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刘绪贻*（1940社会）

初建交

1929年初，我随父亲从湖北黄陂县来到武汉。同年9月，考进了湖北省立汉阳第十二中学。通过高我一班同乡柳届春，我认识了和他同班的、从湖北省随县洛阳店来的史国衡（1912—1995）。由于我们家庭背景相似，学习成绩都很优秀，又都在私塾读过经书，还多少受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我们成为志趣相投的好友。

1946年刘绪贻（右1）与史国衡（左2）在芝加哥大学。左一为谢义炳（曾任北大气象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刘绪贻（右）与史国衡1964年5月29日摄于武汉东湖

初中毕业后，史国衡考取了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我进了省立武昌高级中学，同在一个城市，仍然有所联系。1935年，他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我考取了清华大学化学系，两人又成了同学。尤其有意思的是，因为清华一、二年级基本不分系，转系非常自由，各种机缘巧合，最后使我俩都成为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毕业生。

成为挚友

1936年9月至1937年6月，我们两人都在清华园，但这个时期我们交往并不多。1938年5月，我们在西南联合大学蒙自分校重聚。国衡在历史社会学系(注：西南联大成立时，因北大、南开均无社会学系，故暂将社会学系与历史系合在一起，称为历史社会学系，到1940年两系才分开)三年级学习。我因想提高外语水平，暂读外文系二年级。两人虽不同系，但来往比较频繁。特别是我准备从三年级起转入社会学系，要向他了解、学习的地方很多。我对他为写毕业论文到个旧锡矿区进行的深入艰苦而有成效的调研工作，很是钦佩。

1938年8月下旬，蒙自分校迁回昆明总校，我从1938年冬三年级起顺利转入历史社会学系，两人同系一年。国衡1939年毕业后留在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工作，我因为毕业论文收集资料和向导师陈达教授请教经常去该所，所以这两年我们经常在一起，逐渐成为挚友。

除常常在一起交流学习心得外，当时我们都对在西南联大兼课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的费孝通教授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很感兴趣。1939年上学期，费先生在联大社会学系讲授“生育制度”，我和国衡都选读了这门课程。据我体会，比起教学来，费先生的兴趣更倾向于研究工作，他的精力主要也是用于社区调查研究，他还计划吸收和培养一批有志于此的同学和他一起干。他在课内课外经常向我们宣传社会人类学中的功能学派及其社区研究法，激发我们的兴趣。费先生当时很年轻，大我不到3岁，大史国衡不到2岁，另外两个社会系同学张之毅和张宗颖，也都和我们年龄差不多。费先生初为人师，很是随和，师生间无拘无束，既是师生，也像朋友。我们几个经常到他家去请教，和贤良好客的费师母孟吟也很熟悉。费先生具有一种吸引我们的人格魅力，再加上他当时在社会人类学界已取得的成就和声望，使我们感到，跟着费先生用功能学派的方法，在中国从事社区调查研究，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学术活动，很有前途的事业。1940年毕业后，我因婚恋关系不得已离开了昆明，而国衡则如愿走上了这条路。

除学习方面的共同兴趣外，在西南联大同学期间，我和国衡的政治态度是基本相同的。首先，我们都对政治没有兴趣，不参加任何带政治性的组织。其次，由于我们对专制独裁、贪污腐败的国民党政府非常反感，在学校左派学生和右派学生的明争暗斗中，我们思想上总是靠拢左派学生的。另外，虽然我们不参加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但我们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人民群众的疾苦，还是非常关心的，往往在一起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并把我们的学习生活和这些问题联系起来。我们常常以《西南联大校歌》中的一段歌词“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来自我激励。

深厚的社会学功底

及其重要的研究成果

1940年暑假前，我获得清华大学社会学专业学士学位后去了重庆，国衡如愿留在昆明，跟着陈达教授和费孝通教授从事研究工作，并做出了重要成果。这里，首先谈谈他的毕业论文。

云南个旧锡矿历史悠久，据现有文献和考古资料证明，它开创于2700余年前的春秋时代。清朝时期，光绪三十一年(1905)前，完全由私人经营。光绪三十一年起，虽有官商合资公司参与经营，但直到民国时期，矿产量的90%以上仍由私营厂尖(采矿、选矿场称“厂尖”)生产。它们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非常落后。砂丁（矿工）一般为云南内地无地或少地农民，有自愿来的，但大多是被骗或被迫来的，所用生产工具极其原始、笨重，生产条件十分简陋、险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惨劣，还经常遭受“镶头”（资方代理人）欺压打骂，时刻面临着伤残和死亡。而所得报酬，一年不过十几元或几十元。砂丁如果企图逃亡，一经抓获，就被带上脚镣劳动。

个旧锡矿砂丁的这种奴隶式悲惨处境，直到上世纪30年代以前，似乎未见报道。1932年巴金创作了中篇小说《砂丁》，使他成为中国第一个描写并向世界介绍个旧锡都的中国作家。

我不知道国衡是否读过巴金的《砂丁》，并受到它的激励，但是我知道，要深入到个旧锡矿区去亲自调查研究砂丁的生活、劳动的实际情况，不单要准备吃大苦，还得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冒险精神。但是，国衡不独进入了“虎穴”，还收集了相当充分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受到导师和社会学界重视的毕业论文：《矿山与矿工：个旧锡矿工人生活调查报告》，成为中国第一个根据自己深入社会调研成果，描述并向世界介绍个旧砂丁生活的人。

1939年大学毕业后，国衡在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参加了云南呈贡县的人口普查和农业普查，进一步提高了他从事社会学调查研究工作的能力。1940年冬，国衡步张之毅的后尘，和张宗颖一道，参加了费先生主持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亦即燕京大学－云南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由于日寇轰炸昆明之故，这个工作站此时已迁往呈贡县古城村南门外的一座古庙——魁星阁。

工作站将魁星阁第一层用作厨房、饭厅和洗脸间。第二层做工作室和图书室，摆有6张书桌。第三层作宿舍，国衡和田汝康、谷苞等人住在那里。1995年6月国衡逝世后，谷苞在写给国衡女儿秋明的信中回忆：“从1941年到1944年，我和你爸同在云南大学与燕京合组的社会学研究室工作，我们的研究室设在当时呈贡县大古城村的魁星阁里，……顶上的第三层是你爸和我的宿舍，还有一个泥塑的鬼怪一样的魁星给我们做伴。那时没有电灯，夜晚就在菜油灯下读书或写作，虽然生活很苦，但在当时我们并不以为苦，还是很用功的，生活也是很充实的。”

据费孝通先生回忆，前后在魁星阁参加研究工作的有十多人。这些人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大学毕业生。费先生自称为总助手，实际上他是这群人精神上和研究工作的领袖。他们的总目标是研究中国各种类型的社会，从而了解、认识整个中国社会的总情况，以便提出改革中国旧社会、建设现代中国社会的建议和方案。他们所用的方法，一般说是功能学派创造的社区调查法，具体而言，他们主要参考了马林诺夫斯基教授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所领导的“今天的人类学”课程所用席明纳（即讨论课）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由参与研究的各个成员，根据他们研究的总目标，自己选择社区去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并将初步成果拿回魁星阁，向全体研究人员报告，供大家充分讨论，尽量提批评建议，然后再由报告人参考大家意见，写出调查研究的论文或书稿。这种研究方法既能发挥个人创造性，又能集思广益，是很有成效的。这是他们在短短四五年中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之一。

还有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他们这个学术共同体为学术而献身的纯真精神。他们为了学术研究经受着艰苦生活，却不以为苦，反而感到乐趣，认为生活充实；他们为了学术研究，放下架子甚至尊严，千方百计地去接近和说服那些对他们工作的性质和价值毫不理解的工农群众，锻炼了他们深入群众进行调研工作的智慧、技能、耐心和毅力；他们为了学术研究，完全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只是互相帮助，互相促进，费先生为此提供了很好的榜样，他不独帮助大家提高学识和研究方法水平，还负担一些具体的事务工作如刻钢板、油印等，甚至代青年学者将著作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他们为了学术的发展，坚持学术自由原则，每个人都注意创新，并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但对别人的异见都能宽容，而且吸收其合理的部分；他们还为发展学术不断进行讨论和争辩，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不损伤个人之间的友谊和团队的和谐与合作。总之，魁星阁以费孝通为首的这群研究人员，是个完全为学术研究而存在的纯粹学术共同体，基本上摒除了古今中外有害于学术研究和发展的一切恶习。他们的优良学风和重大成就，使他们以“魁阁”之名，流传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界，并通过美国费正清教授夫妇的介绍，为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界所知。

史国衡在魁阁从事社会实地调查研究工作约五年，深受这种优良学风的感染，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了他从事社区调查工作的功底。他选择的是调研昆明工厂的劳工，进驻一个国营军需工厂，和工人同吃、同住并一同活动。他将收集到的第一手材料整理成初步文稿，经过费先生指导和魁阁同僚的讨论提高后，写成了《论吸收内地的劳工》、《内地新工业中劳工的地域来源》、《内地工业中的工人管理》等论文，和一本很有份量的专著《昆厂劳工》。

1943年，由于其显著的学术研究成就，费先生被邀请访问美国，6月5日启程。在美期间，费先生发现《昆厂劳工》与哈佛大学在西屋电气公司霍桑工厂所进行的调研成果是相辅相成的。1944年2月和3月，他访问哈佛大学，在哈佛大学霍桑实验室主任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教授帮助下，将《昆厂劳工》译为英文本，书名《China Enters her Machine Age》。该书由吴文藻教授作序，梅奥教授为其写了编者按语，194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也出版了该书。1946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文版《昆厂劳工》。由此可见，该书多么受到中美社会学、人类学界的重视。

声气总相通

1940年暑假我离开昆明后，和国衡有6年没有见面，但我们鱼雁常通，彼此的情况基本上是了解的，即继续从事社会学研究，并取得一定的成就。如上所说，国衡留在昆明，追随费孝通师，并取得了重要成绩，而我在重庆，虽然也在专业对口的国民政府社会部社会福利司劳工福利科工作了两年，但完全不能用我所学，主要是从事一些官僚文书的撰写工作。唯一能与社会学研究工作搭上关系的，只有3件事：一是我翻译了一批英国政府的劳工立法；二是我为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编写了一些中国劳工情况的报告；三是我在重庆《大公报》发表了两篇引起相当反响的社会学论文，《智识阶级与人口问题》和《文化脱节与民主政治》。

由于我的生活旨趣和事业追求与重庆国民政府的官场意向与习气不能相容，我几致失业。于是，我参加并通过了1943年1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主办的第一次自费留学考试，并于1944年11月底前往美国社会学重镇之一、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进修。史国衡因其在魁阁取得的重大研究成果，获得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研究员奖学金，于1945年10月，前往美国另一社会学重镇——哈佛大学社会学系进修，并参与埃尔顿·梅奥教授领导的研究班和另一教授的讲习班学习，为时近三年，对当代世界社会学的各种新理论和新研究方法有所接触和了解，成为一个装备一新的、更加成熟的高级社会学研究人员。在此期间，我们不独经常互通声气，国衡还于1946年暑假到芝加哥大学来，与我同住在国际大厦（International House，这是煤油大王洛克菲勒捐建的一座供美国学生与外国留学生共同居住的宿舍，其标榜目的是促进美国学生与外国留学生的了解和友谊），朝夕相处，除交流社会学的学习心得外，还经常讨论我们下一步要走的道路问题。我们一致认为，我们中学时代共同抱有的一个梦想，长大后在一个中国名牌大学当教授，从事教研工作，凭我们当时的学历以及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情况，实现这一梦想是完全可能的。但我们又一致认为，要长期、稳定地在大学从事教研工作，取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研究成果，中国就必须现代化，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当时腐败无能的蒋介石独裁政权是不能实现这个任务的。这样，在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大学里长期、稳定地从事教研工作便没有保证，而且没有意义，不过是为蒋介石政权的高等教育装点门面。考虑到这种尴尬处境，一向不愿意而且也不曾参与政治活动的我俩，却不谋而合地对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兴趣，而且一致认为，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唯一有可能取代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曾经想到：回国后选择的道路，很有可能是去跟着共产党打游击。

1948年7月，史国衡回到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他选择了转行，留在清华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短期任校人事室主任，旋即转任总务长直至1960年底，为期8年。1961年4月起，又改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直至1983年退休，共22年。

^﹡刘绪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特邀兼任研究员，中国社会学学会、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天津市社会科学院顾问，《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国际特约编辑。

2008年12月8日于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