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黄绍湘，女，历史学家。1915年生，湖南临澧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44年赴美国留学，194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47年回国。建国后，历任山东大学教授、人民出版社编审、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美国史。专著有《美国简明史》、《美国早期发展史》、《美国通史简编》、《美国史纲》、《黄绍湘集》。

2010年5月9日，黄绍湘 在“母亲节”度过95岁生日

韶华已逝，猛回首，我们这些当年投身抗日救亡的热血青年，已到了耄耋之年。我应抓紧时机，敞开心扉，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我对艰苦奋斗和忠于理想的一点看法，与大家共勉。

我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是一位法学家，他的治学精神，我从小就耳濡目染。而我母亲却重男轻女，甚至克扣我的生活费，上中学时我为了省钱买书，常喝盐水、吃烧饼度日。我15岁时，父亲到国民政府任职，于是举家迁往南京。我拒绝随父母南迁，坚决留在北平读书。为了追求读书救国的理想，我义无反顾地放弃了所谓的荣华富贵。高中毕业后，母亲不准我上大学，只准考盐专。“九一八”事变后，我参加了北平学生支援南下代表的卧轨请愿活动，被校方记两次大过，我就愤而离校。后来经过艰苦的准备，最终以优异成绩在1934年考入梦寐以求的清华大学，并获得奖学金，成为外国语文学系九级的一名插班生。

日寇的铁蹄，踏碎了我们求知的梦想。1935年，我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并成为骨干之一。同时，我也由外语系转入历史系，从此揭开了我人生新的一页。转系的目的即是要对国事究根问底，我自然侧重近代史。当时我首选的是吴晗老师的明代史。一则因明史最接近近代，符合我转系的要求；二则明史与我在盐专学过的中国历代盐务制度史相衔接，这样，我选修明史总算有点基础。吴晗当时虽是年轻教师，但已是明史专家，他忧国忧民，思想进步，敢于以古喻今，针砭时弊，很受同学欢迎。他的明史课内容充实，对明代皇权、绅权、郑成功收复台湾等等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尤其是吴老师不仅授我以鱼，更是授我以渔，他告诫说：治学之道必须力戒浮躁，打好基础，由博而识，由通而专。1937年2月，为了赶写毕业论文，党组织把我从救国会和北平学联的繁重工作中解脱出来。紧迫中，我选择了“明代的盐法”作为毕业论文。因为在这方面我曾下过一些工夫，有些积累，也写过一些关于历代盐务制度的文章。吴老师作为导师给我以具体帮助。这样我费时少、收效快，顺利地通过了答辩并以优秀生的资格毕业了。这是我的幸运。

黄绍湘1937年6月清华大学毕业照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我当时因患急性盲肠炎动手术后在校医院疗养，是最后离校的一批。8月，辗转天津、烟台、济南、南京，颠沛流离，几陷绝境，好不容易才到达平津流亡学生云集的武汉。由于抗日救亡活动被压制，我又无正式职业掩护，1939年5月，不得已撤退到重庆。此后五年，为了生活，我历尽艰难，先后在多所私立中学教授英文。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反法西斯战线逐步形成。周总理和南方局同志有远见卓识，认为战后美国国际地位和作用必然大大提升，应派我党同志赴美，对美国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1943年，经南方局同志同意，并给予部分资助，我参加了国民政府教育部举办的自费赴美留学考试，并被录取。为了完成党组织交派的任务，我毅然只身赴美，留下两个年幼的女儿由当时从事地下工作的丈夫毕中杰来照顾。1944年8月我由重庆登机，飞抵印度后改乘海轮，历时一个半月，终于抵达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主攻美国史。

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进步史学派比尔德、康马杰等大师云集的阵地。教师上课，采取研讨方式，由教师和同学评价美国史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各抒己见，海阔天空地讨论，风趣盎然。清华历史系并未开过美国史课程，只在西洋史课程中讲授过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内战。我最初因基础薄弱，困难重重，不知如何应对。但我赴美攻读既是任务，那就得迎着困难上，体现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我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由浅入深、由似懂非懂到融会贯通，弄通美国历史发展的轨迹，思路开阔了，英语口语水平大大提高，不仅在研讨中能运用自如地抒发己见，而且对研究美国史产生了兴趣和深厚的感情。最后毕业论文获得导师的好评，以优异成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

在学习之余，我结识了一些美国进步同学，和他们讨论中国国内形势，并通过他们参加一些美国群众集会，这些实践有助于我认识美国社会和人民。后来，我认识了史沫特莱，并为她翻译（笔译或口译）一些中文资料，包括撰写《朱德传》搜集的一些根据地的原始资料。我团结了一批思想进步的留美学者和同学，我们常常举行时事座谈会，交流思想。在董必武同志赴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及在纽约访问时，我为他做过翻译工作。抗战胜利后不久，我又联系在美的进步学者、学生发动广泛的签名运动，反对杜鲁门政府援蒋打内战。

从第二个学年起，我在美留学的全部费用均靠奖学金和自己打工挣的钱，异常辛苦。最让我牵肠挂肚的，是在战乱中经常得不到丈夫和孩子的音信。有时因为太思念孩子，我会跑到厕所里偷偷地哭一会儿。在留美期间，我也经常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威吓、恐吓、跟踪，甚至殴打。虽然冒着极大的风险，但我对特务们的威胁不屑一顾，仍然义无反顾地积极参加革命工作。

在我获得硕士学位后，有机会在耶鲁大学教授中文并攻读博士学位，但是我牢记党派我留学的目的。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我于1947年春天回到了祖国。回国前，我把手里的一点钱，都买了美国史的书籍、资料，立志以自己的所学，报效新中国。1949年6月2日，我在青岛迎来了解放。在黎明前的黑夜，我们地下党员曾与群众一起冒着生命危险，积极进行地下斗争，为青岛的解放尽了自己的力量。

解放后，研究与教授美国史成为我终生的事业与爱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史都是一个冷门。但我不怕坐冷板凳，埋头读书做学问，努力完成组织交给我的运用马列主义分析美国历史、著书立说的任务。我还常常去一些外交、军事院校作报告，分析与美国有关的形势，对消除当时的恐美、崇美情绪，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写书的过程，是异常艰苦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政治运动和社会活动频繁，我都是认真执行，积极投入。另外，我还是人民出版社的编审，只有在完成编审工作之余，才可以进行美国史写作。因为时间紧迫，又没有助手，资料和史料缺乏，写作的困难可想而知。

经过呕心沥血、历尽艰辛，我的第一本美国历史专著《美国简明史》终于在1953年12月由三联书店出版，被学界称为“中国第一部国别史专著”。之后，第二本《美国早期发展史》、第三本《美国通史简编》分别于1957年、1979年，先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被认为是开创中国美国史研究新局面的力作。特别是《美国通史简编》，凝集了我三十多年潜心研究美国史的心血，更是在“文革”特殊历史条件下努力拼搏的结晶。“文革”前夕，我调到北京大学任教。“文革”开始后，我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审查和批斗。记得有两次挨斗时，我昏倒在地。不过，无论如何批斗我，我始终没有说过违心的话，因为我坚信，我的一切机遇、奋斗，不是为了别的，而都是为了我年轻时选择的理想，那就是为了劳苦大众，为了一个新的中国。所以我从不灰心。在被批判中，我心里念念不忘的仍然是美国史。手稿史料被抄走了，我再重新收集，重新构思如何更深入地研究美国通史，把心得偷偷地写在一张张五颜六色的小纸片上。这样就为改革开放后不久即出版的《美国通史简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给我带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我大部分关于美国史的文章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写的。我如饥似渴地工作着，修订、扩充了旧著。我还招收了研究生，被聘为博士生导师，获得国务院发放的特殊津贴。2001年在我86岁高龄之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我出版了《黄绍湘集》。2006年，我被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自1985年始，我先后三次出访美国，作为美国国务院邀请的知名学者和新中国的美国史学家，与美国同行进行了学术交流。

如今我年事已高，又患有多种老年性疾病，但我并不畏惧病痛。所幸我的思维能力尚好，每天还能坚持读读书、看看报。我从年轻时起，就为理想而奋斗，在我迟暮之年，我仍然要保持顽强的意志。只要生命之火不熄，我就会奋斗到底。

转自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0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