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冯一中（1961动力）

1956年8月，我和已同窗13年的好友黄振康双双从上海敬业中学以第一志愿考入清华动力系。

2006年，冯一中学长（左1）一家5人与黄振康学长（左2）在东南校门留影

到校的第一天，填写选择专业的登记表。当时系里设三个专业：热能动力装置、汽车与拖拉机、燃气轮机。我俩选择了相同的专业，并在备注栏内写上“我希望和对方分在一起”。终于我们又一次如愿以偿，一起分入了同专业、同班：热能动力装置热11班，并住进了同一个宿舍。开始了长达5年半的大学生活。

美丽的清华记忆

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不久，国家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我们一进校门，“做红色工程师”的标语便扑面而来，这使我们顿感兴奋与激动。

那段时期各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整风反右、勤工俭学、红专大辩论、大炼钢铁、反右倾、教育革命与技术革命等，一些重大事件我们都经历了。

1957年暑假是进校后的第一个暑假，为了搞好反右斗争，学校要求大家尽量不要回家探亲，班里多数同学留了下来，我还参加了去通县割麦，到郊县炮兵部队体验生活的活动。在勤工俭学期间参加了系里小电厂里的劳动。之后，无论是大炼钢铁、十三陵水库劳动，还是西区新游泳池的建设，都留下了我们辛勤的汗水。1957年4月，我们在教室里聆听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当时传声效果不太理想，但主席的风趣与幽默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清华，见到国家领导人的机会是很多的，1956—1959年，我每年参加国庆游行，路过天安门时都能看到毛主席。特别是1959年国庆节，我作为基干民兵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感到十分骄傲。我在校内和机场还曾两次近距离见到了周总理。1961年，我有幸听到邓小平的一次演讲。那天，大礼堂内早已座无虚席，我和几位同学硬是挤了进去，挤在了二楼的最后面，贴墙站立着倾听到了最后。1959年5月4日，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第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

也许是因为我喜欢唱歌和体育活动的缘故，大一下半学期起，我就先后担任了班文娱委员、体育委员、生活委员，最后改任副班长一职。大二到大三，我先后担任系文艺宣传组组长、《新清华》通讯员、文娱组副组长、“左锋”文工队队长等职。在大一、大二时，我是校合唱队和系足球队的成员，我还参加了校美术社、民乐队等社团组织。

当时，体育上推行劳卫制，我不仅通过了二级，还先后在100米短跑、铅球、举重这三项上达到了国家三级运动员标准。我学会并喜欢上了冬天的滑冰，积极参加“北京——莫斯科”的长跑活动。

在清华，最让我难忘的是学习生活。刚进校时，受到周围学习气氛的感染，我一头扎进书堆里，几乎天天跑图书馆排队、占座。前三年的寒暑假，我没回过一次家，平时也很少进城，假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大二的俄语在暑假里就全部读完了，那时常常觉得时间过得快，时间不够用。

1960年，系里上了一项代号为“430”的工程，成立了生产工作组。工程初期，我搞了一段情报资料的搜集，其中从市科技情报所借来的一套波兰出版的科技资料，最后归还时少了三本，我是经手人，要按当时规定以定价10倍赔偿，当时自己无此能力，只好向系财务组打了借条，直到后来工作后才还掉。

工程进入施工阶段后，我担任了材料组组长。为了搞到急需的氧气和钢材等物资，我几乎跑遍了全市。当时校内已实行粮食定量制，我从最初的每月42斤逐步减到34斤，在班内算是较高的了，每月还要从嘴里省下几斤粮票支援别人。

经常停课自然影响教学计划的完成。1961年，学校要改6年制，我们班成为一个过渡班——延长半年。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系里决定抽调部分同学学习“自动化专门化”，我也是其中之一。5年半学习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老师有：栾汝书（数学）、王惠云（俄文）、敦瑞堂（汽轮机）、徐旭常（锅炉）等。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更多是严谨和一丝不苟的作风。

1962年初，我们大学毕业，正赶上“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去边疆，去工厂，去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我积极报名，和班里其他9位同学来到了内蒙，我被分到包头第一热电厂。

包头一电是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是当时全国在建的三大钢铁基地之一——包钢的配套项目。4台高温高压机组全部为苏联进口，当时的装机容量在全国名列前茅。我来到厂里后马上要求下到厂内的汽机分场运行班，从此开始了我的数十年的工作生涯。

做一名清华人

1962年初，春寒料峭，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在北京已经见底，但内蒙就不然了，我们每天吃的是紫黑色带有苦味的高粱面做的窝头、几乎无油的白菜和土豆，喝的是酱油汤。1963年春节，厂里给大家发了白面和肉馅，终于吃上了一顿饺子。从此我们的这位厂长被冠以“饺子厂长”的美名。生活虽然艰苦，工作却丝毫没有放松，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着现场的一切，向工人师傅学习，和他们打成一片。头一年我获得了“五好工人”的提名，学校里学的俄语在这里派到了用场。

正当我一步一步踏实前进时，“文革”开始了。1969—1971三年的下放生活，使我真正成为了设备的主人。之后，我又一次经历了从运行技术员到检修技术员的转换。1978年厂内开始扩建，我带领一支检修队伍来到了北京高井电厂，后又北上哈尔滨取经。1979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厂内“文革”后第一个入党的知识分子。

1981—1987年，我从分场检修副主任逐步提升到第一副厂长，从工程师到高级工程师。1985年在部举办的厂长培训班结业考试中，我获得了双优的成绩，为内蒙电力系统争了光。

1988年，在为包电一厂服务了26年多后，我满怀依恋地离开包头，来到了沿海开放战略的前线——宁波北仑发电厂。我在这个厂里，从建厂初期的筹备阶段，到二期建设开始时止，工作了将近10年。

80年代我在包头工作期间，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的英语，在这里派上了用场，通过几次出国与联络会议，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这里，前后历时五年，我完成了组织编写与出版我国第一部60万瓩级机组的培训丛书，共5分册，450万字。

退休前一年，我又加紧学习电脑，短短几个月时间，通过了市里组织的初级考试，正当我满怀信心向中级进取时，一个不幸降临到我的头上：左眼视网膜脱落。右眼视力本来就不佳，一下子人像盲人一样。手术后视力局部恢复，但一年后又得了青光眼。离退休还有两个多月时间，我又坚持上班，直至最后一天。

2000年8月，在我眼疾状况基本稳定后，我走上了“打工”的道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我选择了“打短工”的方式：参加省局组织的机组检修监理工作。从该项目起步到今天，我由专业组长到监理组长，10年来走遍了省内几个主要电厂，监理了日本、法国、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产品。

作为一个清华人，无论到哪里，都会受人注目。我始终信守自己是个清华人，就一定不要辜负这一特定的称号。做一个清华人不容易，做一辈子清华人更难，但这却应该成为我们每个清华人的目标。蒋校长在我们毕业时提出的“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的口号，无时无刻不在激励自己。我的同窗好友黄振康和我一样，至今还在工作。我们彼此交流，从不气馁。

永远的清华情

离开清华后，常常想念母校。1963年4月，我工作后第一次休探亲假，就是选在校庆期间到母校看一看。1980年4月《清华校友通讯》复刊，我开始订阅，直至今日整整30年。每次收到通讯时，总要尽快阅读母校最近动态，校友们特别是我们这一段学友写的文章是我的最爱。

1991年，在阔别母校30年之后，班里第一次组织了校庆聚会。至2006年一共办了4次，我每次都积极参与。2006年还将女儿、外孙、孙子一并带上，一家五人到校参观，看到学校的巨大变化，心中无限兴奋与喜悦。

我喜爱旅游，尤喜自助游。退休后我走遍了祖国包括西藏、台湾在内的大江南北。利用这个机会，我先后拜访了在各地的同班学友30余人。

虽然自己的身体已今非昔比，但我的思想不老化。我经常记日记，写文章，勤于笔耕，不断地充实与磨练自己的脑子，不使它过快地走向衰退。2006年初，医生说我的眼睛（指左眼）还有两年好活，如今已4年过去了，我明年还要争取独立参加母校百年华诞。2011年，我希望亲眼看到一个世界一流的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