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许维中（1960无线电）

许中明（1929—2002），江西省九江市人。1950年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1956年留苏研究生（彩色电视），曾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总工程师兼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广播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广播卫星公司总经理等职。

许中明学长

1962年许中明全家福。中排右为父亲许德珩，左为母亲劳君展；后排右起：姐姐许鹿希，姐夫邓稼先，许中明，许中明夫人齐淑文

1958年冬日的一个下午，刘跃琪老师让我集合班里同学去听讲座。到了讲堂，就见黑板边站着一位知识分子气十足，微笑着的白面书生，下面坐着电视教研室的老师和毕业班无9（1959届）的师兄们，加上我们无0（1960届）的同学就济济一堂了。

刘老师在开场白中说：“许中明同志是我们的学长。前不久从苏联留学回来，给大家讲一讲彩色电视技术……”

许客套了几句，折支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彩色三角形。从三基式原理讲到彩色电视制式必须和黑白电视制式兼容，引出亮度信号(Y)和色度信号(I、Q)。再讲到色度信号的正交平衡调制以及副载波频率的选择…… 条理清楚，逻辑严密。三角函数方程式写了整整一黑板。当时我大学四年级(六年制)，专业课刚刚开始，也能听得津津有味。清华大学给我们上过课的教授中好像也少有讲得如此头头是道的人。

1961年9月，我毕业分配到广播科学院研究所。第一次走进电视研究室主任办公室，许看见我赶紧站起身来，握着我的手说：“许维中!见过一面，五百年前是一家(同姓之意)。”这句玩笑话，谁知被站在身后的林某听见，“文化大革命”中被别有用心地广为传播，竟成了许“结党营私”、“资产阶级组织路线”的罪证。许领着新来报到的几位同事在实验室里走了一圈，对每一项目组作了简要的介绍。当时，研究室正从事援助阿尔巴尼亚国家电视台的电视电影设备的研制工作。我看到直流稳压电源部分好像有什么问题，几位工程师正在围着想办法。许说：“难办，满足了低输入电压，就满足不了高输入电压，反之亦然。”回到办公室，别的同事告辞以后，我找了张纸，画了一个简图。对许说：“直流稳压电源的问题在于控制管的阴极接气体稳压管的电路限制了它板极输出电压的动态范围。阴极应直接接地，另外建立一个独立、稳定的负电压作为参考电压。可以试一试，也许行。”第二天上班，许把我找到办公室，笑容满面地说：“你的方案成功了，问题圆满解决。你就负责这部分的工作吧!一定要总结出一篇技术报告，我安排在将出版的专集上发表。”

不久，援阿电视电影设备的实验室工作阶段结束。正式设备的总调试转移到北京电视台(即现在的中央电视台)。许亲自挂帅，还出人意料地点了刚刚才工作两个月的我和潘宗华做助手。总调试中难免会有种种问题，需要在现场解决。许每天早晨都会抽出一张纸片，上面排列着应解决的事宜，十分详尽。许尤其能从谏如流，对于提出的试验方案或改进意见均很有兴趣，可以自由讨论，并能放手支持。这对于某些心中有私的专家型领导来说，往往很难做到。很快，如地线系统、磁放大器交流稳压电源取样二极管寿命太短(仅仅200小时)、电影放映机音频信号受干扰、控制继电器的火花影响电视图像画面等问题均得以解决。工作气氛愉快，进展比预想的顺利。

许长于“外交”，善扩大影响。其间，中央广播事业局的梅益局长，金照、顾文华等副局长，阿尔巴尼亚的大使马利克都来参观，一时好评如潮。北京电视台的领导和技术人员也一改冷眼旁观的态度，热切表示希望尽快给北京电视台装备电视电影设备。何大中副所长（1950电机）是熟悉技术的专家，看完以后说：“暗底色的画面，信号噪波比还是不够好，雪花状干扰明显。”许指着我说：“改进型电视电影设备的总体设计和决定信号噪波比的关键部件——预放器，我想由许维中重新立项研究。”何也随即点了点头。

一切就绪，只等装运。许对我说：“备件要带充分，船过印度洋、红海会非常湿热，包装一定要注意防水、防潮。”认真负责之情，溢于言表。据说当时研究室里也有不少私下议论，好像是说许将带我以专家身份同赴阿尔巴尼亚。1962年初，许和我商妥了改进型的总体方案以后，一个人去了阿国，而我就安心研制光电导像管预放器。多年以后，许在闲谈中曾讲到“争取了几次，但是其他领导怕多花钱，就是不同意。弄得在阿国地拉那还真有点手忙脚乱……”

1962年的春天，广州会议上代周恩来总理出席的陈毅副总理给知识分子脱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知识分子成了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又宣布了以科技人员为主导的关于“科研工作的14条决议”。在惠风和畅之中，新立项的北京电视台电视电影设备研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简洁的总体方案，原来寿命不长的整流电子管由半导体器件代替，保证了设备的可靠性。胡立平设计的摄像机和电影机之间的光学切换装置，使一台摄像机可以同时为三台电影机工作。预放器信号噪波比的明显提高，使画面品质更加优秀。许对此深感欣慰。1963年初，国家科委在北京展览馆组织进行了全国新产品博览会。为北京电视台研制的电视电影设备参加了长期展出，最后荣获一等奖。那次博览会上，全国各行各业共100项一等奖，广研所只此一项。

深秋的一天，许叫我到他的办公室，拿出3份表格让我填写。我一看是国家科委的评奖申请表。项目名称栏目许已经填好，分别是电影电视设备研究申请一等奖，50kV高稳定脉冲直流高压发生器申请二等奖，超正析像管预放器申请三等奖。在那个知识分子必须夹着尾巴做人的年代，最难下笔填写的是项目负责人、项目指导者和项目参加者三项。我当然不敢造次，只能请示。许说：“这三个项目中，项目负责人都写你；后两个项目是你为主的，不会有什么争议。电视电影设备研究的时间跨度大，参加的人也多，参加者只要还在所内的一个也不能少。”我说：“那么，项目指导者就写你吧！”他默许了。后来“文化大革命”中间虽有种种指责，但我以为从项目选题到识人用人、组织协作、直至总体方案的确定，最后的总调试，许都亲自参加，贡献不容置疑，作为项目指导者当之无愧！

谁知好景不长，政治风向又发生了变化，知识分子头上的“资产阶级”帽子非但没有摘掉，“科研工作14条”也名存实亡。而且阶级斗争又变得需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

1964年初，政治乌云开始在中国上空集结。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许为了我，被敲了一记“闷棍”。那是一个星期四的晚上，例行的共青团组织生活。照例，研究室的领导向来不参加，这次却被强硬地要求一定参加。到了会场，我才知道这是一次经过预谋策划的许维中“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批判会。

虽然，真正卖力的不过二三人，但也气势汹汹，声色俱厉。有人甚至以我曾和当年的清华越南同窗通信为由，罗织“泄露国家机密”这种无中生有又可置人于死地的莫须有罪名。目的无非是诬我为“坏人”，从此一蹶不振。进而指责许执行重用“坏人”的“资产阶级组织路线”。

扪心自问，以名而言，除了上一年评上了模范团员，并无名誉更无职位的提升。从利而言，国家科委一等奖的奖金10000元，二等奖3000元，三等奖1000元，国家科委虽明令分发给有功的科研人员，但早已由领导下令全数上缴国库。个人并没有额外得到1分钱，我问心无愧。

批判会的最后还逼着许表态。只见埋头抽烟的他拿起了笔记本，坚决地摆了摆手。我也一言未发，站起身就走。耳边响起的是鲁迅先生的名言“我倘能生存，我仍要战斗”。

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狂潮席卷全国。“文革”说到底就是切断人类文明的延续，让正在长大的青少年失去人文道德思想的滋润，像野狼一样生长，只盲从一个人的意志，进而变成一股巨大的无法无天的破坏力量。当我从“四清”运动的昌平山村回到所里时，许早已作为“走资派”被揪了出来。批斗、强迫劳动不断。由于没有“老干部”或“军队转业干部”背景的缓冲，又不肯拉拢群众组织找求保护，林某又成了许中明专案组的成员，所以许受到了以“红五类”为主的“造反派”最为残酷的折磨。每次批斗弯腰屈膝“坐飞机”，额头上的虚汗层层渗出，滴到地下湿了一大滩，极其痛苦。批斗中，许决不多说一句话，也决不涉及他人，一个人把强加的苦难担了起来。这和当时有些干部的见风使舵、为保自身解脱信口开河诬陷他人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文革”后期，许在表明心迹的大字报中讲到了一个典故：“春秋时，老子有一次张开嘴让他的门生看，软的舌头还在，但硬的牙齿都没有了。”意为：在无法无天的时代，只能忍辱负重。留得青山在，蓄芳待来年!

总算雨过天晴。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路线。广研所百废待兴，干部间也出现群龙争水之势。1983年早春，间隔十多年少有来往以后，许让我中午大家休息的时候到他的办公室。他推心置腹地说：“想听听你对所里工作的意见。”记得我讲的主要是两条：其一，尽快以学科为导向成立研究室；其二，大胆起用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干部。他都默默地点了头。不久，发布了许为所长的任命。在他的领导下，克服重重阻力，很快重建了研究室，干部队伍也进行了调整。许多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被提拔到处级干部的岗位上。广研所整个局面为之一变，科研工作渐渐步入正轨。

初夏，我们一起到瑞士莱蒙湖畔的蒙特勒参加国际电视研讨会。当地的旅游局长兼大会秘书长耶西先生对中国特别友好，专门安排中国代表团坐机舱完全敞开的小型飞机游览瑞、意边境终年白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群峰。第二天。我到许住的旅馆，他轻轻地对我说：“有点不妙，昨天回来痰中带血。”我只得安慰他：“你吸烟较多，是不是飞机上太冷的原因?”“好好休息，回国再作检查吧!”

回国一查，竟然是肺癌，便立即安排了手术切除。术后，他对我说：“手术很成功，放疗也彻底，应该休息一下就可以继续工作了。”然而，天不遂人愿，不久又发现转移，再一次手术切除。

许不得不退出了工作第一线。多年来，还力所能及地参加会议，书写文章，提出建议，真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直到2002年12月去世前一个月还写出了《求索奉献五十年》的长文，回顾了为广播电视事业努力奋斗的一生。

许中明先生和我讲过，他的祖先是太平天国的军帅，统辖近万人。太平天国失败前夕隐入江西九江附近的深山，才得以幸存。众所周知，先生的父亲许德珩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在我和许中明先生的相处中，总能隐隐感到他对国家的热忱。先生学识渊博，清正廉洁，知人善任，勇于负责，处处以工作和事业为重。我以有这样一位先生感到荣幸。

转瞬之间，先生驾鹤西去已有八载，我也年愈古稀。仅以此短文悼念先生以及逝去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