这一点上倒是十分一致的。

这样平静地过了几年。1956年举行国际社会学会，苏联派了代表团参加，中国则没有派代表团。美国《新时代》杂志提出了这个问题。1957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成立了“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由当时中央劳动干部学校副校长陈达主持其事，并在6月9日在南太常寺甲12号召开了会议，出席者有费孝通、雷洁琼、吴景超、李景汉、吴文藻、陈达、袁方等人。我曾看到劳动干校党委整风办公室报送的“会议纪要”，上面明确写明：“科学院准备了一些经费（约五万元）及编制名额（5人左右）”。（原文见科学出版社1958年1月出版的《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二辑“附录”）显然，这是在党领导下，有组织的一项活动，是得到组织同意的。于是，吴景超写了《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费孝通写了《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开始了后来被称之为“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高潮”。但是，我想恐怕很多人不知道：真正提倡、主导这次社会学活动的部门，正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当时参加此事的唯一中年教师袁方是中共党员，是“奉党委之命”去参与此事，并非个人私自行动。当反右运动开展后，参加开会的教授除雷洁琼外，都被打成右派，而袁方则被划为“极右”，下放北大荒劳动改造。后来我与袁方谈及此事时，他真是哭笑不得。

这一年，我与费见面次数增多。缘由是我的同在劳动部工作的老师陈达教授受命要去参加斯德哥尔摩世界人口会议，为了准备论文，抽调了几个人协助他，我也偶而参加讨论。由于人口问题是社会学重要领域，故费有时也参加讨论。而费的“名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就是写在这时候。我记得费曾给我们说：他写此论文时，起初用的是“春寒”二字，但后来考虑，认为当前“春意”是主要的，若再加上“寒”字，在表达上未免走了拍，也就不能把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积极性衬托出来。后来思索很久，想出了“早春”两个字，才感到合意，因为这个字眼和近些年知识分子在改造运动中产生的晚秋感觉正好对上，错得开，刚好表达出他们心理上的转机。我对费的此文态度和当时众多知识分子一样，认为是说出了知识分子的心里话，而且认为这篇文章前半篇主要写的是“春”，后半篇主要写的是“早”，主要意思是指出当时知识分子心中已感觉到了光明和温暖，给人以许多信心和希望，但又提出了需要进一步思考问题。特别是结尾处一连串10个问号，确是足以让人警醒和深思。总之，我对此文是十分肯定的，十分拥护的，认为是“道出了知识分子的心声”。

但是，随着历史发展在此后出现的曲折，这篇文章却为费氏埋下了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祸根，几个月后成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罪证。

四、为重建社会学而尽心尽力

1972年，费从干校回到北京，参加《世界史》的翻译工作，算是从体力劳动又变成了脑力劳动者。但是费的心情仍是十分沉重的，他曾用“杯弓蛇影，令人心悸”八个字描述当时心情。这样一直到1976年周、朱、毛逝世之后，一举粉碎“四人帮”，他的处境才有了好转。他写出了“文革”后第一篇文章《蓄意歪曲、无耻篡改——批判江青母系社会就是女人掌权的谬论》。（文章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7年第二期）当时，我们这些他的学生曾欣喜万分，奔走相告，为费教授的“复活”而欢呼。实际上，这篇文章宣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高唱“阶级斗争”学说，充斥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教条，是费氏所写文章中最蹩脚的一篇论文，实在难以恭维，但当时却是难得极了。

1977年底，费向当时筹备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胡乔木、于光远写了一封长信，呼吁重视民族问题研究。在信的结尾处，他写道：

“阔别多年，未免疏远。岗位工作又使我们联系了起来。旧相识还应重新相认。……三四十年代之初生之犊，看来已甘为巴滇山道上背盐的驮马矣；牛也罢，马也罢，驰驱未息，诸可告慰。余不一一。”（引文见《费孝通文集》第7卷第195页，群言出版社，1999）

但是，时代在巨变，社会所要求于费氏的绝不是只作一个“背盐的驮马”。1979年，邓小平提出了“社会学要补课”的要求。这件光荣的任务落到了费孝通的头上。但是，当费要求原来搞社会学的人参加讨论时，反应很差，有人甚至说：“好容易从社会学中爬出来，现在不能再陷进去了”。但是，历史前进的车轮是阻挡不住的，1979年3月15日，社会学座谈会终于召开，并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讨论筹建社会学系的问题。这次座谈会我也参加了，并担任研究会理事和以后成立的北京市社会学会副秘书长。费在以后一次讲演中曾说：

“在十年浩劫里，我们许多社会学界的老师、朋友没能这样活过来。我这余生可以说是得之意外。我觉得，我应该好好地用它来在事实上证明：社会学是一门可以为人民服务的学科。为了给前人昭雪，为了实现我早年的宿愿，也为了使后人不背上包袱，一种责任感，成了一种内在的动力，使我毅然打消了先前的顾虑。同时，从继续认识中国社会的意愿出发，我要在我的晚年为社会学科的重建尽点力。”（引文见《社会调查自白》第69页，知识出版社，1985）

从此，费孝通迎来了学术上的又一次丰收和辉煌。他三下、四下江村，提倡乡镇企业，欢呼苏南模式，写了《小城镇，大问题》这篇名文，走遍了全国各地，研究区域发展，提倡潘光旦的“中和位育”理论；他访美、访苏、访日，走遍全世界，得了许多国际学术奖项，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社会学界，能有这么多成就的人，实在很少很少。在他从事科研活动60年时，我曾写过一篇长文：《一生探索，志在富民——为费孝通教授从事科研60年而作》。（原文见《中国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二期）我在文章的结尾处说：

“费孝通教授作为一代爱国主义知识分子的典范，真正作到了活到老，学到老，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追求民富国强的幸福道路的探索之中。他的科学探索精神值得我们永远景仰和学习。”

以后，费孝通成了国务活动家，担任民盟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政务日益繁忙。我因从事两岸经贸活动工作，担任北京台湾经济研究中心副理事长，又多年在美国、加拿大居住，与费孝通接触渐渐少了。当然年纪大了，行动不便，也是一个原因。2002年中共召开十六大，忽然发现列席名单中有费，真是十分高兴。因为这预示他身体仍然健康，并仍然参加政治活动，真是一位永葆青春的年高德重的学者。但是，今年4月25日的报纸，却载有费氏业已仙逝的消息，我真是从内心感到分外悲伤。抚今忆昔，万般悲痛涌上心头。记得中国国内有一本书这样评论费氏：

“费孝通无疑是现代中国社会中这样一类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们亲身经历了中国社会自辛亥革命以来发生的所有变迁，自幼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又接受了地道的西式教育；既是才高学著、见闻博恰的学者，又满怀政治热情、活跃于政治舞台，成为一代政治明星。费孝通也正是同时具备了这样特殊的学术、政治地位和广泛的国内国际社会影响，他便常被人视为中国社会与政治变化的晴雨表。”（引文见《中国百名大右派》第163页，朝华出版社，1993）

我想：这一评价还是十分中肯的吧！

安息吧，敬爱的老师。

2005年5月3日初稿于加拿大多伦多

2005年5月10日修定于中国北京

*作者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