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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晚8时35分，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黄枬森，在北京西苑医院静静地走完了92年的人生旅程。

黄枬森，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1943年转入哲学系。期间一度投笔从戎，参加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各校复校后，1947年重新投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48年哲学本科毕业后做著名康德研究专家郑昕教授的研究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50年起，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1981-1986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2011年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主任，2012年获得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

许多学者闻讯唏嘘：先生的离去，使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失去一位大家，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失去一位“好人”。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蔡元培奖”……先生身上的一连串头衔和荣誉，堪称显赫，令人敬仰。而更令人敬仰的，则是他一生取得的学术成就、体现的精神品格。

为学：“不合时宜”的坚守

　　黄枬森一生有许多的故事值得书写。但作为一名学者，他的人生经历却相当简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来建设、来发展，是其终身追求。在有的人看来，这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不太灵活”，但这恰恰体现了他对理想信念的执著、对学术立场的坚守。

　　1939年秋，18岁的黄枬森进入四川省自贡市蜀光中学高中部学习。在那里，他迷上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艾思奇关于正确的哲学是真理、唯物论和辩证法就是正确的哲学等观点，引导他走上了革命和进步的道路。

　　1943年，已成为西南联大物理系学生的黄枬森转入哲学系，广泛涉猎各种哲学流派，尤其是西方哲学。但他思考得最多的，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黄枬森来到北京大学，以研究生身份担任理论课助教。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工作者，他进一步坚定了哲学思想有正确与谬误之分、哲学可以成为科学的观点。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黄枬森的学术工作一直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撰写一系列文章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二是与一些同行一起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哲学笔记〉注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3卷本、8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人学理论与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研究》等一批有重大学术影响的研究成果陆续面世，黄楠森也成为享誉中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晚年的黄枬森总结自己70年的哲学研究，特别强调：“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之一，但它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指导实践，是因为它是科学的。”

　　为人：“三宽”的“大好人”

　　平和、朴实，不搞花架子，不哗众取宠，文章如此，为人亦如此。这是黄枬森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宽广、宽容、宽厚”，北京大学哲学系张翼星教授这样描述；“是个‘大好人’”，熟悉黄枬森的亲友邻里这样认为。“三宽”的“大好人”，堪为黄枬森一生为人的写照。

　　贯通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熟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使黄枬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具备了宽广的视野、深厚的功底。然而，黄枬森丝毫没有盛气凌人、唯我独尊的气势，待人十分谦和、宽容。“有的学生研究领域超出他的范围，他能宽容；有的学生出现了过失，他能宽容；有的学生发表了不同的学术观点，他能宽容；有的学生甚至言辞激烈、有些失礼，他也能宽容。”黄枬森的学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东这样讲述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

　　同为黄先生弟子的徐春，曾这样描写作为“大好人”的黄枬森：“我去前苏联学习时，他为我准备一些美元以资行程；我结婚时，他和师母送我绸缎被面表示祝贺；我生女儿时，他为我送去一只刚出炉的匈牙利烤鸡……每当我想起这些往事就会感动得流泪，可这在黄先生看来是顺理成章，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也许这些生活小事他早就不记得了。”

　　他不但对学生如此，对其他人也是这样。记者曾多次聆听过黄先生的发言，并多次约请他撰写文章。他的发言总是切中肯綮、娓娓道来，非常具有说服力、感染力；对于不同的意见和观点，他总是耐心倾听，从不自以为是、武断作结。对于记者对他的文章进行的删改，他从来没有表示不满、予以拒绝，而是充分肯定、积极鼓励，不同意的地方也是和颜悦色地提出来，“与你们商榷”。

“我不在乎人们说我‘左’还是‘右’，我只坚持我所追求的真理。”朴实的话语尽显先生的品格和追求。

转自《人民日报》2013年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