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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殷望（电机1961）

这篇悼念文章的写作，似有两点异于“常规”之处：一是“好人承宪康”之题乃好友徐葆耕生前所“戏定”，可谓“遗题”继作；二是此文的酝酿与动笔暗始于承兄生前，可谓“事先行文”。2010年春节期间，徐承二兄均重病缠身且相互惦念。一日，我探望徐兄时遵瞩代承兄问好，徐兄笑着告诉我一个“秘密”：他俩未得病时曾有一次在校园相遇小叙，承兄自认为得过“小虫病”会先行离世，徐兄听话开玩笑地说“你若先走，我一定写篇悼文，题目都想好了，就叫‘好人承宪康’”。没想到，仅仅半个月之后，徐兄却猝然诀别，先行一步。承兄虽仍在积极治疗之中，但绝症晚期已难逆转，于是我顿生一念，有朝一日若承兄驾鹤，我就按徐兄之“遗题”撰文悼之。今年春节，承兄病情恶化，已无精力接待友人探访。在爆竹声声，家家团圆之际，唯有他却孤灯独影，卧病在床，如此惨境，怎不令人唏嘘！一日，当我拨通电话而他已无力接听之时，实然萌发要赶紧为他写点什么的冲动。又忽然想起电影《非诚勿扰（二）》中看似荒唐的一幕场景：诸多亲友为身患恶疾的李香山（孙红雷饰）举办“人生告别会”，当面历数他的人生得失和功过是非，剧情虽属虚构戏说，但却谑而不虐，倒有几分真情和感到。于是，我想仿照此例，提前写就悼文给承兄过目，让他生前就能得悉挚友们对他人格的赞许和一生的评价，希望以此让他在痛苦中得到一点安慰。而且我想，承兄曾多次表示，他已将生死看得很淡，应该不会视之为“忌”。但是，老天不遂人愿，正月十七（2月8日）一早就顷闻噩耗，承兄已于昨晚魂飞天国，痛惜之余，也觉得他终可“解脱”了。

2009年春节，承宪康（后排右2）和几位好友看望老领导刘冰同志合影。后排左3为作者孙殷望。

我与承兄同庚，但比他低两个年级，堪称“师兄学弟”；我倆虽同是“土生土长的清华人”，但各自的经历和角色并不属于同一层次。1956年我入学时，他已是中共党员，又任政治辅导员，是学生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我毕业后只是奉命“弃工从文”的一介“布衣”，他已担任多个要职，并荣任校团委副书记，进入被公认为拥有大好政治前途的精英行列；“文革”后，我俩虽同在校机关工作，但我只是一个以人称“耍笔杆子”为主的普通干部，而他先后任校办主任和校务委员会秘书长，晋居校行政领导的核心岗位。这种不同角色的层次上的差距，虽然成为我俩没有机会更早相识或虽已相识却无缘深交的一个客观要素，但它却没能成为我俩后来很快成为知己挚友的主观障碍。其个中缘由，一言以蔽之，就是承兄是个好人！他为人正直谦和，待人真诚友善，处事认真得体，是一个初次见面交谈就能博得对方信赖的坦荡君子。其言行举止所自然体现出的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诚信第一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广泛赞誉，也结交了众多好友。可以说，“承宪康是个好人”这是在清华园“有口皆碑”的一个评价。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风雨岁月到“以金钱物质为重”的当今世界，能够顶住各种压力和诱惑，始终如一的做个好人并不容易，又能赢得广泛认同和一致称赞为好人的则更难。而承宪康做到了，他是一个真正的好人。

在和承兄相识处到相知的近三十年中，他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对他人的关爱，真诚和细心。对此，仅举一例，足以说明。比如，他能记住诸多同事，朋友和下属的生日，届时他会打一个祝贺电话，或送一个小巧礼物，甚至张罗一桌庆生寿宴，总是在不知不觉中给你带来惊喜和感到。我曾应邀参加过由他组织并做东的四次寿宴，包括2007年为我和葆耕过70岁生日，这令我们既感动又过意不去。因为，按个人收入而言，在我们几个交往较多的好友中他可能是最少的，但他总是抢着买单或预先付款，而且非常固执，让你无法更变。即使在病重期间，身处长期化疗所带来的极度痛苦和虚弱之中，他仍多次向朋友和下属打电话庆生，或约请上门小坐几分钟送上一份生日礼物。他的这个可称之为“传统习惯”所包含的关爱、真诚和细心，是那样的亲切自然，令人感受到真纯友情的无比珍贵和温暖，体现出他的多情重义，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高尚品格。

我退休之后常住城里，和他见面次数少了，但仍保持经常的“热线联系”。凡是学校发生的重要新闻以及一些人员变故（包括谁得重病，谁已去世）等情况，他都及时打电话向我通报，每次都要询问健康状况，提醒保重身体。2009年是他毕业50周年，作为校友总会副会长，他在完成极度繁重的校庆任务和班级活动后，才抽出空来作一次补充体检，不料竟查出患了绝症——肝癌晚期！闻此恶讯的众多好友和校友深感震惊和叹息。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作过九轮化疗，对身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经常连开门和接电话的力气也没用。在几次两轮化疗间歇的时段里，他回家养病，在病情稍有缓解的情况下，我和老伴曾四次（两次与友偕行）经“申请获准”后上门探望，直接体验到他与病魔顽强抗争的巨大毅力和视死如归的乐观精神。但另有三次，是他主动约我上门相见，而且每一次都似乎意境不同。第一次是为取信。2010年3月14日葆耕猝然去世，使承兄悲痛不已，第二天他就抱病给徐夫人“敦复嫂”写了一封唁函。在3月24日召开“追思会”的前几天，他约我上门取信转交并委托我在会上宣读，以表达他悼念亡友“不胜悲伤”的心情。他在信中写道：葆耕“用生命撰写了10余本著作（大都赐我拜读），这是留在人间的永恒，将永远开悟和润泽后人。清华才子——徐葆耕的才情学养将永留众学人心中。”会后，有多位老同志打听承兄近况，让我代为致意问好，第二次是为看稿。2011年4月，承兄在重病之中为恭祝老校友杨绛先生百岁大寿，特意为《清华校友通讯》撰写了专稿《仁者寿》。文中披露了杨绛先生在2011年九十岁生日前后的几天，回母校清华园“避寿”的鲜为人知的过程，写得生动感人，颇有文采，彰显了杨绛先生的仁者风范。此文写毕，他打电话约我取稿，嘱我帮他“看一看，改一改”（只改了个别词句）。拜读之后，令我深受感动和教育。从中即感受到杨绛先生诚如承兄所赞“是善良、正直、谦和、仁爱的象征”；也感受到承兄和他一直视为“尊师和慈母”的杨绛先生之间的深厚友谊以及他抱病撰文所付出的真情和心血。可以说，这是承兄生前用生命撰写的最后一篇佳作。此文后来在《文汇报》上发表，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第三次则可称之为“告别”。2011年12月29日晚，我和老伴刘祖荷应约前往拜访，进门一落座，他就将事先准备好的五本藏书和刚出版的新一期《清华校友通讯》送我，又将一本2012年的“效率手册”送给祖荷， 并说：“这个我已用不上了！”然后，就主动地几乎不间断地和我俩谈了近半个小时，声音虽很微弱但思路极为清晰。他首先谈了自己最后的两个心愿：一是将遗体捐献给国家作医学研究；二是将自己唯一的遗产这套住房按价折成现款，分别捐赠给“蒋南翔奖学金”和“艾知生奖学金”。接着又谈了他在校友会任职期间甚感欣慰而又遗憾的两件事：一是经过多方努力，“清华校友基金会”好不容易终获民政部批准，得以在全国高校中最早成立；二是经过竭力争取，经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审查批准，《清华校友通讯》获得国家正式刊号。但后来由于多方原因和需要，前者易名，后者转换。说到此处，他一时无语。听得出来，他对这两个有多人奋斗多年的成果“得而复失”一直心有不甘。最后，他极为平静地谈到自己的病情发展，随着腹水的日渐增多，每天基本卧床度日，还叹息地说了句：“要是少化疗几轮也许会好些。”我们劝他住院，他说：“现在还不到时候，先过了春节再看吧”。随即“当机立断”，主动送客，连“再见”也未回应。走出楼门，仰望夜空，我和老伴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承兄这次约见，似有“最后告别”之意。果然，春节期间，我两次打电话约见均未获接听。正月十五刚过，第二天他就走了！

在承兄与重病抗争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和他的诸多好友一直处于纠结以至煎熬的复杂心境之中。像承兄这样的难得好人，既身患绝症，又孑然一身，晚景如此凄凉，好人竟遭恶报！而且，他又固守“不想麻烦别人”的信条，屡屡婉拒友人的帮助，致使众多好友在愤感老天不公的同时，又对自己的爱莫能助而徒呼奈何！现在，承兄按自己预估的时限（度过春节）“准时”地走了，而他的好人形象和好人精神将永远扎根于水木清华，铭记在海内外“清华人”的心中。如果一代代清华学子，能够在母校的培育下首先学会做人，立志做个好人，那就是对好人承宪康最好的纪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