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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17日是著名学者、作家和翻译家杨绛先生百岁大寿。

　　6月底，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郑土生先生联络董衡巽、薛鸿时先生和我前往她老人家的府上祝贺。她像往常一样，端坐在书房兼客厅的单人沙发上，见我们进来，从容地起身相迎。接过董衡巽呈上的贺卡，看到上面的祝词“敬祝杨先生永远健康”，她一边表示感谢，一边笑道：“我享受林彪副主席的规格待遇了。”一场聊天式的贺寿聚会，就这样在谈笑中开始。

　　不少报道说，杨先生和在世时的钱钟书先生都反对做寿。这是不错的，但也不尽然。确实，他们都曾不止一次地婉拒相关单位的祝寿建议。他们一心扑在做学问上，惜时如金，不喜欢包括做寿在内的应酬活动。但是，他们对老朋友心怀挚诚，对晚辈关怀备至，日子久了总是叨念。友人、同事、晚辈平时不愿打扰他们，趁节日或借寿诞来拜望，他们的大门总是敞开的。我就看到，钱先生健在时曾欣然接受老友和司机送来的祝寿花篮。今年2月，我还看到杨先生客厅里摆着两篮火红的郁金香。她笑着说，这是一个“小情人”在情人节那天送来的寿花。她所说的“小情人”，据说是一位十分崇敬她的青年学子。

　　我们四人均为晚辈，但因都曾与杨先生共过事，对她一直以“先生”相称。董衡巽年长几岁，我们称他“老董”，杨先生也随我们这样称呼他。遵照钱杨两先生的为人之道，我们前来只是拜望，没带什么像样的贺礼，只有一份真诚的健康永驻的祝愿。而杨先生却以丰盛的瓜果招待我们。我们吃水果，她泡一杯清茶，果甜茶香，谈今叙往，其乐融融。

　　杨先生一头灰白的短发，面容清癯，但精神矍铄，记忆力惊人。多少往事，多少亲朋好友，好像都没有在她的记忆中淡去。她的视力也很好，阅读不成任何问题。她只是有点耳背，听人说话比较吃力。因此，郑土生约我每次前来看望，总是带着纸和笔，把想要说的话和请教的问题统统写在纸上。这次，也许是因为来客比较多的缘故吧，她戴上了平时不大情愿使用的助听器，这就不再需要“笔谈”，带来的纸张也就派不上用场。

　　杨先生生于1911年7月17日。她说，在时间上，她同英国小说家萨克雷有不少相近之处。为众多读者所知的，杨先生是以翻译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名作《堂吉诃德》出名的翻译家，其实她对英国古典文学有更深湛的研究，对萨克雷、狄更斯等19世纪的英国小说家尤为熟悉。萨克雷生于1811年7月18日，年数早她整整100年，只是日期晚她一天。她的入学、结婚和从业年龄同萨克雷也颇相近。谈过这些有趣的细节，她话锋一转道，萨克雷逝世于1863年12月24日，只活了52岁，“我比他长寿，只不知归去的日期是否会相近”。她这句近似黑色幽默的话语，令在场的人不知如何应答。同钱先生一样，她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只重今生，不信来世，也从不忌讳说“死”。十年前，她扛住失爱女和丧贤夫的巨大精神压力，“投入全部心神”翻译出版了柏拉图讨论生与死对话录《斐多》。此后，她还撰写过一篇专门谈“死”的文章，将人生的真谛阐释得极为透辟。她对我们说：“我现在患有心衰。这个病有两大好处，一是不传染，二是死得干脆，自己不痛苦，也不麻烦人。”这种豁达的人生态度，印证了她笔下的那些文字，令人不禁肃然起敬。

　　钱先生生前同杨先生达成共识，将他们的全部稿费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奖励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2001年9月，这笔基金启动，据报道，总金额是72万元。可是，近日有报道说，捐款金额是800多万元。董衡巽就此请教杨先生。杨先生说，两个数字都不算错。前一个是设立奖学金之初的数字。因为他们两人将著作版税也都捐出，估计现在总额将近一千万。为什么将版税也都捐出呢？杨先生说，她现在的退休金每月几千元，根本用不完，“又不想做守财奴，还要那些版税做什么”。“不做守财奴”这句话，使人不由想起钱先生生前说的那句话：“我姓钱就够了，还用喜欢钱么。”可敬的钱杨两先生，处世为人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杨先生捐出稿费和版税后，还计划将一些收藏捐出去。有一次，我们向她请教客厅西墙上悬挂的那帧篆体条幅的来由。她说，那是晚清金石学家兼书法家吴大的亲笔。说到这里，她从书柜中拿出一方石砚。砚台不大，看上去很普通。她说，这方石砚的题款也出自吴大之手，她一直珍藏着。而就在她打开石砚的盒子时，我发现里边压着一张白纸条，上面写着：此砚为张之洞所用，捐给国家博物馆。一行端庄清丽的小字，分明是她老人家的亲笔。这方砚台的详细来历，我没有来得及询问。这也许是她收藏的最珍贵的文物，已准备好在身后捐献给国家。

　　老人家为人慷慨，但自奉甚俭。一次，她发现我带来用作笔谈的纸张是完好的尚未用过的白纸，就坚决不让用，而要我用她放在茶几上的发黄的旧纸。那是一叠她使用过的草稿纸，翻过面来整整齐齐地钉在一起。她说，读书人应该爱惜纸和笔。她的教诲令我汗颜，永铭于心。她这次同我们四人晤谈，穿着老式的短袖上衣和洗得有点发白的蓝布长裤，还有一双现在市面上难得一见的老式黑凉鞋。她说：“这都是20多年前置买的，当时挺时髦，后来落伍了，现在我觉得又很时髦，旧物重用，根本不需要添置新的。”她说这话时，我不由再把客厅扫一眼，看到的是简陋的布沙发，油漆有点剥落的办公桌，三十多年前铺设的水泥地板，还有那几近要成为古董的锈蚀斑斑的铁窗棂。这一切，都在默默无声地展示着这位百岁老人的心境和追求。

　　杨先生长寿，与她的心境有关，也与她坚持活动有关。她过去坚持每天下楼散步。现在，下楼不便，她就在室内走步。她还坚持练字，用她的话说，“写字时全神贯注，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她说，身子练得硬朗了，“骨头好像也硬了”，跌了几次跤，都没有出问题。她边说边捋起裤腿，指着一道青紫色的伤痕说，前天晚上蹲在地上找东西，腿一扭，又摔一跤，但仍没什么大问题。我们劝她小心点，有些事让保姆帮助做。她说，夜深了，不忍心唤醒保姆。她这样的年纪，还是处处为年轻人着想。

　　杨先生现在的作息时间，大抵是晚上一点半左右上床，早晨六点半起床，中午休息两小时。她笑称：“已近似当年毛泽东主席的生活习惯了。”何以晚上休息得那么晚呢？她说，有时读书，有时写作。她在读什么书呢？有一次，我随她走进卧室，看到床前的沙发上放着一些报刊，还有任鸿隽和陈衡哲合著的《家书》及一些史书。这些显然是她临睡前的读物。写什么呢？钱先生留下的大量手稿，她已经整理完毕并出版。她强忍辛酸撰写的一家三口人昔日生活的《我们仨》，也早已出版。那么，她还在写什么？几个月前，我看到她卧室的那张书桌上摆放着一摞稿纸，最上面的一张写满蝇头小字。我即随口问这是什么书稿。她没有责怪我的唐突，而是像小孩子一样眨巴一下眼睛说：“暂时不能说。”

　　岂料，这一次，她却主动向我们四人爆料说，她在写一部长篇小说，现已接近杀青，也许明年可以出版。她透露，小说是她1988年出版的描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小说《洗澡》的续篇，暂定名为《学习图书馆学》。乍一听，我觉得这好像是一篇学术论文。还是薛鸿时悟性高，认定是继续演绎女青年姚宓的故事。我于是恍然大悟：《洗澡》中的姚宓是文学研究社图书室管理员。“三反”运动结束后，领导决定把她调到一家图书馆，先“脱产两年，学习专业”。《洗澡》到此戛然而止，以后就要看她学习图书馆学的结果了。

　　闻听杨先生又完成一部长篇小说，我们四人不由面面相觑，感佩有加。一位百岁老人，早已功成名就，本该颐养天年。可是，她还坚持爬格子，还在不停地奋斗。这是为什么？她从不光阴虚度，总以写作为人生最大乐事，总想为后人尽量多留下一点精神遗产。她英文写作使用打字机，中文写作则一直用手写。她写作从来都是非常认真，不是一挥而就，而是写完再改，边改边誊抄一遍。如此，写作一部长篇，她该付出多少辛劳，也就可想而知了。

　　杨先生年及期颐，头脑还是那么清楚，谈锋还是那么强健，笔下还是那么波澜横生。我们从中领略了她的睿智和坚韧，更领略了她的学者风范和人格魅力。两个多小时过去，百岁回首话不尽，相约重聚茶寿时。

(高秋福 2011年7月8日)

转自 瞭望东方周刊 2011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