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郭奕理学长和夫人王回春(1961届水利)国外旅游合影

1953年,我毕业于上海市上海中学理科甲班,考入清华大学。从1959年到2010年，我在清华电子工程系工作了51年，达到了蒋南翔校长号召的：“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像清华的每位教工一样，把平凡的一生贡献给了祖国和清华。

电真空专业1958届毕业50周年合影（后排右6为郭奕理学长）

在工作的51年里，我得到过多位前辈和学长的教导与帮助。在这篇文章里，是我与五位前辈交往的故事。不仅是表达感恩，更希望通过这几个故事，与不同年龄段的校友读者们交流。

钱学森先生给我回信

1984年我国已加大发展科技的投入，除国家科委外，国防科工委与有关的工业部也拿出科研经费，立项和支持开展科技工作。在那个经费困难的年代，这确实鼓励了我们这些在科研一线拼搏的师生。

1984年11月，我主动写了两封信并附上一些材料，寄给钱学森先生。当年他是国防科工委的领导，信和资料是通过清华大学的信使通道传递到国防科工委办公室。我的信主要是反映当时在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在诸如激光及技术应用、光电子技术和集成光学、光纤与光网络技术等方面，已投入了较大的力量。而我听说，我国对一些科研项目提供支持，需有“预演”的要求。我们这些高校，经费很紧张，哪有力量先“预演”呢？

12月份就得到了钱学森先生本人的亲笔回信(见图片)。信的原文如下：

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郭奕理教授：

您的两封来信和材料都收到。您建议的研究工作是我们这里称为预研(预见研究)的范围。而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如何加强预研，要建立一套工作制度。所以感谢您的来信，对我们是个促进。我们将认真考虑它。…… 时值新岁，敬贺新年！

钱学森1984.12.27

1984年12月，钱学森先生的亲笔信

我收到信很高兴也很感动，也明白我将“预研”和“预演”混淆了，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钱学森先生的助手、秘书涂元季先生过后也寄来一封信，说钱老还将我的信批给国防科工委常委陈芳允、慈云桂阅处。这事我没及时向我所在的电子工程系的领导汇报，以致1985年6月，钱学森先生委托陈芳允和慈云桂两位老先生来我们系访问，了解我们系的有关想法时，说到我和钱学森先生的通信，系领导颇感意外，也没来得及找我与他们会面。

两个月后，我去大连市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见到了陈芳允院士，和他谈起此事。他说钱学森先生挺重视此事。从这个故事也可看到，老前辈们对我们后辈的教诲与认真的指导。我们也应该同样认真地、热情对待我们的年轻学子。

唐仲文学长鼓励我申请项目

1981年，我和同事娄采云、姚敏言等人在我国开创研究出氢喇曼散射激光移频器，并因此获得1983年北京市科技二等奖。后来我们与四机部第11研究所、以及中科院物理所合作，研制成一套甚宽频段可调谐激光系统，获得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与此同时，我想开展一些新科技课题。1984年初我在美国学术期刊Laser Focus上，得知美国正是用移频方法，在研制1.5-2微米波长的人眼安全激光测距设备。测距激光脉冲强度高、容易对长时间操作设备的人员造成眼睛损伤。我们经过认真分析，打算研制甲烷喇曼移频器，将1.06微米激光高效率地 移频到安全的1.54微米。而且是个直径3公分、长度13公分很小的器件。

这时，我了解到时任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唐仲文是清华大学机械系1952届毕业生，他又是上海市上海中学1948年理科毕业生，是我的中学学长。我就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详细介绍了我提议的项目方案和科技特点。很快得到了他的回复，他肯定这是一个很好的预研项目，并指导我去科技司按正规申请程序提出申请。 1984年6月，我带上资料和拟好的项目申请书，去部里找到科技司的管理人员汇报和讨论，领取了任务申请书。后经专家会议评估，项目任务书通过了。

1988年初在清华大学东主楼，举行了该项目的结题鉴定验收会议。邀请了国内该领域的专家十多人，在主楼屋顶上对1公里外某高楼顶的目标、进行了现场测距和鉴定。鉴定通过A等级，评语表明已达到预研样机的指标，并说明将来需要时，即可开发为正式产品。

与高锟先生合著专著

高锟先生是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早在1980到1992年我参加过多次国内和国际的学术会议，但我并没有和高锟先生个别地交谈过。直到1992年，中科院学部委员、上海交大的张煦先生问我：“你与高锟先生有过个人交往吗？” 我说没有。他立即建议我找机会去与高锟交往。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曾两次与高锟先生乘飞机相邻而坐，高锟先生都是很安静地低头看书。若遇别人主动攀谈，他都礼貌地简洁回答。张煦先生说：“我看你这个上海人挺能聊的，你去试试看。”

就这样，1993年我去美国参加国际光通信会议，1994年去香港参加学术会议，我都特意与高锟先生个别地聊聊。我发现他还是挺能聊的，但要聊一些他感到有兴趣、而他又有想法的问题。

1995年，我希望去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研究，主动请求高锟校长给一个资助名额。他问我有何想法，我说可讲授一门研究生专题课，另以大部分时间写一本《非线性光子学》著作，他说这个主题是很好的。此外，我说我和学生们都很想知道，他是怎样想出光纤的发明。他同意参加写这本书的一部分。1995年讨论书稿的提纲时，高锟先生就谈到香港不久后将回归祖国，为扩大香港与大陆学者更多的合作，他提议邀请了香港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的两位著名的教授参加合著。

在香港9个月的时间，我与高锟先生在他的校长办公室交谈了六次。我们的专著Nonlinear Photonics (非线性光子学) 在2002年由世界著名的德国Springer图书公司出版，我是第一作者，所写的篇幅占全书60%。

1995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与高锟校长在他办公室合影

与高锟先生熟悉以后，发现他不仅能聊，而且有深度。对世界形势、社会时事都挺敏感的。而且对他周围的人都是关心的。2003年我们这里爆发SARS，高锟先生还发来邮件，问候他所认识的朋友们，这给我很深的印象。

跟随叶培大院士参加科研项目攻关

我与北京邮电大学叶培大校长有较多交往是在1986到1990年。国家科委主持的 “国家七五发展计划”所属的“七五科研攻关光通信专项”，由邮电部推荐叶培大先生为专家组组长，高教部推荐我为专家组副组长，都得到国家科委的批准任命。我们主管共约三十个项目，我们曾经一起召开专家会议，讨论各项目的确立、经费份额，以及关注中期评定和结题鉴定的情况。在这五年中得到他许多教导，叶先生十分关注对年轻团队的支持。

80年代，国际上出现一个当年还不起眼的命题，叫量子光通信。那时的量子光通信还是基于光子计数和提高量子效率，目标是提高通信的距离、容量和抗干扰性。我们经过调研分析，对它有了一些看法，写出一篇综述性文章，题目叫做“量子光通信的原理和实践”。三位清华作者是郭奕理、查开德、张鹏岗，一位邮电大学作者就是叶培大先生。叶先生对文章所述做了认真的斟酌和修改，同意署名支持我们后辈的学术工作。文章介绍了利用光子的量子态进行通信的基本概念与机制，信息容量与探测灵敏度取决于系统的量子参量，介绍了当年国际上已有的实验与前景。刊登在1988年第3期(5月出版)的“通信学报”、长达12页。在当年是一篇高新技术讲座文章。

三十年过去了，如今的量子通信则是在近二十年发展起来的一个运用量子态的纠缠效应，进行信息的高度保密传递的一个新型的学科。我国的科学家们在这个领域里居世界领先。

收养中国孩子的英国科学家

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J.Midwinter是国际著名通信领域的科学家、伦敦UCL大学校长。1990-1991年，我争取到英国皇家学会的资助，到伦敦UCL大学在J.Midwinter工作的电子工程系，与他合著 Optoelectronics andLightwave Technology(光电子学与光波技术)，1992年由世界著名的英国Wiley图书公司出版，1996年由波兰国家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波兰文版。

J.Midwinter为了在UCL上班，在伦敦住一套简单的公寓。夫妇俩每逢假日就回到伦敦以东160公里、英吉利海峡边小城市Ipswich的老宅邸。1990秋，我与该系教师约近20人，到他的乡间宅邸聚会。两层小楼旁有大片花园、一个网球场，但并没有围墙。走出宅地、就是一大片自然森林和草原。

1990年，在伦敦UCL大学著名科学家Midwinter校长家聚会

在他家大客厅的墙上挂着全家福照片。J. Midwinter夫妇后面站着3个二十多岁的子女。他们向我介绍，老大是女儿、老二是儿子，再一个是二女儿。我惊讶地问：这二女儿是一位标准的亚裔？他们笑着说，是1970年去香港领养的一个两岁多的小女孩。当时中国大陆是“文革”时期，香港收容机构出示的证件说明是从大陆来的孩子。这领养的名额安排在了英国，当年是从3个入选的家庭中，根据收养条件评选出一家。最后J.Midwinter夫妇胜出，去香港领回。在那年代、他们已有在小学读书的一女一儿了，却很快乐地精心地培育了这么一位中国小女孩，在剑桥大学读书并刚毕业。我从内心很尊重J.Midwinter夫妇的为人。因此我去伦敦的一年，在对人生的认识上同样得到颇多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