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孙殷望:挑着扁担上清华

2011-04-15 |

清华大学喜迎百年华诞,又恰逢我级学友毕业五十周年,人生幸有如此盛节,怎不令人心潮澎湃?提笔之时,不禁回忆起悠悠往事,深深怀念在母校度过的青春岁月,以及伴随祖国所经历的苦乐年华。

挑着扁担上清华

1956年秋,芜湖一中共有15位同学考上清华,其中我们高三乙班就有7位。出发北上那天,我们一行几个同学用扁担挑着行囊。一只旧木箱,一条麻袋装着棉被,在南京浦口车站转乘去京的列车。

由于是第一次坐火车,不懂得什么车次和时间,只好在站台的一角傻等。过了近一个小时,一位打听消息的同学突然气喘吁吁地跑来说:“快走,火车快开了。”于是我们赶紧挑起行李向车门口冲去。情急之中,领头的汤荣夫同学竟把一条扁担横挡在车门,使人上不去也下不来。在一阵善意的笑骂声中他终于清醒,我们才满头大汗地挤上了车。上车后,我们大笑他有“一夫当关”之勇,他却认真地说:“当时我真的纳闷,这车怎么就上不去呢?”

列车终于抵达首都北京。当我们肩挑行李步出出站口时,首先看到了迎风招展的清华大学校旗和一条写着“热烈欢迎新同学”的横幅,接站的老师立刻将我们迎上客车。当时的心情真是激动无比,整晚基本未睡的困倦一扫而光。当客车驶进二校门,穿过茂密的林荫大道时,全车的人不禁欢呼起来,我们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下车后,我们即被领到明斋后的第三饭厅用餐。面对美味可口的饭菜,大家狼吞虎咽,一个个吃相不雅。最先吃完的汤荣夫同学又出了个“洋相”:当时饭厅里摆着两只大木桶,分别盛有红豆汤和绿豆汤,而他却鬼使神差地盛碗绿豆汤,洗了洗碗正准备向另一个桶里倒去,被一老生及时制止,并笑着对他说:“这是喝的。你是刚来的新同学吧?洗碗池在那边。”原来他竟将两桶汤当成了洗碗水,险些造成“一个冒失鬼搅坏一桶汤”的难堪局面。

多年之后,我们每次遇到这位后来七机部九院的高工,总要把他这两次“洋相”作为笑料,并戏谑他“很光荣”。他的两个“洋相”,一则出自“夫”,“一夫当关”,一则缘于“汤”,加上“光荣”,正好构成“汤荣夫”的大名,如此契合,岂非“天意”!

现在回想起来,上世纪50年代我们这群清华新生真是又穷又土,但是,我们一点也不自惭形秽,也从未被他人所不屑,老师和同学都很友善,而且,正是像我等这类又穷又土的学生,构成了当年清华学子的多数。我们都靠“人民助学金”读完大学,始终不忘党和人民的培育和自己应负的责任,并一辈子保持了艰苦朴素的作风。

少年不知愁滋味

五年多的大学生活,紧张充实而又丰富多彩,不仅有幸学习诸多名师的精品课程,而且时时受到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熏陶。既获取了新知,又领悟到人生的哲理,在德智体诸方面得到良好锻炼。

蒋南翔校长言简意赅的报告,马约翰教授“生命在于运动”的演讲,以及名师们讲课时各具特色的风采,至今记忆犹新。特别是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结下的真诚友谊,更是充满温情,终生难忘。

记得在全班“劳卫制”体育锻炼达标时,我由于人小体弱,投掷手榴弹一项总是不及格。作为班长的我竟拖了全班的后腿,思想压力很大。后来在同学们的帮助下,我改练竞走。测试那天,很多同学在操场上为我呐喊加油,并前有“领航”后有“催兵”,终于通过了及格线。

到了高年级,同学之间免不了有谈情说爱之事,但都不愿张扬。有一年的元旦晚会,著名电影演员赵联唱了一首陕北民歌,其中有一句是“人人都说咱们两个友,到如今还没有拉过一回手”,这可说是当年热恋者在公开场合的写照。

当年,祖国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也经历了曲折和磨难。这种大形势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我们的大学生活。在此期间,我们参与了多种政治运动;参加过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还到河北徐水体验所谓“共产主义的曙光”,但也只是免费吃了顿二米饭、白菜豆腐和农民家的煮白薯。

到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们的伙食急转直下,吃的是高粱米或窝窝头,一碗酱油汤加几片菜叶。由于肚里无油则饭量更大,而定量又少,经常吃不饱。但当时我们并未怨天尤人,而是“自己动手”,在宿舍附近的荒野中种南瓜充饥。食堂里也挖来多种野菜,甚至相互间还开展“竞赛”。

虽然那时的生活非常艰苦,但我们却苦中求乐,可谓“少年不知愁滋味”,精神状态一直乐观向上,甚至还主动响应号召,降低定量以支援别人,为国分忧。

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美丽的清华园也不是世外桃源。这种经历本身也是一种财富,它使我们懂得了:无论是学校还是个人,都是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从而也更加珍惜今天这种来之不易的局面。

同是天涯创业人

由于我们这一届学生参加政治运动和劳动过多,影响了既定的学业,学校采取了“填平补齐”的措施,学制也因此延长了半年。

1961年冬,当我们学成毕业时,国家经济还相当困难。因此,我们班的分配方案中留在大中城市的同学极少,绝大多数都要分到艰苦的边远地区,从黑龙江兴凯湖到海南岛,从内蒙古到广西,可谓“天南海北,四面八方”。

当时,我们积极响应“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选择志愿时很少出于个人功利的考虑。我自己虽然家有孤寡老母,也填报了到东北和西北的志愿。留在母校任教,且弃工从文当马列教师的学校决定,我事先并不知晓。

同学们走上工作岗位后,大都从“爬电线杆子”开始了创业历程。他们得益于母校培养的良好素质,发扬母校实干的精神传统,一步步成长为我国电力事业的骨干。在高校工作的,大都成为教授,其中,韩英铎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俞家骅官至河南省副省长,其他同学也都成为本单位的技术中坚。可以说,我们每个同学都做到了“事业有成,问心无愧”,没有辜负母校的培育,大家“同是天涯创业人,共谱人生奉献曲”。

光阴似箭,我们在母校度过了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奠定了事业建树的基础。我们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如今已年过花甲,堪为“夕阳”!

(作者系清华大学电机系1961级毕业生,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曾任学院党委书记)

转自 《科学时报》 201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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