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纪念清华大学建校一百周年

姜俊平（1959土木）

怀念在清华学习与生活的日子

我是1954年考入清华学习的，五年后从清华毕业参加工作。在校期间天天在宿舍、图书馆、教室、食堂四点连线上奔跑，不敢喘一口气，五年下来我变了一个人，脱胎换骨了，由一个十七八岁不懂事的农村小青年，自己感觉已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在科学技术上敢闯能拼搏的堂堂男子汉。是什么力量？这就是清华的力量。五年中，我拼命的从清华深厚沉淀的学风中吸取精髓，营养壮大自己。当年科技界的精英、学术界的权威大多是清华的校友，他们让我崇拜，是我青年时奋斗的榜样。当年我真希望永久留在清华，但我没这个运气。记得离校前，我勇敢的叫了辆出租车（当年很少有出租车），让司机在校园里转了一圈，心中默默：“再见吧清华园，清华儿子绝对会为母校添光彩。”

当年学习苏联，工科学校教学大纲内容太广，实践课较多，理论课偏少，偏浅，我心中非常着急，心想这样下去，怎么才能接近甚至超赶清华前辈这批学术界泰斗呢？为此，我拟定了自己的学习大纲，除了上课外，参考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及其它方面的教材，大量的自修数学和力学，不移的奋斗目标让我兴奋激动，使我永不停顿，但又必须偷偷摸摸（现代人不可理解），有时觉得时间不够用，就会逃课，为此班长警告我多次。五年中，可以说是在痛苦中艰难地挣扎过来的。痛苦在于时间不够用，痛苦在于自修中碰到难题无人指教，痛苦在于必须偷偷摸摸进行，我经常晚上十二点夜深人静了一个人在大操场转圈子，是默认困难而屈服，还是奋勇不阿？有时会不自觉地大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寒暑假是我最宝贵的学习时间，盼假期越多越好。为争取宝贵的学习时间，经常偷偷地不参加许多社会活动（如全校大会、天安门游行等），晚上图书馆关门经常是走得最晚，回到宿舍已熄灯了。为挤时间经常早晨四、五点起床在走廊看书，一听起床铃响，赶快洗脸，到食堂拿两个馒头到图书馆占位子。为了不让同班同学发现我念书的内容，当年清华园可藏起来念书的地方我都去过。就这样五年下来，在清华我学了很多东西，为我今后的工作和科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清华我已初步掌握了用数学物理分析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内心很充实，自己觉得走到哪里我都能为祖国出力了。清华五年，人长高了，肌肉也发达了（我很注意锻炼身体），脑子更发达了。

在电子部第十设计研究院拼搏

1959年9月1日，我从清华直接到第十设计研究院报到，第二天就上班。第十设计研究院（简称十院）担负着国家电子工业的规划设计重任，是由苏联专家帮助兴建的，电子工业的很多重点项目都是在苏联做好技术设计，由十院完成施工图。上班第二天就接受设计工作，对于清华毕业的学生，好象就没有参加工作后的适应期，一切顺手成章，老同志个个佩服，领导也高兴。做完设计又让做苏联图纸的翻译，也得心应手。没事了马上看书，争分夺秒，食堂排队买饭也拿书看，这一下轰动了十院，清华来了个书呆子，只专不红帽子开始扣下来了。原想只专不红的帽子只在大学飞舞，没想到机关里也风行，还更甚。为此，看书又得偷偷摸摸了，但十院怎能比清华，无处藏身，况且要点名报到，苦恼极了，但也必须接受现实，只能在蚊帐里、厕所里看书，一次在农场劳动，休息时间抓紧看书，回院后被科长训斥。每次劳动我都很努力，但劳动间隙总看技术书，这就是不行，犯法了。当时十院有一批老中专生，他们上业余大学倒是光明正大的，为此我也报名参加电视大学数学系学习。有名正言顺的学习机会，又可系统的得到指导，一举两得。当然，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困难很多，加之当时电视机少，每次都打游击。就这样，参加工作后，我几乎又花了五年时间把理论基础打得更扎实了，加上清华五年整整十年哪！真是十年磨一剑。

十院的设计项目，没有特大的厂房及大的跨度，而以多层厂房为多，电子工业精密设备多，楼层上安装机器设备后，楼板振动就严重影响这此精密设备工作，影响产品生产。技术设计是苏联做的，他们并没有交待楼板振动怎么处理，因此很多项目如太原785厂、上海736厂、天津609厂等等都是因为振动问题而无法按时投入生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十院化了很多精力，请外单位做测振试验，试验完了也提不出解决办法。应当说，对于这个问题苏联未解决，国内更无力量解决，我想机会来了，为国家出力的机会真的来了。

楼层振动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难点在于自振频率谱非常密集，加之结构阻尼的作用，其表现出来的振动波形，就像弹性体波动一样复杂，但又无法用弹性波理论解释，其共振现象也不像简单的多自由度体系那样。共振频率不一定是体系的某个固有频率，而且还与激振点位置有关。对于这样复杂的结构体系，国内外学者还未从理论上提出过比较正确的计算法。应当说这是结构动力学上的一个大题目，是一大空白，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题目。

十院于1963年对楼层振动问题开始立项，1965年置办测振仪器，但由于文革（1966年到1971年）试验完全停顿。但不管是文化大革命，还是五七干校劳动，我的思想从未离开这个大题目。五七干校倒是一个读书的好环境，政治气氛外紧内松，学员也不知以后的前途，心灰意乱的，在这种气氛下没人提只专不红，倒是有大块时间用来看书学习。1972年恢复工作后，就像蓄满水的水库泄洪，思想火花迸发，新的概念脱颖而出，数学模型一个个的建立，测振试验繁忙进行。一句话，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在我带领下，著作、论文、规定、标准、计算机运行设计程序等接踵完成，并一个个进行鉴定，专家教授对这些成果赞叹不绝：“这是一整套新的结构动力学理论”、“这是中国自己的结构动力学理论”、“新提的概念和名词以前从未听到过的”等等。不管从理论上，或是从实践上，还是在设计方法上，我们较全面地解决了楼层振动中的主要问题。1982年，我在美国康乃尔大学举行的全美第九届应用力学年会发表了其中一篇论文“On the resonance of systems with structural damping”，文中提出新的结构共振定义，让不少美国学者感到意外。台湾一博士生还想把这作为他的博士论文。

属于这个大题目的成果有：

1、著作：《振动计算与隔振设计》（1974年出版，1991年被“世界百科名著大辞典”收录为世界名著）

2、论文：《多层厂房楼层振动计算》（1975年在上海市科学会堂和南京工学院作的学术报告）

On the resonance of systems with structural damping （1982年全美第九届应用力学年会上宣读）

Experiments and analysis on resonant properties of beam-plate stouctures. 1981

3、规定：机床上楼的楼层设计准则 1976

4、计算机程序：机床上楼的楼层设计计算机程序等等。

在电子工业中，还有一类振动问题是精密仪器的隔振问题。有些仪器不但对楼层上的大振动害怕，即使安静处地面上的振动也怕，振动幅度不超过1微米（千分之一毫米），对于这个问题理论上讲是把隔振频率设计得很低就行了，但实际上是不行的，因为再微小的地面振动，其频谱也包含着极低频的分量，这些低频分量在隔振频率附近将隔振台振动放大，这是一个搞振动技术的人都清楚的事，但工程上就拿不出真正的解决办法而往往“蒙混过关”。我曾对号称有防振装置售价很高的美国光刻机进行过试验，结果光刻机台上的振动远远大于地面振动，这怎么称得上防振装置呢？没减小振动，反而放大振动了。防微振的研究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并与国防科研有关的试验，防止微小振动问题是关系导弹系统瞄准精确度的重要问题，导弹运行时向地面控制系统输出加速度值，地面站就是按这个值（向量）对导弹进行姿态控制，加速度值测量越准确，导弹运行就越精确，但加速度计的计量标准是在地面上进行的，地面到处都有振动，地面振动不消除，加速度的计量标准就不准确。防微振问题同样发生在国家气象局大气压水银柱高度的精密测量上，由于地面振动激起水银柱表面颤振，使水银柱高度计数不准确，严重影响世界范围大气压地区数据精确传递。为了解决这个目前世界上还未有真正办法的问题，经多年思考，跳出机械振动范畴，我采用了工程控制论中的反馈控制方法，将体系上的振动作为反馈信号，负反馈地加在体系上以抑制体系振动。1980年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前，我专门做了半年多的试验，试验证明体系负反馈信号有非常好抑制体系振动作用，但反馈量太大，体系变成不稳定而自激。为此，在控制线路中我加了一个补偿线路，结果很好。这是从未取得过的好成果，出国前，我在十院把试验结果写成小结“反馈控制隔振体系的试验研究”。1995年，上海“LSI制造与测试”杂志（LSI即大规模集成电路简写）约稿，刊登了该文。1996年，我在金华天开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上班，突然收到美国柯尔比科学与文化信息中心（Colby Information Center of seience aud Culture）一函，说中国改革开放让世界眼光瞄准中国，他们在中国刊物上搜索为数不多的论文，作为优秀论文推荐给全世界，说我的“反馈控制隔振体系的试验研究”是一篇很有价值的优秀论文，让我翻译成英文寄给他们。后来，1997年又收到美国科学传记学会（Amercian Academ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的信，他们也查阅了我的论文，他们也认为这是一篇优秀论文，提名我为1997年度世界科学名人，并发铭牌以纪念。没想到封存了十五、六年的科研成果，一旦见了天日就在美国获得如此的青睐，我相信自己的力量，更相信国家的力量。

我到美国大学进修的目的就是想搞结构控制，把国内未完成的反馈控制隔振研究进行下去。将机械体系与工程控制理论结合起来，或许可在某些领域上获得突破。但实际上在美国要找到同样想法的人也不容易，或许这些研究是美国的国家机密我无法接近。

在美国大学里做访问学者

1980年，经过考试并培训以教育部名义派遣到美国做访问学者，规定两年，后来延续一年，共计三年。第一年在美国俄亥俄辛辛那提大学机械系，以后两年在马里兰大学机械系，到美国第一感觉中国是落后了，人民生活水平不要谈了，技术水平也大大落后。出国前，十院有一台半导体DJS-6型计算机，输送程序靠黑纸带穿孔，运行及校验程序困难得很，而美国在终端上实现人机对话，编程或修改很快进行，校验或运行程序极其方便。振动测量仪器很先进，使用很方便，而且全是计算机化。邓小平真伟大！如果国内的技术人员不出国，不去学习掌握外国技术，中国的现代化指望哪一年哦。国家派我出来，我一定不辜负祖国期望，奋发学习，学成回国。

第一年在辛辛那提大学我旁听了“高等动力学”及“最优控制”两门课，并经机械系主任同意自己动手（有一台湾硕士生帮忙）完成一楼层结构模型的动力试验，目的是用美国的先进仪器验证我在十院提出的楼层振动理论，这种仪器一旦掌握使用方法，得心应手，试验结果准确的反映了我所提出的楼层振动理论，写出了论文“On the resonance of systems with structural damping”。1982年在康乃尔大学举行的全美第九届应用力学年会上发表。我感觉美国的学术环境那么好，一旦你提出课题和系主任一说即刻上马，环境宽松自由，我有如鱼得水的感觉。

到美国是学习先进技术，但也是一次全面检阅自己学术水平和理论功底的机会。在旁听“高等动力学”课上，世界各国学生都有，由于课程排序高位、难度大，学生听课吃力，教授教得也吃力，由于我在国内多年钻研，某些方面已滚瓜烂熟了，在黑板前老教授多次语塞，额上冒汗讲不下去了，这时我会大胆给以指正，教授非常高兴，后来他给一华人教授提起我，说Mr Jiang水平很高，华人教授就说：“他是清华出来的”。听后我很高兴，我不愧为清华人！

出国前我认为楼层振动问题已基本解决，我出国目的是学习结构控制理论，况且在辛辛那提大学已作了一个试验，写了论文，因此想换个学校，本来想到乔治华盛顿大学土木系的，搞结构控制，但该教授受聘到俄亥俄代顿美国空军基地工作，我无法进入空军基地。第二年，我来到马里兰大学机械系进行系统辩识领域的研究，接受我申请的是一位华人教授Jakson.Yang，据说在美华人中表现杰出的只占华人1%，杨教授属于这个层次，他有一个研究小组，经常从军队申请到大笔研究经费，因此他身边有不少研究生，还有三位台湾博士后为他工作，其顾问是位希腊人，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双料博士。系统辩识当时是崭新的课题，其方法是用先进的测振仪器及计算机分析程序对任何一个机械系统进行新旧对照试验，确定该系统的安全性及继续运行的可靠性。属于大系统的在线无损伤检验，听说美国航天飞机着陆后，都要进行这样的试验。课题的难点在于创造一种计算理论，并编成计算机程序，将庞大的测振数据进行计算机分析，求得到反映机械系统特征的物理参数，对比前后两次的试验结果，可以判断机械系统运行是否正常。杨教授让我去目的就是要我创造一种计算理论，并编成计算机高级语言程序，运行速度要快，精确度要高，他的研究小组就可以用它来研究课题。对我来说，这又是一次大显身手的机会了。难度很大，而杨教授偏偏看准我拼命的个性，专门为我准备了一台手提终端在宿舍里用，经过近半年的努力，经过一次次失败，筛选了许多种计算理论后，最后我创造了一种被我称为“假梯度法”数值优化方法，在目标函数的汉森矩阵不对称时具有很快的搜索收敛效果。一下子把系统阶数提高到数百阶，杨教授带我参加了一次学术会议，会上就介绍了这个成果。一次，杨教授让台湾博士后向我的计算机文件中传递一批试验数据，让我用该程序进行分析，然后画成曲线与试验数据进行比较后，杨说：这是美国海军的一个炸弹引信的传递函数，试验结果与你的分析结果十分接近，但你从共产党来的，不可以再接近这个试验了。

在美国访问研究三年收获很大，视野宽了，方法手段多了，为我回国工作又强劲的充了一次电。

回国后甩开臂膀大干

在美国做了近三年访问学者后，1983年回国，我申请组建系统辩识与振动试验小组，十院与电子部很重视，特批五十万元购买了当时美国还禁运的HP5423动态分析仪及其它先进仪器设备，并接受广东汕头感光材料厂富士胶卷涂布机振动问题研究及14研究所J—8歼击机机载雷达天线的优化设计（该项目后来下马而取消），沈阳飞机发动机研究所也多次联系希望协助解决喷管振动问题，还有铁道部戚墅堰机车车辆厂东风D11型柴油机车振动过大问题等等。

回国前，杨教授希望把论文留在美国，并派一台湾博士生来接手我的计算机程序、并编译出应用说明等，但我坚持研究成果回国发表。回国后，陆续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及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多篇。主要有：

1、《系统辩识与结构局部损坏的诊断》，1985年地震与振动工程学报；

2、A program of modal analysis for any high order systems （任何高级系统模态参数识别程序），1985年澳门东亚大学举行的国际小型计算机应用会议宣读论文；

3、“系统辩识及其应用”，1985年全国第一次振动技术培训班讲义，南宁计算机应用会议上宣读。

同时，同济大学、上海市科协、天津大学、南京工学院、南京雷达研究所（十四所）等邀请作了多次学术报告。为了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商品，第一次尝试开发计算机商品软件，经过近半年努力，MB-1模态参数识别商品软件包开发成功了，功能相当于美国SM3.0，而曲线拟合采用更先进的多自由度理论，比SM3.0更精确、运算更快，鉴定会由中科院力学所、清华大学力学系、北京大学力学系、铁道科学院等专家共同参与鉴定，一致评价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电子报同时作了报导。

广东汕头感光材料厂引进的感光胶带涂布机的振动问题，是富士胶卷能不能在汕头落户的问题，广东轻工业局很着急，项目由上海轻工设计院设计，请教全国南方北方各大专院及研究机构，他们提出的方案日本专家都认为不妥。后来找到了我，我谈了自己的看法，又提出一套解决方法，日本专家听了马上同意，签订了一个8.2万元的技术合同。在当时这是一份含金量较重的合同。我会同组员程成武、陈莉、贾刚一起带着大量仪器南下赴汕头实测振动，做模拟基础设计及试验，回十院后分析振动及各种振动参数，在计算机上设计涂布机混凝土基础，又用汕头测得的振动信号输入计算机，激发计算机中的混凝土基础使其振动，看看它输出的振动是否满足富士胶卷厂的技术要求。由于当时的CPU运算速度慢，等到计算机出数据，记录上画出振动波形时，计算机已整整连续运行了72个小时，三天三夜呀，正值农历岁末二十九、三十和大年初一，但为了科研事业，什么都没计较。感光材料厂峻工了，试产前日本专家一定要我赴广东佛山开会，介绍振动研究成果。面对会议桌上堆得近一公尺高的测试数据及分析成果，日本人非常惊讶，说富士厂在全世界盖了四个工厂、二个厂在日本、一个厂在荷兰、一个在中国汕头，振动解决最好的要算汕头厂了，我们很相信姜教授的成果。

应当讲，这时展现在我面前的已是一幅看得见的广阔前景，这是我自己一辈子追求并开创的事业。当时我已是连续三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等称号，社会荣誉已很高了。但没想到偶然的事情让我把开创的事业推倒重来，走向一条不归途。

YS型永久抗静电地板的诞生

一九八五年春节前夕，家乡亲友来找我，希望帮助开发并转让适合乡镇企业的产品。由于我自己的工作无法转让，就帮助他联系十院搞防静电技术研究的同事。经过协商，家乡人与十院签订了防静电产品技术转让合同，生产导电母粒。穷亲戚集资2万多元成立电子材料厂，买了设备，产品也生产出来了，却无市场，农民发家致富美梦落空了，还背上几万元债。这样我在自己繁忙的技术研究工作中又多加了一份压力，原想为家乡出点力，事与愿违，帮了倒忙，参加合作的十院工程师也不管了。我急得睡不着，只得临时放下手头的研究工作，与十院其他同事商量。大家认为“导电母粒”用户少，原因是当时2千克以上的注塑机得进口，售价很高，高端用户买不起，应想办法转产，生产电子工厂建设中急需用的抗静电地板（当时只有进口产品），前景肯定比“导电母粒”好。更换产品谈何易，要增添的设备比制造导电母粒多得多。但急切的发财心理使得这几个农民再次冒险，又集资2万多元，购买了手动电加热压力机、破碎机、冲切机等。事情有了起色，无锡24所厂房改造用上了抗静电地板。但由于设备太简易，地板规格太小，产品还是不易销。这时的我已顾不上自己的研究题目了，找兰溪橡胶厂合作，十院科研室主任毛寿祺代表十院与该厂签合同，共同开发抗静电木质活动地板，其条件是板面的PVC抗静电贴面要由金华电子材料厂提供，由于后者无塑化设备，兰溪橡胶厂提供橡胶开炼机及技术工人为电子材料厂炼塑。

市场前景有了，与大厂的合作体制建立了，看到了方向，但这时如果不管，让几个有勇而无技术知识的创业者自己去闯，可能用不了多久就毁了。我决定再扶一把，让他们的借款还了，思想上无压力了，再全心全意回单位搞我自己的科研。

什么是抗静电地板？抗静电原理是什么？由什么材料组成？都是要重新学习的知识。最实用、最便宜的导电材料是炭黑，但把它混合到塑料中，制造出抗静电地板是黑的，用户是不欢迎的。一次，我在北京家属区锅炉房门口看到锅炉烟道清渣时的焦炭颗粒，烘干后用万用表一测，电阻值很低，或许这是一种很好的导电材料，代替炭黑可改进抗静电地板漆黑的外观，再加进各种颜料可以制成各种色彩抗静电地板。于是我用塑料袋装了一大袋，背到金华。经过数十次反复试验成功了，原料便宜、色彩鲜艳的永久性抗静电地板诞生了，后经全国静电学会专家鉴定，说该产品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鸡窝里飞出凤凰”，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产品。产品一下子打开了市场，1988年国家计委等四部委联合下文把该产品列入1989年度国家级重大新产品试产计划，1993年国家科委把该产品列入国家级重大新产品推广计划。我看到了自己的力量，领会到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力量。

在家乡连续的全身心投入，一干就是三、四年，产品开发出来了，工厂也兴旺了，但我已回不到十院了，研究小组也散摊了，在这期间我未拿过工厂一分工资，这不在乎，在乎的是今后怎么办？进退两难呀！退回去会落得两手空空，进才是出路，但谈何容易呀！办企业大大不同于科研工作，与社会、政府、银行、市场的关系都是我所陌生的。我也曾想过国家花钱培养了我，又送我出国留学，在家乡一个小工厂呆下去，不是怨得很吗？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自己呀！但当我在电子工业防静电领域涉足几年后，知道了这又是另一个需要我贡献个人才智的领域，以前国内并没有永久性防静电产品，像无锡华晶微电子公司这样大型集成电路企业，用的都是外国进口的高价产品，我们自己开发出产品后，华晶公司就大量采用我们的产品，后来国内十大彩色显像管项目，也都采用了我们的产品，这不是为国出力了吗？反复思考后，我决定“进”。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决心今后的路走得和以前一样好，心中装着国家，动力始终旺盛。

按照不同的导静电机理，我开发了YS-1、YS-2、YS-3、YS-4等等型号产品，适应不同的市场需求。由我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组建了金华天开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企业知名度越来越高，我也担任了全国防静电协会副理事长，而且还主编或参与编写了多种国家标准及规范，并在防静电领域发表了多篇论文，在防静电领域也算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了，但我不会停顿，总要冲上高峰。小尺寸的防静电块材，铺砌后板缝间隙收缩，影响产品使用效果，为此，我异想天开生产宽幅（2米以上）长卷的防静电卷材，谈何容易呀！要大量投资购买设备。多年办企业经验告诉我，盲目投资不小心会翻船的。后来，我在山东找到一家企业，他们有一条花了800万美元进口的生产橡胶带的生产线，由于经营不善停产近十年了，经过多次商谈，和他们建立联合企业共同生产防静电卷材，国内轰动了，这种产品国外也只有瑞典一家生产，我们又填补了空白。在这基础上，我们又开发新的YS-3型防静电卷材，这种产品国外人现在还不会生产，马来西亚一客户说：“以前只知道欧美会生产的产品，国内仿制，现在没想到欧美没有的，中国倒是有了”。新加坡一客商说：“共产党把教授放出来，真是厉害的一招呀！”去年，我们又建立了一条生产同质透心的卷材生产线，年产量可达150万平方米，防静电卷材能生产，不防静电的商用卷材也能生产了，后者在医院里大量采用，不久前几乎还是国外产品霸占国内这块市场，但经过我们努力肯定会有新的局面出现。我为自己的选择感到满意，在不同领域同样为国家作贡献。我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下海的，是为国家利益，为建立独立自主、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工业而奋勇下海的，也如鱼得水。

我连续当了三届（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7年11月，一天早晨上班，组长站在办公室楼道口笑嘻嘻的，看样子在等我，我说是否要批评我迟到？他说：“不是，是刘书记找你。”心想那么严重。我因家中有一残疾小姨，小孩又小，送托儿所等事上班会迟到，平时同事也都谅解，怎么汇报到刘书记那里啦。他说：“不是，可能是让你当全国政协委员……。”天呐，怎么可能呢？后来，刘书记告诉我是真的，这是党和国家对你的关怀和爱护，是极大的信任，今后要更加努力工作等等。我参加第五届政协，分在特邀组中，这个组的委员大多是让我敬佩的老干部、文革中受冲击被打倒后解放的老同志，我年纪最小（四十刚出头），他们都叫我小姜。记得去友谊宾馆报到，骑着自行车，背个书包，大门卫兵不让进（不像政协委员），餐厅用餐时，餐厅工作人员对我说：“大会工作人员不在这儿就餐，这是委员就餐地方”，闹了不少笑话。说实在，不要说他们不认我像政协委员，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我会得到党和国家这样高的荣誉。今后，我要更加奋发为党和国家努力工作。由于出国学习，五届政协我只参加了三次大会，邓小平是五届政协主席，我真高兴能多次亲眼见到他，还和他照过相。1983年回国后，我荣幸又连续参加第六届、第七届政协会议，这两届我分在科技组，每次开大会报到时工作人员总说“姜委员是最年轻的”。因此，在科技界老前辈面前，我总是告诫自己，要尊敬他们，虚心向他们学习，有些还是学术界泰斗，是我在清华念书时立志学习的榜样，亲眼见到他们，又和他们同组共同讨论国家大事，真是荣幸。

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我是电子部的正式代表，属国防口，小组成员是部长、副部长、局长、研究院长、所长，像我这样的技术人员只有2～3人，会上我得到嘉奖“全国科学大会奖状”，亲自听到邓小平讲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总之，我只做了有限的事，但党和国家给我记了大功，这是我后来不断努力拼搏，义无反顾奋斗的动力。

2010年12月31日 于浙江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