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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浩

有人说，20世纪是“石油世纪”，而21世纪，将会是“淡水世纪”。有人甚至预测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八大瓶颈之一就是缺水和污染，对增长率的负面影响高于能源价格上涨和外商投资下滑的影响。水资源不仅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更是战略性的经济资源。

今年年初，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中国水利问题，把水资源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文件第一句话开宗明义地指出，“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并提出了被称为是“史上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对话》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所长王浩做客节目，聚焦水流困局，并根据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出的三条红线提出应对之策。

王浩，被业界称为中国水资源的“泰斗”，他是水利部最年轻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由于长年奔波在我国南北水系中，每天最多能睡到四个小时，所以很少有人能一下子猜出他到底有多大年龄。他由于提出北京应该讲水价上涨至11.42元每吨，而倍受舆论的压力。2011年8月7日21:55，《对话》邀请王浩来告诉大家《聚焦水流困局——被忽视的真相》。

1、王浩院士时间的超负荷和中国水资源的超负荷是一致的。

王浩院士的一生都在和水打交道，他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硕士毕业后就进入中国水科院水资源所，一干就是26年，为南水北调工程他足足贡献了16个春夏秋冬，他几乎跑遍了中国所有的河流湖泊，对每一个水域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在他的概念里，永远只有日期而没有星期，永远只有几月几日要做什么事情，而没有周末和休假。由于承担大量的科学研究任务，他常年处于超负荷状态，他每天最多只能睡三四个小时，有时甚至一夜不眠。他获得过许许多多的奖项和荣誉，但他却坦言，最令他感到自豪的是他的研究成果能够真正帮助中国解决多少个水问题。

在8月7日即将播出的《对话》现场，主持人陈伟鸿打趣说：“我发现了，你和今天水资源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王院士的时间的这种超负荷跟我们今天中国水资源的超负荷，好像是一样的。”

王浩笑答：“差不多。我们有很多种的水源，怎么把这个水搭配好，让生态和生产两方面均衡，人与自然能和谐，这个要求是很高的。”

2、王浩提出水价应该涨到11块4毛2，成为最不受欢迎的人。

在《对话》的主持人陈伟鸿问到，是不是有些人不欢迎你，王浩坦言：“既不受欢迎也受欢迎。因为把水管理好最核心、最本质、最内涵的事情就是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和效益，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杠杆，就是水价。水价要不高，节水就没有动力。一瓶矿泉水，两块多钱，一块多钱能买几百方的这个黄河水，那么老喊要水价调整，水价提价就不受欢迎了。另一方面呢，也是受欢迎的，搞好水资源的合理配置，搞好水资源复杂系统的这种优化调度，受益的是老百姓，受益的是国家，这方面就受欢迎。

在谈到为什么提水价这么重要时，王浩是这样解释的：“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呢，就是水是低价和无偿供给，在发达国家，人的水费支出，一般占到家庭支出的2.5%到3%，在工业里边，水的成本也占制成品成本的3%左右。可是在咱们国家，这个比例降到了0.5-0.6%，就是水太便宜了。太便宜就没有人节水了。举个例子说，就拿北京市当前的情况说吧，买一方水平均水价是五块零七分，可是这个要节一方水呢，大约要十二三块钱，所以呢，没有人去选择节水，都去买水。除非是行政命令，是计划用水的制度，是这个总量分配的制度，定额管理的制度。

但是王浩也提到要提水价，可以用点别的办法，就是提水价要充分地照顾弱势群体低保户，相应地把涨价的钱给他补回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节水器具的推广，像生活用水里边，节水龙头，节水的淋浴器，节水的马桶，节水的洗衣机，家庭内部的循环用水，这些都可以采用市场准入的方法来加快推广。

在谈到节水的办法时，王浩风趣地说：“我洗澡都是转着圈洗。在淋浴喷头底下转着圈洗，利用地球的重力，不要让水老冲一个地方，而是很均匀地一边转着圈，一边洗，这样子很省水。用水效率会提高一半。”

3、北京为什么被称为全球最缺水的城市之一？北京一直靠超采脆弱的地下水勉强维持。

虽然在北京，居民在家里打开水龙头，水永远都会在那儿。但是，北京的水资源的紧缺程度，超乎咱们的想象。因为世界上，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一年平均每个人有7800立方米的水资源，而我国水少，这个数字是2100方。北京就更少，一个人一年才120方水。

王浩院士在《对话》说：“北京是做了非常大努力的城市，但是现状仍然是，一方面节水效率比较高，用水效率比较高。另一方面，也是靠过度地超采地下水，勉强维持的这种情况。现在北京呢就迫切等着南水北调，2014年中线通水，到北京给北京送水。

在谈到南水北调时，王浩说：“南方的水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比如长江流域，南水北调的水源地，它有一万亿的水资源，相当于25条黄河，总体来说跨流域调水也会充分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就是对调出水区来说呢，它的可调水量是多少，有多少能拿出来。对受水区来说呢，要有一套最佳的配置，要把这个水都用在刀刃上。就是像温总理提到的量水而行，一方面呢就是要适当地控制水道的这个面积，一方面，大力地推广旱作水种；另外利用东北雨热同期的这个自然优势，就是在这个小苗浇了一点水以后，长起来的时候呢，雨季也就开始了，正是生长旺盛的时候呢，多利用，直接利用雨水，少利用河里的水，这也是一个方面。

4、水的监测，以前更多关注的是自然，以后要更多的关注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有着水资源“泰斗”之称的王浩在即将于8月7日播出的《对话》中表示：今后三年，将用水资源费，大力加强水资源监测管理体系，过去咱们国家建国几十年监测体系不是没建，但是都建在大江大河，主要的监测对象是自然水循环，防洪啊，航运啊，发电洪水干旱过程，这些监测得比较多。但是对社会水循环，供水、用水、耗水、排水，具体到每一个用水户，这种监测还相当的薄弱，全国的取用水量5960亿，那么真正有监测的数据呢，也就是20%。未来就要在三年的时间里，迅速地把这20%提高到监测量要到80%以上，把大的用水户全部监测起来，以后再逐步完善，争取做到95%以上。

王浩提出城市进一步把各个用水大户全掌握起来，把90%的占总用水量90%的用水户，全部用水表管住，然后实行阶梯水价。基本的用水给你保证，低效的用水就要加倍地支付，采用这种方法来进行总量控制。

5、王浩在《对话》解析，我国为何有严格的排污限制，但水污染现象仍然很严重？

我国水标准订立时，学的是70年代西欧、北美、日本这些国家的一些排放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中国国情，就是100公里长的河道，国外是地广人稀，也就是三五家工厂，这100公里河道边上，中国就有三五百家工厂，上千家工厂，非常密集。

王浩说：“珠三角、长三角、太湖流域，100公里的河道都不止上千家工厂。这样呢，就是每家工厂你给它定的排放标准，在欧美三五家工厂，它照这个标准来排放，这条河的水还是清的。但是呢，到中国来，这条河的水就不堪重负了。

王浩在《对话》现场提出的解决方法是：首先要把排放标准和江湖水体的纳污能力挂钩，河流先定它的水功能，根据服务功能定水质等级，根据水质等级定这个入河排污量，根据入河排污量定允许陆上进入河里的量，然后再分解到各个生产单位、各个生活单位，到这块把这个指标分解下去。这样从水域反推到陆域，这样的标准才是科学的。第二方面就是不达标的问题，现在存在着一个守法的成本太高，违法的成本太低这么一个问题。你比如说这么一个企业，特别是南方，有些企业一接到环保局超标排放收费，全厂上下一片欢腾啊，接到罚单以后，跟过年似的，为什么呢？就因为它要是你要逼着这个企业达标排放了，它要花十倍的钱。代价很大，它不达标排放，交一点罚款，一个钱就够了，不用花那十个钱，所以就是守法的成本太高，违法的成本太低，应该说中央号召转变增长方式，这是一个主线，科学发展是主题，按照这个方面，切实地不能单纯追求GDP，而是要生态文明，而是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追求这一些。

转自 中国网络电视台网站 2011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