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张永备（1952物理）

1946年我从上海考入清华大学，1947年11月22日我却告别了清华，投奔解放区。

张永备学长近影

孙世光同学为三位赴解放区同学画的纪念卡片

2000年戈壁草读书会老友聚会合影，后排右1为作者

投奔解放区，是我两年多来思想酝酿的结果。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在沦陷区受日本法西斯统治的我是多么希望国家有一个新的气象。然而，就在国民党回来不久，它的所作所为让我失望。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让人们叫苦连天。我家附近的一位人力车夫，当天挣来的钱，回家已不够一家吃稀汤了。国民党回来之前，就已宣布投降日军的伪军为它的先遣军，一些汉奸也自称是它的地下工作人员，我才知道原来伪军、汉奸和国民党是一丘之貉。更令人气愤的是，他们认敌为友，却把我们这些沦陷区的中学生宣称为“伪学生”，不准我们到公立学校读书。我考私立学校，中上等成绩居然不被录取，我大病一场。第二次抱病又考，而当我知道别的同学都送礼走后门，一气之下退出考场。

我怀着无比的憎恨，由家乡到上海读高中最后一年。我决心努力学习，考上一所好大学，还想通过一年的探索，寻找出路。到上海后，我看到新出版的杂志如雨后春笋，开阔了视野。《民主》、《文萃》等三四种刊物我每期必读，我最爱看的是《时代》杂志，它有时介绍解放区的情况。

当时，民主人士的演讲会也不少，我知道了就去听。演讲的不少内容是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阴暗面，使我对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我还参加青年会组织的歌咏活动，那里有教师教唱进步歌曲，还参加学生们组织的文娱晚会，在这些活动中，我看到了祖国的希望。

1946年6月下旬，马叙伦等民主人士到南京请愿，反对内战。我们毕业班自动组成队伍，打着校旗，到车站欢送，欢送的队伍挤满了车站。送走他们后，进行了市区大游行，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游行。

这一年我认识上有了飞跃，这一年我还如愿考上了清华大学。

清华是学习的好地方。可是当时的形势不允许你安心学习。开学不久，在东单广场发生了美军侮辱北大女生的暴行。12月30日我参加了北平学生反对美军暴行的大游行。第二年5月20日，又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大游行，我在游行队伍中担当纠察。6月2日原定有更大规模的游行，但是一早发现，两个小门已被手持木棍的打手封锁。我被派在南大门放哨，以便随时报告。当时只听特务、打手在门外高叫“谁出来游行，我们就打！”

从这以后我就坐不住了，同时参加了三个社团。一个是物理系同班同学组成的“戈壁草”，一个是土木系同学为主的“炼社”，再一个是游行时纠察队员们组成的“力社”。这些社团经常组织活动，如学习、时事报告、专题讨论、出墙报、社团间交流、游园等等，生动活泼，又受教育。我参加社团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共产党。事后证实，他们都是党的外围组织。

这期间我还借阅了一些小册子，如《共产党宣言》、《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以加深对党的认识。

10月底，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被杀害，11月初组织了大游行，有同学被捕。当晚参加游行的同学开会讨论对策，大家争论不下。虽然第二天还是服从了统一指挥，但我当时的感觉是，靠学生运动打不垮蒋介石。那天晚上，我下决心要投奔解放区。事后才知道，这是共产党的第二条战线。

过了几天，我就找“戈壁草”负责人张天泰、杨坤泉说了我的决心。杨坤泉告诉我去找北京大学的佘世光。1947年11月22日，我到北大五院 （北大红楼旁）住下。23日地下党的一位负责同志和我谈话半小时，他说：“你是个老实人，不会撒谎，在去解放区的路上，要是遇到盘查，由同去的同学去应对，你就跟着一起走吧。”24日我们一行三人乘火车到天津，住南开大学，从天津走了4天到河北省泊头城工部接待站。途中遇到国民党哨兵多次盘查。

在我们离开清华后，“戈壁草”孙世光同志为了祝贺我们走向新的生活，制做了一个纪念品，“三匹骆驼首先向光明的地方奔去”，见下图。

28日到泊头镇报到后党代表热情地欢迎我们。当我看到农家墙上“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大幅标语时，心潮起伏，无比兴奋。第二天接待站派了辆大马车送我们到邢台市“北方大学文艺学院”，住了几日后，又送我们到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武安市。1947年底华北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亲自宴请各路来解放区的二十几位青年。我看到了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平易近人，作风朴实，对新同志，万般嘱咐，语重心长。

第二天，我们随一位美国记者开的卡车到了山西潞城——当时北方大学文教学院驻地，范文澜是校长。我们正式入学，参加两个月的政治学习。在填写“家庭出身”时，我认为家有祖坟地也是占有土地，就写了“地主”。领导审查后说：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家庭出身应该是“职员”，因此我又重新填写一份个人简历。

学习结束后，派我们到河南温县参加两个月的土改试点，我目睹了农村生产落后，农民贫困的情景。

1948年5月初行军数日从河南温县返回潞城北方大学。之后，随学校搬到河北省邢台市。7月1日欢庆党的生日后，我们到正定县的华北大学等待分配工作，这所学校的校长是吴玉章，副校长是成仿吾。在待分配期间，我患了痢疾，病情十分严重，住院和休养了几个月。病愈后，我被分配到山西省榆次太原军管会教育组报到，组长是刘皑风同志。当时组内20多人，我们的任务是太原解放后接管教育部门。因中央决定先解放北京后解放太原，组织要我回华北大学。在回华北大学的路上经平山县时，遇到刘皑风同志，他说：华北大学已经搬到北平郊区，等待北平解放。刘皑风同志是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他留我在教育部中教处工作。1949年3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迁到北平，5月4日我被批准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6月前后，结束实习期，被正式定为科员。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教育部的队伍安排在金水河北边东侧靠近天安门的地方，我站在教育部的前排。下午3时，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礼炮齐鸣28响，五星红旗第一次在雄壮的新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伴奏下徐徐升起，全场掌声和欢呼声雷动。朱德总司令乘车检阅陆海空三军，当一百多辆战车通过天安门时，恰与空中战鹰同步接受检阅，场面十分壮观。那时天安门城墙还没加高，我们队伍靠近天安门，抬头望去，看主席台非常清晰，看战车、阅兵近在眼前。真是心潮澎湃，不时兴奋地欢呼。晚上提灯游行，每个人手持自制的五角形灯笼，灯内点燃蜡烛，五彩缤纷。

在1949年8月，我提出了入党申请。当时因组织同意我回清华学习，张萃中司长负责任地告诉我，你的组织问题我们会考虑的。我10月3日回清华，不久教育部来函给清华大学介绍我的表现。12月20日，我被批准为候补党员，21日在毛主席像前宣誓入党。

1949年10月3日，我持教育部介绍信以调干生保送清华机械系学习，这样我三年之后二进清华。

回忆起六十多年前的这段经历，内心还是很不平静的。当年20多岁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82岁的老人。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国家强大了，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空前提高，人民也不再受屈辱，过上了真正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