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朱定和（46—48经济）

刘雅贞去世十七年了。十七年，她经常在我的回忆之中。今年是她入党六十周年，我把零星的记忆整理成文，来纪念这位朴实、平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毕生精力的共产党员。

刘雅贞生于1928年4月5日。高中时就读于上海南屏女子中学。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经比她高两班的同学周少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十七岁。入党后，担任南屏女中党支部书记。据她的同班同学、经她介绍入党的汪家鏐、王珉两位同志回忆：她性格内向，不多言语，举止文静，用功读书，不露锋芒，讨论问题时，不时能听到她很有见地的发言，显示出比同龄人成熟。毕业以后，她响应党组织要求报考北方大学的号召，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党的关系转到了北京清华大学南系党总支。到清华后，任女生支部、艺文支部委员，在清华剧艺社做群众工作。

我认识刘雅贞是在我加入清华剧艺社以后。我在剧艺社的第一项工作是担任《清明前后》演出的舞台监督。刘雅贞在剧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交际花。我忙于舞台工作，对戏没有好好地看，据徐应潮评价，她演得很好。此后，她积极参加剧艺社的活动，默默无闻地做各种工作，清理排演场、提词、管道具等等，缺什么干什么。新编的短剧需要角色，她就上，扮演过进步女同学，还扮演过一个村姑。

每次游行，她一步一步走在队伍中，从不落后。我和她一起谈剧艺社的工作，一起参加游行，到北大民主广场参加大会，看演出。在“抗暴”、“五·二〇”反内战反饥饿、声援武汉“六·一”、“于子三事件”等一次又一次强大的洪流中，在她的影响下，我有所进步。1947年8月，她发展我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青”（中国民主青年同盟）。我意识到，我们的学生运动是有领导的，有共产党的领导，从而更加自觉地按组织的要求，投身于运动之中。入“民青”，刘雅贞是我的引路人。

她长得很美。她是端庄的、沉静的、不张扬的、不着意修饰的美。她工作一丝不苟，认真细致，真诚待人，看重友谊，从一些细小之处，我更感受她内在的美，心灵的美。在日益密切的交往中，我对她的感情升华为爱。当时，追求她的人很多，她没有接受别人，而接受了我的爱。我们相爱了，这是我最大的幸福。

1947年“五·二〇”运动中，剧艺社演出了孙同丰编剧的《金銮宝殿》，过后，训导长褚士荃把我和徐应潮叫去，盘问训斥了一顿，我知道会有风险了。我在剧艺社任社长和以后在清华学生自治会任康乐部长，使我成为“红”在外面的人。1948年上半年，白色恐怖的威胁，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势日益紧张。

1948年刚放暑假，刘雅贞一连三天，找我进行了严肃的谈话。第一天她问：“你愿不愿意参加中国共产党？”我说，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天她问：“组织上决定调一部分人到南方去支援南方的学生运动，你愿不愿意参加？”我说，我的家在武汉，我愿意去南方。第三天她说：“你马上走，到天津坐船到上海，为清华同学假期南下北上服务。”我二话没说，收拾行装到天津，拿了联大老学长方复准备好的船票南下上海。到上海不久，“八·一九”黑名单公布，我在其中。可见，组织上急速调我南下，既是工作需要，也是保护措施。临行前，雅贞给了我一张近照，扎着两个小辫，特别可爱。我揣在怀里，一直带着。

我从上海回到武汉，与尹宏接上关系。地下工作先得找个落脚之处。我和尹宏、马履康在黄岗龙山中学教了半年书。我和马履康都是“榜上有名”的人，不能用真名教书，因此，马履康改名为马一，我改名为朱定和（原名朱本仁）。三个人，我任教务主任，马任训育主任，尹任事务主任，掌握了一所学校。我估量，尹宏、马一都是党员，只有我是“民青”。当时，一是想早日解决入党问题，一是思念雅贞。龙山中学靠近大别山脚，新四军五师张体学的部队有时游击而过，半夜可以听到枪声。夜深人静，我看着雅贞的照片，默默地念叨，快点吧，快点吧！

寒假回家，春节中，清华到武汉工作的带队人尚家齐组织了一次聚会。在刘佩云家，八九个清华人聚在一起，十分高兴。原来这是一支有十几个人的强大队伍，领头人尚家齐是清华南系党总支的委员。学运中的公开领导人，清华学生自治会的三位常务理事（相当于主席副主席）都在其中。尚讲了形势，明确我们再不去黄岗教书了，在武汉市内开展工作。会后，马履康通知我，党组织批准了我的入党要求。我交了自传，完成了入党手续。我的入党，从雅贞在清华与我谈话开始，因为调动，拖了半年才完成。入党，我的引路人还是刘雅贞。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我拿着“甲种登记表”（地下党员的登记表）到市委组织部报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原武汉地下党市委书记曾惇与我谈话。我向他提出，我的爱人刘雅贞在北京，希望把她调到武汉来，曾惇一口答应办理。

1950年1月，北京市委同意武汉市委的要求，刘雅贞调到了武汉。阔别一年半，我们又重逢，这是我天大的喜事。

到武汉后，她先在武汉市委政策研究室企业部工作，那里，有清华南下的吕乃强、杨坤泉、张昕若三位老同学，不觉得孤单。当时，市委的首要任务，是发动工人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企业部的干部经常到工厂蹲点。刘雅贞到武昌第一纱厂，一住几个月，到车间参加劳动，和工人一起值夜班，发动群众，掌握民主改革运动的情况，与工人姐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有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当时，我在武汉市青年文工团工作，也住在武昌，经常骑车到第一纱厂去看她。有一次晚上我骑车从江边走，有一段路没有路灯，我连人带车摔到了江坎上，外伤加休克。醒来时已在医院病床上，雅贞守在床边陪护直到出院。我们感情日深。1951年5月1日，我们结婚，文工团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舞会。

1953年，市委发出了技术归队的号召，号召学习理工的知识分子干部到工业战线，从事生产技术工作。雅贞响应了这一号召，由市委调到武汉钢铁公司，在工程管理处、生产筹备处工作。武钢是新中国筹建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是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是武汉工业建设的重中之重。筹建伊始，苏联专家带队到大冶考察铁矿，雅贞陪同前往，当时她怀有身孕，掂着大肚子，和专家一起爬矿山，专家十分钦佩。嗣后，武钢在青山破土施工，工程管理处设在简陋的平房里，她带着孩子和保姆，几次搬迁住处，往返奔波于工地、办公室、宿舍之间，了解工程进展情况，工作生活负担很重。她坚持下来，完成了分担的任务。她在武钢工作了五年，直到一号高炉投产，流出第一炉铁水。她为武钢的建设贡献了一份力量。

1957年，她被调到武汉化肥厂任生产技术科长。她在清华先后在化工系，后转物理系，共三年，没等毕业就调离了学校。为适应工作需要，她买了新版的大学理工教材，重点攻读化学、化工，以补不足。

1959年，雅贞被调到武汉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工作，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间，机关斗、批、改告一段落，她被派到洪山区整党宣传队（贫宣队）当队员，在洪山郊区工作。当时，我从五七干校分到埔圻农村插队落户，如果我和雅贞都下乡插队，那就要扫地出门，阖家下乡，孩子们的学习就成了问题，雅贞留在贫宣队，我们才得以保留住房，孩子们才得以继续上学。

1971年，雅贞被分到江岸区政府，任科技科科长，1973年调武汉有机合成材料研究所任所长，1974年调武汉化工设计室任主任，1979年调回市科委，在科技情报处任室主任、副处长。改革开放，国外先进科技信息扑面而来，整理、介绍、交流科技资料，十分重要，为此，雅贞下大力学习提高英语水平。她买了新概念英语等教材，在夜间攻读。计算机普及工作开始，她参加了微型计算机学习班，学习一年，考试成绩合格，获得结业证书。

刘雅贞的父亲是海关职员。1952年因病经批准到香港求治，投靠他的一位弟弟，直到“文革”期间在香港病逝。近日，我走访市科委当年管干部的老领导，经她证实，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海外关系”，影响了对刘雅贞的使用安排。1982年以前，她一直是科级干部。雅贞从不因此而消极，无论在什么岗位，她都兢兢业业，全心全意做好工作，而且努力学习，充实基础，不断吸取新知识，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积极作用。她从不抱怨，恬淡自处，不计个人得失，在她的身上，体现了高尚的品质，坚强的党性。

1985年4月，雅贞离职休养。她离而不休，很快“自谋职业”，就近在市委党史研究办公室找到了工作，义务协助整理党史资料，每天早出晚归，中午在市委食堂吃饭，与上班无异，直到她病重住院。她为党的事业耗尽了毕生精力。

在生活上，雅贞是简朴勤劳的。我们两个人工资在当时属于中等水平，雅贞到武汉后定级比较高。当年的八级工资制，钢铁企业是重工业中最高的。她在武钢的工资，比地方十三级干部还高，而且还一直保留下来。我的家庭负担较重，她也要瞻养老母，四个孩子，开销比较大。雅贞管钱，精打细算，她唯一的一套毛料套装，还是1956年工资改革补发加薪工资时做的。三年困难时期，布票少，孩子多，她精心安排，孩子的棉袄是“新老大，旧老二，破老三”，她自己改、补、接。大女儿一青在郊区农村下放，无偿献血，雅贞带她上街到有名的小桃园煨汤馆，花高价买了一碗排骨汤，给女儿补充营养，自己不吃，看着女儿吃。她还曾两次带三女儿兰兰到北京，看病求医，治疗哮喘。她是好妻子，好母亲。

我二女儿一红给我讲了一件事。1975年，雅贞带着一红上北京。办完了公事，她向人打听王汉斌、彭珮云夫妇的情况。人家说，还没解放咧，你可不要去招惹是非。雅贞说，我一个地方来的小干部，去看老学长、老同学，我怕什么。她带着一红找到地坛附近一幢楼的八楼，彭珮云还关在牛棚，没见着，见到了王汉斌和他的小女儿，尽到了心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彭都没事了，得到了安排。雅贞又是带着一红去北京。一红问她，去看王汉斌、彭珮云吗？雅贞说，现在看他们的人多，不去凑热闹了。这件事，反映了雅贞的为人。

1987年7月，她感到腹痛，到几个医院检查，市二医院诊断为腹腔炎症，服中药治疗。我们以为搞清楚了。之后雅贞参加老干局组织的西安旅游，还用塑料瓶把煎好的中药带上，一路服用。回武汉以后，仍然腹痛，不见好转。我警觉了，陪她到市二医院干部门诊，请了外科医生来会诊，普外的郑主任在腹部一摸，明显的肿瘤，当即住院检查确诊为结肠癌。从初诊、误诊到确诊，耽误了两个多月，发展到了晚期。原来准备转到省肿瘤医院手术，雅贞疼痛加剧，来不及转院，决定由市二医院郑主任主刀。郑是市政协委员，我和他熟，我两次上他家，请他无论如何拿下来。9月27日，进手术室，不到十二点就做完了，我想糟了。郑主任说，肿瘤在腹腔内已广泛扩散转移，不能切除，只能把结肠重新接通。天哪，真是晴天霹雳。术后，转到肿瘤医院，通过动脉插管到肿瘤附近，高压化疗。这是有危险的方法。化疗六个疗程，历时半年，十分痛苦，她坚强地忍受了。她的头发尽落，我请话剧院管化妆的同志给她做了一个发套。我在病房陪伴照顾，周末三个女儿轮流来替我，我回去处理必要的事务。1988年4月5日，是她60岁的生日，我们全家在医院给她祝寿。她交待后事，与我商量：“妈妈给我的金戒指给哪一个女儿？”她对我二女儿说：“让你爸找个伴。”听了叫人心碎。4月6日晚饭时，她还问我：“我一个月工资是多少？”我说：“一百八十六元。”此后她陷入昏迷，呼吸困难，心力衰竭，抢救无效，4月7日二时溘然长逝。龙年生，龙年卒，享年整整一个花甲子。为纪念她，我给孙子起的乳名叫龙龙。

7日晨，市科委领导赶到医院，问我丧事如何办，我说了八个字：“生不扬眉，死要吐气。”我为她安排一个隆重的告别仪式。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王汉斌、彭珮云，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吴官正，国家广电部部长艾知生等送了花圈；武汉老领导、原河北省长李尔重，市人大主任黎智，市政协主席王哲南和众位副主席等参加了告别。吊唁大厅站不下，都排到大厅前面广场。一个副处级干部的悼念活动，赶上了市级领导的悼念规模，实属罕见。

雅贞走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的儿女们常感叹：“妈妈如果现在还在，该有多好，她没有享受到小康的福啊！”从十七岁入党起，她四十三年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默默奉献。她受到压抑，却无怨无悔，忠心不二。她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优秀的、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她活在我心中。我已安排好，我的墓穴和她在一起，我将与她长相厮守，从秀美的九峰山上，眺望日新月异的神州大地。

2005.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