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叶铭汉（1949物理）

1944年，我从重庆中央大学附中高中部毕业，考入了西南联大土木系。1945年1月，我与许多同学一同参加青年军加入抗日斗争行列。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我返校复学，在西南联大复员后，我进入清华大学，转入物理系学习，于1949年毕业。因一心想学原子核物理，所以决定继续攻读研究生。这一决定也使我在退休后付出了代价。我们1949级在1949年6月都参加了“华北各大学毕业生暑期学习团”，按文件规定退休时都可以享受革命干部待遇。但在条例中有一附注，规定凡参加后不服从分配或读研究生的人不得享受革命干部待遇。所以，我在退休时，一开始人事处给我定为离休，后来他们发现了有这样一条注解，我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这样，我就从离休改为退休，与不服从分配的人同样待遇。

我考上清华大学研究院当硕士研究生，导师是钱三强先生。第一年主要是学习量子力学和原子核物理。钱先生让我将来参加研制加速器，他知道我在初中时曾学过法文，给我一本法文的介绍回旋加速器的书要我阅读。1950年春，钱先生得知国家的规划，将来大型实验设备不在大学中建造，而在中国科学院建造，因此建议我离开学校到科学院去工作，将来参加加速器的建造。我就在当年7月放弃研究生学习而转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作为研究实习员。此后，我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到1990年。

1950年底，赵忠尧先生回国，他在美国设计了一台静电加速器，带回了在美国加工的该加速器的一些部件和购买的一些关键器材。从1951年初，在赵先生领导下，我们开始建造静电加速器。在静电加速器建成后，我主持其运行、维护、改进，以及在静电加速器上进行核物理实验，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

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时，一心要进步，在三反、忠诚老实、思想改造等一系列运动中是积极分子。但是形势一天天变化，每年都有不少新毕业的大学生来到科学院，他们比“老”人更进步，我逐渐从积极分子“蜕变”为运动对象、白专典型。

1957年春，我很幸运逃过了一劫。当时我在调试闪烁探测器，老是搞不好，心中很烦躁，只是埋头工作，两耳不闻窗外事。所内很多同事都到北大去看大字报，回来大讲特讲，但我一概没有兴趣。那些回来大讲特讲的同事，有好几位后来成了右派。我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去看了，一定会对那些大字报的观点发生共鸣，可能就不会活到今天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有大字报揭露我是“漏网右派”、“反革命分子”，来势汹汹。我当时思想不通，觉得自己从1949年起，一心想进步，今天却落得反革命分子，感到很委屈，活着没有意思，不如死了。但是又一想，不能死，自杀的人是以死对抗的反革命分子，我的妻子、女儿怎么活呀？

1969年10月到1972年2月，我在“五七干校”劳动。去的时候有长期留在干校的思想准备，万万想不到“最亲密的接班人”居然叛变出逃。1972年3月，我又回到科学院。

想不到的事情很多，如1977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先进工作者，1984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我一直尽量避免做管理工作，一心想“专”。很幸运，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基础科学，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由领导小组领导我们，同年级的林宗棠就是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当工程有困难时，领导小组都帮助我们解决。在天时、人和都极好的条件下，我非常幸运地完成了所长的任务，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按计划建成。

1994年我到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任学术主任，做一点力所能及的推动学术交流的工作，一直到今天。

幸运的事情也有很多，我在1995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特别幸运的是，我从小身体很弱，在小学校里玩踢皮球，我也参加，每次都被任命为守门员。守门员是可有可无的，最不会踢球的人才被指定当守门员，我的踢球水平可想而知了。没有想到现在身体居然还可以，没有大毛病，血压不高，血糖不高，血脂不高，胆固醇用药控制，略有白内障，耳渐聋。我还要努力，希望活到毕业7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