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中心

和承宪康同志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今年元旦那天，我听说他最近身体情况不大好，想去看看他，我知道如果事先和他相约，他是不会让去的。我索性直接到他家里，在门口叫他，他开门让我进去了。我问候了他病情以后，主要是劝他住校医院，这样，在病情发展时，可以有人照顾。但是，他无论如何不肯，不愿意给医院添麻烦，坚持要住在家里，我只得告辞。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

我和承宪康相识、共事已经五十多年了。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担任机械系辅导员时，我们就相识。从1958年开始，我们一起在学校团委工作。当时团委几个副书记中，按年龄大小排名，他排在第四，大家都叫他“承四”。他在团委分工负责组织工作，管理全校辅导员队伍是他的一份工作，1960年前后，学校压缩辅导员队伍，是我们一起做的，从150多人减到80多人。1963年起草的关于学校辅导员状况的报告，现在陈列在校史馆内，作为珍贵的史料，承宪康参与了起草。由于他长期从事辅导员管理工作，他和很多辅导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直到现在他还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有的离开了学校，有些需要在学校办的事情，承宪康总是热情给以帮助。在他生病期间，也有很多当年的辅导员问候他的病情。

他在团委工作期间，学校为了关心体育代表队同学的全面发展，先是由张孝文同志兼任团总支书记，后来由承宪康兼任。主要是关心他们思想和业务学习的健康成长。承宪康深入细致地工作，他和这些代表队员交朋友，了解他们学习、思想和体育锻炼上的情况。当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有些代表队员由于运动量大，营养跟不上，他就千方百计给以解决。这些同学离开学校以后，还和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对每一个校友所学专业和运动特长都记得清清楚楚。最近这些年，曾在学校参加体育代表队和文艺社团的校友每年都有聚会，他总是热情参加，和这些同学们共叙友情。他也非常热情地帮助他们做需要他做的事情。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学校委托他负责校友会的工作，他积极热情地投入了他的全部精力和心血。在他主持校友会工作期间，在办好《清华校友通讯》的基础上，又办了《校友资料文稿选编》，使更多校友的回忆文章可以出版、保存、交流，受到了校友的欢迎，也为学校积累了重要的史料。在迎接校庆八十周年时，他联系各地校友，筹措经费，恢复二校门，使学校的标志性建筑能够复建。现在电视上只要讲到清华，就会出现二校门，他为此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校友会工作期间，他密切联系海外校友，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日本的张宗植老校友，最早捐资30万美元，设立“一二•九”奖学金，以后由于承宪康的长期热心为老校友服务，张宗植先生将奖学金本金数额提高到100万美元，成为校内数额最高的一项奖学金。他在校友工作中比较突出的特点，是他和一批老校友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他到国内各地拜访过许多年逾九十的校友，一些毕业离校60年，甚至70年的校友回校访问或参加校庆活动，他都热情接待，并给以细致的安排。在美国的顾毓琇学长要出版他的著作，也是委托承宪康负责。承宪康和顾先生一直有书信往来，直到顾先生过世。

承宪康在和同事、朋友相处时，总是热心地关心着别人，他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他对朋友的关心十分细致，例如：他对别人的生日总是记得很清楚，到时候就会打电话问候。有一次我生日那天，我和家人都忘记了，是他一早打电话来祝贺，提醒了我。他周围的很多朋友都遇到这种情况。他甚至记得一些朋友农历的生日，到时候也会祝贺。他对别人的事考虑的周到细致，而对自己严格要求，尽量不要别人帮助。在他生病以后，学校安排专人陪他去医院看病，他总是要自己打的去医院，怕给别人添麻烦。他这种克己奉公、严格要求自己的品德体现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一个好干部的基本素养。

承宪康同志离开了我们，他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纪念的！

201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