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作者 关悦

万嗣铨，196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北京市建工局、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任职，1991年后历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助理、政协北京第九届委员会副主席。曾担任第十一届亚运会、第七届全运会、第六届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等秘书长、副秘书长。2008北京奥组委委员、北京“2008”工程建设指挥部顾问。现任国家大剧院业主委员会主席。

他出身清华理工科，却在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亚运会、奥运会、国家大剧院……在他为之做出贡献的项目中，有很多足以列入新中国的史册。而他，历尽千帆，却仍淡泊从容。

作为第十一届亚运会秘书长、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秘书长、2008北京奥组委委员，万嗣铨亲历了中国申奥走过的艰辛漫长之路。在奥运会开幕前夕，本刊记者专访了万嗣铨，请他讲述奥运历程中的酸甜苦辣，还有那些精彩的奥运故事。

清华经历结下奥运渊源

记者：您在清华的时候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一开始从事的也是建筑行业，那后来您的工作是怎么和奥运联系到一起的呢？

万嗣铨：首先得从亚运会讲起。1990年小平同志在视察北京亚运工程的时候，提到了我们应该申办奥运会。可以说如果没有亚运会的成功举行，就没有后来的申办奥运会。

我的工作是怎么跟奥运会接触的呢？1984年我们申办第11届亚运会，当时是北京市政府与国家体委（现在改为国家体育总局）联手。赴汉城申办时，北京市政府由张百发副市长带队，我则作为北京市建委副主任随同前往。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亚运会。可是申办之后，我与亚运会的工作其实就没有更多的联系了。直到1989年5月31号，当时的领导找我谈话，说让我去当亚运会的秘书长。后来亚运会成功举办，大家觉得要去申办奥运会了，由于我做过亚运会秘书长的关系，所以第一次申办奥运会也让我担任秘书长的职务。当时是双秘书长，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魏纪中，他主外，我主内。

记者：那当时之所以找您，是因为您在亚运会的工作中表现出色？

万嗣铨：社会对我的评价也好，或者是公众对我的评价也好——我是指亚运会也好，申办奥运会也好，大家觉得我还是能够胜任秘书长的工作的。

当时申办亚运会的时候，社会上对中国、对北京要不要举办亚运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对我来讲当时推动工作还是很吃力的。后来在北京市委的宣传部宣传干事大会上，我就借机会给大家讲了讲亚运会——讲什么是亚运会？我们为什么要办亚运会？这一讲就讲了4个半小时，也没稿。当时电视台录了下来，后来剪¼­浓缩了一下在电视上播了。结果这一播就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和轰动，社会上对亚运会也有了更多更深入的认识。

这其中有一条，就是我对运动的认识。很多体育项目我能讲得头头是道，这一点很关键，给我的讲话增加了不少说服力。很多人还因此以为我是出自国家体委的。

这一点，其实是得益于清华大学的传统。清华大学的学生啊，在文体方面都很关心。有的可能在清华参加一些演出团体，像舞蹈队啊、话剧团啊；有的可能更关心体育，比如说田径、篮球、排球。我呢，当时在清华是校运动队的成员，在击剑队当队长。当时我们清华的击剑队在北京高校里边一直是冠军队。

因为我对体育的这种偏爱，加上受马约翰、蒋南翔的影响——要“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啊，所以我在接触运动会的时候，才会比较热衷于去做这个秘书长工作。

另外还有一点，我是理工科出身，做事情习惯抓“主要矛盾线”；而且咱们清华一直注重“授人以渔”，教给你钓鱼的本事。这些都对我做好秘书长这样的Э调组织性工作帮助很大。

第一次申奥：“我没有把它看成失利”

记者：您怎么看待第一次北京申奥的失利？

万嗣铨：第一次申奥投票，是在摩纳哥的蒙特卡洛。当时宣布结果的时候很多人哭了，但我没哭。因为我觉得我们已¾­成功了，我没有把它看成一个失利。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万嗣铨：成功也好，失败也好，看你如何去理解。虽然第一次申奥我们以两票之差没有成功，但没有第一次也就没有第二次。申奥不是目的，是手段，要达到的目的是宣传我们中国。这个目的达到了，应该说是成功啊。

记者：能否请您讲讲当时具体的情形？

万嗣铨：当时投票是1993年9月23号，我们的包机到达蒙特卡洛是9月16号。到那里就发现，当地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大多是负面的消息。我记得当时在电视上看到一个»­面，有一些体操运动员，岁数都很小，因为训练很辛苦，在那掉眼泪哭。»­外音就说，中国的教练员¾­常打骂运动员。这种报道是一种歪曲的报道。可是¾­过我们在蒙特卡洛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宣传，到后来你就看到媒体的报道不断在发生变化，电视上的»­面也都变成长城上红旗飘扬、中国运动员取得的各种成绩、中国的建设成就，等等。到后来很多媒体都认为，中国很可能获得主办权。这也就说明我们通过这次申奥工作，正面的宣传了我们的建设成就、正面的宣传了我们国家的方针政策，使得中国逐步为世界所了解。

我再给你举个小例子。在去蒙特卡洛之前，我们在瑞士洛桑举办过一个中国的文物展，吸引了很多瑞士的民众来参观。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当中，会认为瑞士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民众的教育水平高，文化修养也很好。结果在这次展览中，我在现场就发现很多瑞士人并不了解中国。其中有一位女士，大概有三四十岁的样子，竟然问：“中国在哪里？”可见他们对我们国家有多么不了解。

所以说我们的申奥，本身就是一个宣传中国的好机会。而第一次申奥，我觉得最成功的就是使西方媒体以及对中国不了解的人，逐步对中国有了正确的了解。同样，如果我们这一次2008年北京奥运会能够很顺利、很成功地举办，那全世界会有多少媒体来看这些新闻报道啊！那对我们中国会是一个很好的宣传。

奥运带给我们什么？

记者：第二次申奥和第一次相比，您觉得西方对我们的认识和了解增加了么？在我们这次传递火炬的过程中，还是听到有一些不友好的、反对的声音？

万嗣铨：应该说绝大多数西方的人民，包括政府官员，还是支持中国成功举办奥运的，也很欢迎­我们奥运圣火的传递。只是少数极其反动的人在那里反对。

而且你可以去看，无论哪个国家举办奥运会，比如说雅典、悉尼，其实也都有反对的声音。这些反对的声音是客观存在的，并不可怕，关键是你怎么正确地去对待它。我们有时候觉得反对的声音很刺耳，那是因为在大多数赞同的声音里，不一样的声音会显得更加突出。

奥运会主张“更快、更高、更强”，是全世界运动员实现梦想的一个很好的舞台。这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我们要看到，西方绝大多数的人民、绝大多数的媒体对中国是支持的。

记者：第二次北京申奥，您也参与其中做了大量的工作。这其中什么事情给您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万嗣铨：2001年第二次申办，我们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应该说申办成功是很不容易的。我给你讲一个小细节，你就可以看出来。

2001年2月，国际奥委会评估团要来中国。当时我们决定把评估团听取我们陈述的会场定在北京饭店，也就是评估团下榻的地方，这样对他们会比较方便。可是当时北京饭店唯一大小合适的会议厅，布局又很不理想，投影仪无论摆在哪都会产生很大的噪音和热量。要知道这些看似很小的细节，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对我们的评估产生很大的影响。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把会议室的一面墙打掉，把投影仪摆到隔壁房间去。这样空间一下子宽敞不少，通风、声音效果等方面的问题也都解决了。

在我们申办过程中，类似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我们要随时准备应付各种问题，任何一个细微之处都要力求做到完美、做到最好。

记者：您刚才提到，2008北京奥运会是对中国很好的一个宣传机会。那除了这方面，您觉得奥运会的意义还体现在哪里?

万嗣铨：我在这次奥运会筹办中主要参与的是建设方面的工作，我就这一方面来说一说。这次奥运，我们国家投入了不少。可是无形中对北京市来说，也加快了整个城市建设的进度。比如说地铁，本来也是要建的，要解决北京的交通拥堵问题。而由于举办奥运会，这些建设无形中就提前了。再比如说，我们国家花了很多钱去整治环境。这几年每年2级以上的天气数量都在增加。这些都是老百姓受益的，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记者：可是大众在讨论的时候也会有人提出担心：我们投入这么大，最后的成本是不是一定收得回来？比如奥运场馆建设，很多举办过奥运会的城市都在会后出现了运动场馆大量空置的问题。您是北京“2008”工程建设指挥部的顾问，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万嗣铨：首先，本届奥运会的场馆必须能满足28个体育比赛项目的要求。我们一共有31个比赛场馆和44个训练场馆，很多都是利用原­有的。位于北京的31个奥运会比赛场馆里，除了12个新建场馆以外，11个是改扩建场馆，8个是临时场馆。44个训练场馆则都是原有的。

而新建的12个场馆中，有4个我们是建在大学里，分别在北京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还有北京科技大学。这4个场馆，会是奥运留给这些学校最好的遗产。我觉得这是我们这届奥运会很好的一点。

我们这次奥运会不是有一个口号吗？“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我觉得“人文奥运”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以人为本。现在我们已¾­逐步实现小康社会了，不仅是吃饱饭的问题，还要提高生活质量。而提高生活质量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健身。

我们这一次投入这么多，完全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对老百姓健身是有益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让这些场馆能更好地为老百姓健身提供服务。我们举办奥运会的目的是什么？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使我们中国老百姓对奥运精神有所了解，就是要发展体育运动啊。

记者：您这些年从事的这些工作，比如说亚运会、申办奥运会、主持建设国家大剧院，有很多都是可以载入国家史册的。您觉得您的人生精彩吗？

万嗣铨：我觉得清华大学把我培养成这样，我很高兴。

记者：奥运会后，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万嗣铨：我明年就70周岁了，其实早就过了退休年龄。等到今年年底国家大剧院彻底完工，我就该正式退休了。退休之后我还会继续担任一些顾问工作。咱们清华人不是要“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吗？我现在还没干满50年哪！ （原载《清华人》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