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毕可绣

我的父亲毕树棠自1921年到清华图书馆工作，直到1983年去世，60余年未离开清华。父亲在兢兢业业于本职工作之余，刻苦学习，笔耕不辍。他热爱文学，自学多国语言，尤为精通英文，凭着大量翻译、创作、书评、图书期刊介绍等著述，二三十年代即在文坛上有了一定的地位，并结识了吴宓、陈寅恪、吴晗、朱自清、俞平伯等大师学者，解放后成为第一批作家协会会员，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并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上世纪50年代，他曾有机会到北京首都图书馆任馆长，虽然当时他在清华的境遇很不好，但也没舍得离开。1982年母亲去世，我们兄妹想接他到外地生活，他坚决不同意，并动情地说：“我在清华六十多年，如今只剩下最后几步了，我不能离开。”他对清华的感情之深，由此可见一斑。父亲只是一个默默工作的图书馆职员，但许多人都敬重他，师生们称他为“活字典”。

应清华大学领导之约，为百年校庆捐赠，我们兄妹翻捡父亲的遗物，发现了俞平伯先生1946年初手书的长诗《遥夜闺思引》原稿及自序，后面还有他写给父亲的信及父亲写的《遥夜闺思引·跋》一文的原稿。我们于2010年10月20日将它捐给了清华大学。

俞先生工整秀美的毛笔小楷令人赞叹而珍爱。俞先生的自序之后，长诗正文开篇处、结尾处及给父亲的信最后均用了印章，印章的字体内容、形状各异，共计五枚。给父亲信落款为：“愚弟俞平伯识于北平寓斋”。父亲的跋文最后也用章“毕树棠”，这枚印章我们小时候在家常见，是铜质的，长方形，现在二哥毕可松处收藏。文章所用稿纸均是旧式的黄色竖格纸，长28.8厘米，宽21厘米，(对折两面用)纸边印有“聽雲舘主手鈔本、仿紹興本通鑑行格”字样，父亲的跋文也是用此纸。看来，俞先生当年给父亲手稿时，连同稿纸一起送来，让父亲与他同用一种纸。不过父亲的笔迹不及俞先生工整，且有修改的痕迹。查王华著《俞平伯年谱》，1945年9月24日记载“五言长诗《遥夜闺思引》写毕。此诗写于1942至1943年间，其时燕冀沦陷已久……10月将《遥夜闺思引》原稿寄朱自清、叶圣陶，朱、叶对诗中深入而不能显出之病均提出中肯意见。此后谱主对《遥夜闺思引》不同写本题写跋语多则。”我家这份手稿是俞平伯先生的第三份手抄本，完成于1945年11月28日，次年1月31日赠予父亲。我家还有一本《遥夜闺思引》的线装影印本，是北平彩华印刷局出版，据《俞平伯年谱》记载，其封面是俞平伯先生的夫人许宝驯写的，此书只影印了一百册。我们兄妹认为，这是一份珍贵的遗物，它反映了俞平伯先生和我父亲之间的深厚友谊，也可印证我父亲在当年文坛上的地位。

俞平伯(1900—1990)原名俞铭衡，浙江德清人。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一度赴英美学习。回国后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学院等院校教授，是新文学运动初期的重要诗人，提倡过“诗的平民化”。1922年1月曾与朱自清、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创办五四以来最早出版的诗刊《诗》(月刊)，是中国白话诗创作的先驱者之一。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俞平伯先生是一位有学术贡献的爱国者，他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为学术界重视的成果。上世纪20年代，他致力于《红楼梦》研究，著有《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红楼梦研究》、《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等重要著作，提出了重要见解。(以上内容摘引自方继孝著《旧墨四记》)

我父亲是上世纪20年代到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时认识了俞平伯先生，他当时是清华的教授，父亲非常敬佩他的学识。抗战期间，俞先生因家庭关系未能随校南迁，在北京城里和我家住得不远，因而父亲与之过从甚密。

1979年暑假，我从安徽回京看望父母。一日，父亲和我闲谈中，说起了他和俞平伯先生的交往及友谊。现在回忆，父亲共说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抗战期间，父亲因家庭拖累未能随清华南迁而困守清华大学留守处，他拒任伪职，以一支笔养活全家13口人艰难度日之时，得到许多朋友的真诚帮助，其中俞平伯先生的帮助尤其难忘。当时俞先生的境遇也很难，但比父亲好些，他为父亲联系介绍到中国学院教中文，还请父亲为他的孩子当家庭教师，教英语，月付50元大洋薪俸。父亲说：“当时是没有这个价的。”何况，俞先生是学贯中西的学者，何以需要父亲去教他的孩子？分明是为名正言顺地帮助父亲度过难关。

由此我又想到，小时候曾听妈妈说，1942年爷爷病逝，那是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俞平伯先生的父亲——晚清探花俞陛云老先生，亲临我家为我爷爷主持“点主”仪式，并亲笔点主。妈妈说，老先生穿着令人眩目的朝服，仪态富贵而庄严，给困境中的我们一家以极大的安慰。这也是俞平伯先生对父亲坚守民族气节、坚强地活下去的精神支持。

第二件事是1954年秋，山东大学两个青年李希凡和蓝翎，写文章对俞平伯先生20年代初著《红楼梦研究》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为此，毛泽东主席于1954年10月16日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号召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信中说：“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的态度，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少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于是从1954年开始，全国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政治性批判，把他与胡适挂上了钩，把唯心论的帽子往他头上扣。一日，父亲去参加作家协会批判俞平伯的大会，进场一看，众人坐在一起，俞先生一人孤零零地坐在另一边，可谓界线分明。父亲毫不犹豫地坐在俞先生身边。父亲说：“我的行为让许多人讨厌，但我必须这样做。”会议期间，上台发言的人都疾言厉色，下台来却与俞先生热烈握手。父亲说：“我实在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父亲没有说，我心里明白，当时父亲的处境也很不好，自1952年“三反”运动中父亲在清华图书馆蒙冤，后来调到建筑系图书资料室以后，父亲处处谨小慎微，远离政治纷争，只搞翻译，不再创作。父亲在这次批判会上的表现，是他绝无仅有的一次锋芒之举，虽然对困境中的俞先生来说，也许是无足轻重的，却是父亲对挚友的大义支持，令我敬佩。

第三件事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俞先生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大约是1972年，父亲听说俞先生回北京了，虽然，他已七十多岁了，身体很不好，却执意自己进城，登门拜访俞先生，畅叙一番。临别，俞先生以一本《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相赠。此书内有徐悲鸿等许多大家的题咏，封面是胡适的亲笔，非常珍贵。说到此，父亲有些激动，拿出这本书给我看，并说：“你们兄妹中，只有你是学中文的，送给你做个纪念吧!”这可能是父亲和俞平伯先生的最后一面，因为不久后，父亲就因脑中风病倒，虽经祝谌予大夫的精心治疗后大好，但身体虚弱行动不便。这本书我已捐给清华大学。

关于祝谌予大夫给我父亲治病，我这里顺便多说几句。1973年深秋，父亲突然中风不语，病情十分严重。一日，四妹毕可纫到清华校医院给父亲拿药，遇到张光斗先生的夫人钱美英，她听说毕树棠先生病重，非常着急，主动介绍说，张维副校长的夫人陆士嘉的亲戚是名医，可以去找一下。我妹妹为给父亲治病，与妹夫崔玉玺一起登门求助。陆士嘉先生一听说是毕树棠的女儿女婿，立即非常热情地接待，并立即欣然提笔写了一封信。毕可纫和崔玉玺持信到城里协和医院面见祝谌予大夫。祝大夫是中国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的女婿、嫡传弟子。施今墨是陆士嘉的舅舅。妹妹向祝大夫介绍了父亲的病情，并说希望在祝大夫认为合适的时间，把父亲送来看病。祝大夫说，这种病不能随便挪动，我到你家去给毕先生看病。妹妹和妹夫大喜过望，自此，祝大夫前后两次亲临我家为父亲诊病，多次开药。再加上清华校医院的大夫针灸治疗，父亲的病很快就好转。11月份发病，不能说话，行动不能自主。春节我回北京时，看到父亲已经能走路、写字，真是奇迹。祝大夫真是妙手回春啊!

我的学业不精，父亲一直不满意。解放后文艺界的风风雨雨，我知道一些，受时事的局限，我很少和父亲谈论，更不知道父辈有如此令人感慨的友谊。父亲所说的几件事，也只是他几十年与许多老朋友交往中许多故事的点点滴滴而已。父亲送我书，其实是嘱我牢记前辈的艰辛，学习前辈的风范，踏踏实实做学问，老老实实做人。我以此文遥望清华园中的精英、杰人远去的背影，念念不忘父亲的教导，并努力把老一辈知识分子对国家的忠诚、对事业的热爱、对真理的追求传承下去，以告慰先人的在天之灵。

2010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