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刘吉教授在同济大学的讲演

刘吉1935年10月生，安徽安庆人。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毕业。曾担任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执行院长、名誉院长；兼任上海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东方研究院院长、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复旦大学经济管理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科学院人文学院高级顾问等。有领导学方面的专著和合著《科学学基础》《领导科学基础》《现代化与中国》等十多部，以及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体制改革的专著《社会主义改革》等5部。发表论文100多篇。

人文主义的伟大功绩

人文主义用“人本”代替“神本”、“君本”，表示人性的觉醒，个性自我的觉醒，把人的历史、人的世界、人的活动以及人的精神、形象和身体本身作为关注的中心。

按照西方学术观点，人文主义分为罗马时期西塞罗人文主义、14-16世纪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以及18世纪德国人文主义。西塞罗人文主义适应新兴封建制度秩序需要，主要关注礼仪规范文明；德国人文主义在深度哲学意义上下功夫；真正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乃是文艺复兴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

文艺复兴启蒙是欧洲（主要是西欧）思想大解放运动。针对中世纪神权和君权对人民精神和人身的羁绊与压迫，人文主义思潮崛起。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最早提出以“人学”对抗“神学”，被誉为“人文主义之父”。人文主义用“人本”代替“神本”、“君本”，表示人性的觉醒、个性自我的觉醒，把人的历史、人的世界、人的活动以及人的精神、形象和身体本身作为关注的中心。人文主义主张与命运抗争，自由地追求个人的美满生活。因此它认为人生而平等，反对以出身门第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封建等级制度，从而把人权和民主推到历史的前沿。正如此，一大批艺术家、科学家、思想家站在人文主义的最前列，开拓了西欧从中世纪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或者从另一个意义说，从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的伟大历史进程。

人文主义以不可抗拒的精神力量从西欧到北美，到全世界，无处不受到先进人群的欢迎。从而人文主义所到之处人的精神解放，人的创造力解放，人创造的物质文明也空前繁荣。这就是人类现代化的历程。

人文主义的历史功绩是伟大的。人文主义的一些基本精神是永存的。

人文主义面临历史性挑战

全球化让人类重新发现自己：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面对着共同的命运，而地球上共存的人类原是多元文化的，许多文明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它不可动摇的理由和内在优势。

历史又前进几百年，世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人文主义也面临着巨大而深刻的挑战。我认为挑战主要有三：

1、科学的挑战

人文主义弘扬了人的理性觉醒，从而促进了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不仅使它成为第一生产力，而且渗透到人的生活和社会的各个方面。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创造出人类空前繁荣的物质产品和生活方式，从而导致人们对物质追求的热情乃至物欲横流，破坏了人文主义和人类许多高尚的道德与感情。另一方面，但绝非次要的是，科学渗透一切，从而相信科学万能的科学主义成为社会共识，成为人们精神世界的主导力量，不断冲击着人文主义，使人文主义日趋衰落。一个突出表现是科学理性思维的绝对优势，使人的感情淡漠了，而通信技术的神奇发展，使人与人之间直接的感情联系与交流也正在快速减少，更加剧了这种人性淡漠。淡漠的人性必然导致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无情乃至残酷的行为，威胁着人类。

2、工业社会的挑战

人文主义促进了工业社会的诞生和繁荣，但繁荣的工业社会并没有按人文主义的指引前进。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血汗工厂”，对雇佣劳动者的残酷剥削是对人性和人的尊严最赤裸裸的摧残；在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对殖民地资源的无情掠夺，乃至贩卖人（黑奴）来谋利等，更是奴隶制的恢复。虽然到今天这些已是历史陈迹，但各国贫富差距巨大、乃至两极分化，都是工业社会中反人文主义的活动及其严重后果。上世纪中叶，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新科学技术革命敲响了工业社会的丧钟。它以不可阻挡之势造就了一个全新的信息社会、知识社会和网络社会。知识和信息成为人类生产的战略资源和主导资源。生产知识和信息的科学研究产业化，成为崭新的科学研究业（简称科业）。如同当年工业革命一样，原来这次新科学技术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新的产业革命——科业革命，代替工业社会的将是全新的科业社会。在这历史大转折时期，人类发现了并清算着工业文明遗留下来的种种弊病，如丛林法则的竞争导致社会不公正和社会道德沦丧、工业污染以及对资源的滥用严重破坏地球生态平衡等等，威胁着人类生存的本身，这些明显都是反人文主义的，或是原来人文主义所未包含的内涵。

3、全球化的挑战

上世纪末，跨国企业大兼并诞生了所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的全球公司，标志着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开始。经济是基础，随之政治、文化等全球化也不可避免地将全面推进。全球化让人类重新发现自己：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面对着共同的命运，而地球上共存的人类原是多元文化的，许多文明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它不可动摇的理由和内在优势。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平崛起显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全世界包括中国人自己都在重新认识和正视中华文明：

（1）这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五千年至今的古老文明，表明它具有神奇的生命力。

（2）这是凝聚世界上13亿中国人并广泛影响着东南亚地区的大文明。

（3）这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文明。中华民族不仅包容了56个民族，而且最大的占人口90%以上的汉族本身就是历史上无数次民族融合（包括五次大融合）的结果；汉文化正是不知多少大小民族文化融合、包括通过丝绸之路吸纳许多西方优秀文化的结晶。

（4）这是一个曾经多次创造出世界第一流文明盛世，并对人类作出过杰出贡献的文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曾被近代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之父培根赞誉为：其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是任何教派、任何英雄人物都无法比拟的。姑不谈中国汉唐宋盛世，根据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的研究，直到16世纪中国的科技水平和经济发展仍居世界之首。

（5）这是一个独特的从原点开始就不同于渊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文明的古老文明。这固然是地理隔离因素（中国东南面对浩瀚的海洋，西南是高耸的喜马拉雅山和帕米尔高原，西北和北方是大沙漠和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最根本的区别还在于：如果说西方文明是畜牧文明和商业文明的传承发展，那么，中国则是农耕文明发展到极致的一个案例。西方文明一开始就是出世的，创造了一个世外的上帝及基督教文明，而中国文明迈出第一步就是入世的，直面人类社会。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并不表明中国人没有信仰。儒家“敬鬼神而远之”，倡导尊崇自然、尊崇祖先、尊崇一切对社会贡献重大的英雄和引领社会精神的圣人，为他们筑祠膜拜，直到解放前，中国人家中大堂里仍广泛敬供“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供祭祀膜拜。

农耕是家族行为、集体合作行为，因此，中国人崇尚家族和集体。国是家的放大，因此，中国人称“国家”，在中国人心中永远是家国一体的。家族利益高于一切，兄弟如手足，互相无偿帮助是天经地义，从而实行儿子均分继承制就是必然的事。这个继承制对中国独特的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由此演绎出中国人重整体、善综合的思维方式，“顾全大局”、“有大局观念”被颂为一个人的优秀品质。顾全大局自然要求宽容、忍让、谦逊等一系列道德修养。而西方畜牧文明、商业文明都是个人行为，因此，西方文明重视个体，个体利益和权利第一，家族观念淡薄，长子和父辈关系亲密，实行长子继承制就是西方文明必然的事。这个继承制使家族财产不断积累，而无财产的兄弟只能从事文艺、科学、武士、海外开拓等职业，包括掠夺其他民族财产以建立自己的地位。长子继承制对西方社会发展也影响深远。以上种种形成西方人分析思维的惯性和强势，从而崇尚民族分立，忽视乃至反对民族融合，直至今日仍阻碍着欧洲的联合和统一。

近代人文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历史地归功于以西欧为中心的西方文明，是西方文明对人类贡献最灿烂的成果之一。当代全球化浪潮把人类多元文明一起推到历史舞台之中。人们发现人文主义没有包含中华文明以及其他人类文明的成果，不能不说是它内在的巨大缺陷，无法适应全球化的历史大趋势。

综合以上21世纪的三大挑战，人文主义如何应对？唯一正确的道路是与时俱进，扬长避短，取长补短，将人文主义科学理性地改造为新人文主义。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指出：当前世界种种普遍问题的根子，在于自我中心主义的精神困境和诸多文明分立中对地方主权国家的崇拜。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得有人内心世界的精神革命和相应的世界文明真正的通达统一。这就是新人文主义的历史使命。

新人文主义时代

五千年中华文明积淀了十分厚重的人文理念。我相信，添加这些中国文明元素，必将大大丰富新人文主义的内容。

新人文主义不是一个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怪物，而是一个时代的要求。

早在20世纪初，针对美国商业文化物欲横流的堕落，美国著名学者萨顿就倡导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家欧文·白璧德的著作《批评家和美国生活》被认为是新人文主义的宣言，主张以“人的法则”反对“物的法则”，强调文学必须维护传统，表现“良心理智”等等，当时在中国也得到某些文学派别的响应。由于它只是局限在文学领域内，对社会影响不大，没有形成全球的影响力。

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初期思想大解放时，也有若干学者重提新人文主义新启蒙，它的要害是想在中国全面引入人文主义，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或者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补上“启蒙”的一课。这无疑有它的价值，但毕竟不合中国国情和时代潮流。因此，除了知识界小圈子内自我张扬外，并没有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今天，我们在这里讲的“新人文主义”，是希冀传承人文主义的优秀传统，应对时代的三大挑战，全面革新人文主义，迎接一个新人文主义时代。

如果说人文主义针对中世纪的神权和君权，立足于人性的解放，重在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具体表现在思想自由和公民人权，那么，全面应对上述三大历史性挑战的是展现全面发展的人。除了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外，还应包括：

（1）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关系，包括平等、互助、宽容、无暴力等等。

（2）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不仅是理性的法治，还要重视德和情。

（3）人与自然的协同关系，不仅是科学理性地改造自然，为人类发展服务，还要爱护和发展自然，使人类更好的发展。

（4）不同社会文明之间的融合关系，通过越来越密切的全面交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以创造未来新的更先进的全人类文明。

据此，我以为中华文明的许多内容都可以也应该为新人文主义作出贡献。中国人自古就强调人文价值。几千年前中国最早的学术著作《易》经，就提出“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讲的就是观察研究人文，用以教化天下人，才成其为人类社会。五千年中华文明积淀了十分厚重的人文理念，兹列举四个人文理念作为例子。

1、德

中华文明高度崇尚“德”，从个人品德到社会公德，无所不在，指导中国人的言行。

如果说法是西方科学理性从外部强行规范人们的合理行为，以促进社会有序发展；那么德就是中国人从自己内在修炼以自觉规范合理的社会行为。中国自古也有法，但认为法不能规范人的一切行为，它只是一个网，“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而在疏漏的网眼中要靠德治。所以，法与德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未来人类文明应该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两者不可偏废。

2、情

中国人讲情。从爱情、亲情、友情、乡情、同胞之情一直到广泛的人情，都被看成至关重要的事。民谚：“人情大过债，头顶锅儿卖”，砸锅卖铁也得还人情，可见一斑。即使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传至中国，也中国化，讲阶级情、同志情。

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人的大脑有左右之分，左脑掌管理性，右脑的功能是感情，大脑这一物质基础决定了理与情都是人的本性不可分割的部分，都是人与动物根本区别的标志。西方讲理性，促进了科学和法治社会的成长；中国人讲情，凡事不仅合理，还须合情，“合情合理”，方称完美。情大于法，是中国社会的大缺点，但西方唯法至上，也失偏颇。只有左脑与右脑都高度发达并联合运用，才能充分展现人脑的功能和潜力。因此，理与情的结合才是完整的人文表现，应成为新人文主义的重要内涵。

德与情也是互补的。许多德是情的美好规定，德因情而更加光彩；许多情是用德来制约和规范的，没有德之情叫“缺德”，这是中国人最恶狠的骂人语言。中国人强调情，“亲人不告”，亲人之间不诉于法律，是美德；但为了维护社会、民族和国家利益，中国人也强调“忠孝难两全”，甚至“大义灭亲”，也被视为至上美德。

3、和

和是中华文明一个十分重要的人文理念。从哲学的“和谐”指导中国人的社会理想，到个人形象要“和气待人”、“和蔼可亲”，到家庭团结“家和万事兴”，处世准则“君子和而不同”，到商务活动“和气生财”，到治国理念“和为贵”，一直到人类理想境界的追求“世界大同”……和的理念无所不在，贯彻始终。这与西方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斗争哲学、“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完全不同的。和还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人自古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都是说人与自然是结合一体的，人要按照自然规律行事。中国人对大自然的赞美是“和风细雨”，甚至转义到人们不同意见的争论也要求“和风细雨”。新人文主义应吸收“和”这一中华文明的重要元素，以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大同世界”。

4、爱

儒家讲仁爱，墨家讲兼爱，道家讲大爱（大爱无声、大爱无疆），释家讲慈爱……在中国，不论哪家学说都十分重视爱这一主题。

儒家是最重人文的，它的全部理论以人为中心。儒字就是从人之需也。仁爱是儒家理论的核心，一个学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另一个学生问仁，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又说：“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实现仁爱的途径就是推己及人。由此演绎出忠、恕、智、义、礼、勇、孝、温、良、恭、俭、让等一系列社会道德规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孟子继承和发展孔子的思想，他认为人性的本质是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还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在于有此“四端”，只有让这“四端”自由全面发展，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并进一步推演到“君轻民贵”的治国观。孔孟之道成为此后三千年引领中国社会的主流人文理念，直至今天仍有着无法忽视、无法消灭的社会影响。有文献考证，当年欧洲启蒙学家们正是受到儒家这些理念的影响，写下了伟大不朽的《人权宣言》。

从仁爱出发，儒家最后的理想社会理想世界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篇》）一个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大家共有、共创、共享社会财富，人人相亲相爱、和平而无暴力的和谐社会，一个大同世界！也许这就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能被东方的中国人接受并在中国扎下根的道理。

我相信，添加这些中国文明元素，必将大大丰富新人文主义的内容。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预言：“美国在文明中心的优势，似乎也将昙花一现……在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章节中，主导作用可能从美洲转移到东亚，”中国文明未来之发展，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将是一项伟业”。（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

历史在飞速前进，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大同世界这一全人类共同理想，呼唤着新人文主义。一个新人文主义时代已如露头的红日正在地平线上升起，让我们举起双手欢迎吧！

（本文为刘吉教授在同济大学中欧学术连线成立大会暨全球视野下的中欧关系研讨会上的主旨讲演）

转自 文汇报 2011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