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964年，那是一个红色的年代，上海知识青年支援新疆建设运动正如火如荼的开展，“工业学大庆”也刚刚兴起。那时的青年都憧憬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奋斗一番，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

1964年，我正在上海市重点中学复兴中学毕业班学习。当时这所中学是复旦大学的附中，正在进行中学阶段五年制学制改革试点。自1962年我们念完初中课程后就分成文科班和理科班，我所在的中五（1）班是理科班。

从那年春天开始，在整个中学里就弥漫着一种激进的思潮，就是放弃高考机会、直接去新疆支援边疆建设。这样一来，参不参加高考就成了革命与不革命的分水岭，这造成了大部分毕业生及其家长的思想波动，也影响了毕业生的复习迎考。好在，临近中学毕业的时候，上海团市委终于出面纠正了过于激进的思潮，提出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让祖国来挑选你”的正确口号，这意味着无论参加高考还是去支援边疆建设都是革命青年，广大毕业生和家长终于松了一口气。其实从当时中学的校领导内心来说，是希望广大毕业生参加高考的，因为我们毕竟是本校第一届五年制中学的毕业生，能否顺利进入高校学习是中学学制改为五年后的成败检验，也是五年制教学质量的一次评估。

在这种形势下，我决定参加高考，并征求班主任的意见。看来班主任对每个毕业生了如指掌，而且事先作了细致测算。我刚问他，我考哪所大学为好，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清华！”于是我仔细阅读了清华大学的招生简章，上面“动力与农机系”一辆微型汽车的图片吸引了我，加上我学的是理科班，这就报考了汽车专业。没想到这一张图片从此就决定了我后来一生的职业生涯。

准备高考的时间不多，也没有通宵达旦的复习功课，由于事先有着“两种准备”的思想，所以压力和负担不大。另一方面，老实说，中学文理分科的改革使我们不必重复学习初中本来就已学过的历史、地理等课程，而着重在数学、物理、化学，同时也在语文、外语、政治各学科打下坚实的基础。比如数学课我们在中学一直学到了微积分，物理课的推导也都用上了微分的概念。所以整个高考过程并没有什么记忆得起来的困难场景，顺顺当当就下来了。只依稀记得，第一批高考录取通知书是发到中学的，当天我们这些学生干部还在开会，开完会时班主任还在等我们，他拿着一摞录取通知书，微笑着发给每一个人，给我通知书时也很平静：“你的，清华！”我也并没有激动的感觉，很平静地接过通知书就回家告诉了父母。好像一切都是那么水到渠成。

后来知道，我们年级共五个毕业班考上清华的有8人（我班上3人），去北大的也有好几人，考上复旦的居然有几十人，还有考上上海交大、哈军工、同济、北京理工等重点院校的。但是最后还是有少数同学没有参加高考，而直接去了新疆，他们的精神可嘉。现在这些同学大部分已经回到上海，有些人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又考上的大学，也有个别的留在新疆工作成家了。当然这是后话了。

这以后就是按照录取通知书的要求，准备行李，在清华上海招生组的组织下集体购买前往北京的火车票。我记得，当时上海考上清华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整整坐了二个硬座车厢，总共有200 多个充满生气的清华新弟子。

到北京后，高年级学生和先到的新生热情地接待我们，领我们到宿舍住下。由于我是第一次出远门，一路上也累了，躺在宿舍木板床上就睡着了。直到我在清华无线电系读研究生的表舅从迎新站打听到我的宿舍，赶来找我，我才醒来。表舅带我在清华园转了一圈，总算是初步认识了清华的面貌。

1964年进清华时，我对清华的认识其实很浅薄，感觉上和其他大学也差不多。而且我未曾想到，那年踏进清华后居然在这里一呆就是34年，直到1998年底我调到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再后于1999年5月调到上汽集团。

在清华的34年中，当年考进清华的记忆已经渐渐淡去，毕竟当时进校时才17岁，稚气未脱。真正了解清华、懂得清华还是留校以后，特别是当我担任干部领导一个教研组，领导一个系的时候。只有那时，我才真正知道了清华的历史和传统，亲身体会到清华的文化和精神，这些都是清华老一辈领导和教师言传身教传授给我的。

调到上海后，我请杭州西泠印社的书法家驾沧（俞建华）给我题写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挂在我的办公室墙上，用以指导自己的工作乃至整个的职业生涯。进入老年后的我偶尔外出开会、讲学，还有人说我身上有一股“清华气质”。这大概就是50年前进入清华后给熏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