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王嘉兴，201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曾任物理系学生会主席。毕业后加入《中国青年报》任记者，可能是记者里最懂物理的人之一。

从名校物理系毕业后，我当了一名记者。这一年，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做记者？

亲戚朋友、同学师长都问，后来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解释。在我看来，问题的本质是，如何与这个时代的焦虑和迷茫共处。它们从生活的每一条缝隙里透进来，时时敲打你。

和大部分年轻人一样，我也没有答案。

很多人说我行动力强，在做记者这件事上亦然，因为想做，所以就做了，说是任性也不为过。我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这么多人都能做，我也能做。

第一年当记者，我去了9个省，15座城市，到过被垃圾层层包围的小山村、建在大海上的两层渔排小楼……拖拉机、小木舟都曾是我的交通工具。受访者与我分享自己的喜乐悲苦，让我从每日的琐碎中短暂抽离。我无以为报，能做的唯有倾听和真实地记录。

这一年我到过的现场里，印象最深刻的，是泉州泉港区肖厝村的渔港。离“碳九”泄漏地还有数公里时，我就闻到了空气中弥漫的类似油漆的刺鼻气味。整个港口的水面都漂着一层薄薄的油，不断有渔排下沉，有的渔民居住屋也半沉入海水。此时，在水中清理的村民只是戴着最普通的薄口罩，而做这项工作的酬劳，是一天500元。

这已经是事发后第4天，幼儿园、学校照常上课，可教室里没多少孩子。村子90%的家庭靠海吃海，近万人的村子几乎走空了，每家只留下一个男人照看家业，等待可能的赔偿。

2018年11月8日，泉州市泉港区肖厝村，一名养殖户在清理现场。王嘉兴摄

一个月后，我又去到另一个让人悲伤的现场。在江苏省一座城市，一名16岁的高中生深夜跳楼自杀。我想还原这个孩子最后的生命轨迹，于是去了他家、学校，找到了他的父母、同学、老师等。

我在深夜时间，爬上了他坠亡的那栋楼的楼顶。我看着电梯的数字越来越大，然后一步步爬上天台，攀在围栏边。楼很高，事发那天还下着微雨。我试图体会，一个16岁的年轻人在生命最后时刻都经历了什么，他可能面临多大的恐惧与彷徨，是什么事情，让他选择一跃而下。

如果不是去到现场，他们只是新闻消息里的一个个数字，人世间的悲苦本不相通。我从一个尚能温饱的家庭平安长大，人生最大的挫折，不过是升学考试失利、家长做生意不顺。

这些故事让我忘记了自己。在泉州，上至70岁的老渔民，下至30岁的年轻人，在采访中都不禁垂泪。他们很多人每天起早贪黑，一年只有大年初一休息一天，把自家的产业从几米见方的小渔排，一点点扩张到铺满一小片海域。

我还认识了一位父亲，他的儿子加入一个约死群后自杀身亡。后来，他决定潜入这些群，拯救儿子的同龄人。人性中最美好和最阴暗的部分在他的故事里交战。

我本能地希望，这些故事不再发生在更多人身上，留下的都是美好的结局。

事实上，在更大的范围里，这些故事可以用稀松平常来形容。泉州“碳九”泄漏事故的背后，是一场典型的地方发展与环境保护、民生之间冲突，当地居民与不断扩张的化工区的对峙已经持续了20年。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乐清湾、江苏省太仓市浮桥镇等地。

有些恶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去年9月，长租公寓品牌“自如”被曝大量房屋甲醛含量超标，这在房屋租赁市场不是新鲜事。

一名采访对象向我形容自己治疗的痛苦，说做纤维支气管镜时，疼痛从颧骨、鼻梁开始，一直延伸到嗓子、后背和肺部，感觉“窒息”，怎么深呼吸都没用，“就像死鱼一样，嘴巴一张一合都是无用功。”

一些消费者的维权之路漫长而充满荆棘。有时，很多人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一次次把石头向上推，又一次次接受它滚落回原地。

后来，泉州泉港区的多名官员被免职，但靠海吃海的村民仍在为生计发愁。“自如”们依然活得好好的，那些住过甲醛房的住客不得不继续生活。

回看这一年我跑过的现场，我与同行们的作用实在有限，但大家仍然抱着日拱一卒的心态去到下一个现场。我仍然期待着水滴石穿的一天。再不济，我曾分享他们的经历，让他们的悲喜有一个出口，也为这些人留下了一些记录。

获得他们的信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报道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故事，我在北京协和医院的艾滋病门诊里守了4周，被几十名患者拒绝。在我要放弃的时候，一名患者同意接受采访。她说，因为看到我在诊室里耐心地坐了一上午，似乎一点也不害怕艾滋病，她被打动了。

我还认识了几名因“5·12”汶川地震失去父母的孩子。刚见面坐下，他们就开始讲地震时的经历、地震后怎么接受人们的帮助，除此以外，什么也不愿意说。我去到他们生活的地方，和他们吃火锅、喝酒，一直到半年后，他们才愿意和我讲自己的故事。

一个孩子告诉我，这些年，他们接受过几十个记者的采访，每个人问的问题都一样，出现一次后就消失。有关灾区的励志故事太多，成龙成凤的故事太多，人们的期待也水涨船高。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路上走着，或快或慢，能够健康长大，就够了。

信任有时要靠一股“轴劲儿”去争取。为了弄清后来被称为“404教授”的梁莹是否存在学术不端的行为，我到高校图书馆的期刊室里，一篇篇阅读了她所有的中文论文，再和知网中主题类似的论文对比。后来和学校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交流时，他们本拒绝了采访，但听我说阅读了她所有的论文，并发去学术不端的证据后，他们愿意开口和我讲述他们所了解的情况。

更多时候，我刚表明身份，对方就挂断了电话、关上了房门，后来我发现，我的电话进了部分软件的“骚扰电话名单”。我突然理解了当时人们对我职业选择的困惑。记者又穷又苦，在网络空间有不少不怀好意的“雅号”。

即使在亲戚朋友中，我也是个“煞风景”的存在。今年的年夜饭上，我和舅舅在厨房大吵一架，起因是他带来了一盘假冒三文鱼的虹鳟鱼——这种淡水鱼中可能含有寄生虫，我要求煮熟后端上桌。常常有长辈语重心长地和我说，不要太“愤青”了，太执拗活着很累。

但有时，执拗会有结果。那个垃圾围村的村子，因为有人执拗地举报，有记者执拗地报道，有关部门执拗地调查、执法，最后这个社区党支部书记及相关派出所所长被刑拘。梁莹后来被教育部取消“青年长江学者”称号，被南京大学取消教学和研究资格。

当然，这些故事还等着更多回应：在这片土地上，垃圾围村的故事为什么时有发生？是什么造就了梁莹，学术界还有多少个“梁莹”？

上个月，几位我采访过的住过“自如”甲醛房的人发来消息，他们起诉涉事机构的案子，已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分别开庭审理。每到这种时候，我会觉得，那些推上坡的石头并不是落回了原地。

新的一年，我打算保持“愤怒”。尽管我仍然无法回答有关焦虑和迷茫的问题，但对我来说，它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不得不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