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王尔乾（1935.7.27—2017.2.26），1953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和电器专业，1956年根据国家科技战略安排，转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学习并于1957年毕业留校工作，直至1999年退休。期间曾任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主任。

王尔乾教授是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初创者之一，作为重要骨干参加了我国多个电子计算机系统的研制，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也是清华大学计算机学科的奠基者之一，为清华大学计算机学科争创一流和我国计算机教育事业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刚正不阿、乐观豁达、殚思竭虑、身体力行，毕生奉献。2017年1月中国计算机学会授予他“中国计算机事业60年杰出贡献特别奖”。李三立院士的纪念文章饱含深情，体现了清华计算机系全系师生对王尔乾教授的怀念之情。

——吴建平（CCF会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主任）

我最早认识王尔乾的时候是1956年的暑期,那时我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助教。我在无线电系系主任孟昭英教授（1955年，中国科学院开始选聘学部委员，后来1994年改称为院士。孟昭英教授是新中国第一批学部委员）的指导下，建立了一个电子管实验室。

当时，1956年春夏季，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和聂荣臻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关怀和直接指导下，我国完成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这是我国成立后发展科学技术的第一个远景规划。当然，当时苏联专家也对我们的规划进行了指导。在十二年长期规划中，有几个是紧急发展的项目，我记得其中有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等四项。

1956 年5月20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发展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的紧急措施方案（即四大紧急措施）”。清华大学创办的“自动学远动学”专业和“电子计算机”专业，适逢其时地纳入了国家急需发展计划。

要紧急发展计算技术，就要紧急培养人才。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就是在此时建立的。同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举办了培训班。在清华大学培训班的人员中，一部分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另一部分是从上海交通大学来的学生。王尔乾就是从上海交通大学调过来的。同时从上海交通大学来的还有王爱英、郑衍衡、熊高云和胡道元等。我指的这5位是在培训班以后，留在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计算机教研组（当时叫550教研组）工作的同志。他们也是计算机培训班的第一期学生，被称为“黄埔一期”。他们都在我负责的电子管实验室里做电子管实验。

到了1956年秋季，清华无线电系党总支书记李传信找我，要我到苏联莫斯科留学。于是，我就到苏联科学院精密机械与计算技术研究所去读研究生了，这期间也就没有和王尔乾联系。

1960年底，我从莫斯科回到北京。郑衍衡老师受自动控制系总支书记凌瑞骥的委托，到北京火车站来迎接我。第二天，我即回到清华大学。那时，自动控制系的大部分同事都没有结婚，他们都住在集体宿舍——5号宿舍。分别4年多以后，我又看到了他们，包括王尔乾。

那时，自动控制系内从事计算机教学和科研的是550教研组。其中又分一楼和四楼两部分。在一楼的老师们研制电子管911计算机，是由教研组副主任房家国老师负责。在四楼的老师们则担任很多教学工作。我是教研组副主任，主要在四楼工作,也参加了911计算机运算控制部分的调试工作。清华大学电机系1949年毕业的金兰老师做550教研组主任。王尔乾老师也在四楼。四楼里分成模拟计算机和数字计算机两个部分。模拟计算机小组叫5组，由胡道元老师负责，他又是四楼教师的党支部书记。数字计算机小组叫6组，王尔乾老师在四楼做数字计算机的教学工作。他和我的合作很是融洽。

我们在五机部的一个科研项目中也合作过。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7年。这个称为“102”的项目获得了1978年的“科学大会奖”（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著名的全国科学大会。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被称为“科学的春天”）。这个科研项目是以加工“劈锥”为对象的自动控制系统。“劈锥”是一个三维的物体，用在自动火炮瞄准仪和轰炸机投炸弹的瞄准仪上。这个三维物体要求的精度非常高，否则瞄准仪就不准确。这个系统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以光栅为主的测量部分，另一部分是计算机部分。王尔乾负责的工作就是把这两部分结合起来。先把光栅部分测量到的信号接收过来，然后再传到计算机去处理。王尔乾不仅把两个部分的技术结合得很好，而且把两个系的人员结合得很好。这和王尔乾的技术和性格都很好有很大的关系。

王尔乾是位非常正直的人，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就去做什么。他的行政能力也很强。后来他被任命为计算机系系主任。他十分关心计算机系老师的科研项目，经常带老师们到有关部门去申请科研项目，申请科研经费。他从没有利用系主任的地位去为自己申请科研项目或科研经费。后来，其他教师用科研项目和经费建设了自己的实验室，王尔乾却没有自己的实验室。他讲话也很幽默、有趣。他对我讲，“如果你记不起来我家里的电话号码，你就想，‘我要我发’”。他家电话的最后四位是“5158”。

他的政治观点也很正确。我清楚地记得，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以后，清华大学专门组织检查队，动员大家不要住在多层的楼房里，而是要搬到空地去住。我们就都搬到校河北面的帐篷里去睡觉。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江青还跑到清华大学来。清华大学的大喇叭在大声广播：“感谢江青同志到清华大学来！感谢江青同志对清华大学师生员工的关心！”我从我们家的帐篷里，走到王尔乾家的帐篷边。我问他，江青走过去了，你知道吗？他回答说：“我在帐篷里睡觉，我不理她们。”过了一个半月，“四人帮”就被打倒了。

我们两人都生于1935年的七八月份。我还和他曾经比过谁大，因为年纪较大者应该被称“兄”，是称三立兄，还是尔乾兄？他的生日是1935年7月27日。巧合的是，1968年7月27日是军宣队被派到清华大学来管理师生员工的日子。因为我的生日是从我母亲的记录上找到的，阴历与阳历都有，而王尔乾却不知道他的生日是阴历还是阳历，所以这个称呼的争论就没有结论。于是，我们就简单称“尔乾”和“三立”了。

后来，他搬到清华大学南边的蓝旗营教师宿舍，我搬到清华大学北边的荷清苑教师宿舍，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再过些日子，有时我们会在校医院碰到。我记得有一次在校医院碰面后，我开车送他回家。汽车开到新林院南端时，他说：“我的家很近了，我走过去吧。”

再后来，我居住在上海的时候多了，有时打电话和王尔乾联系。我曾告诉他，他有手机的话，我们可以用微信进行联系。他说，他不太用手机，也不太用微信。

今天（2017年2月26日），我以前的博士生黄震春告诉我，王尔乾因病于今天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太突然了。他的音容笑貌顿时出现在我的眼前，然而，他却已经和我永别了！

想起王尔乾的一切，使我不禁拿起笔来。

现在，我和我以前的博士生共35人用手机微信进行联系。他们有的在美国，有的在英国，有的在国内。其中只要是曾经和王尔乾接触过的，都说他是位正直的人，是一个大好人。我只能用我的点滴记忆来纪念他，我认识了60年的好朋友，我的好同事，王尔乾教授！

作者李三立：195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2017年1月获CCF中国计算机事业60年杰出贡献特别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