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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吴小如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吴小如生于1922年，原名吴同宝，曾用笔名少若，安徽泾县人。他曾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并于1949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曾受业于朱经畲、朱自清、沈从文、游国恩、林庚等著名学者，是俞平伯先生的入室弟子，跟随俞平伯45年。历任津沽大学中文系教员，燕京大学国文系助教，北大中文系讲师、教授及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吴小如在中国文学史、古文献学、俗文学、戏曲学、书法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和造诣，被认为是“多面统一的大家”。他1945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京剧老生流派综说》《古文精读举隅》《今昔文存》《读书拊掌录》《心影萍踪》等，译有《巴尔扎克传》。

“我一辈子做学问，归纳而言，无外两条：一是传信，一是订讹。”

——吴小如

　　5月11日，学者吴小如去世。吴小如被称为“文武昆乱不挡”的全才：书法艺术已臻一流；戏曲史研究则与刘曾复、朱家溍并称“三贤”；诗词造诣令他在今年3月还获得了《诗刊》“子曰”诗人奖；至于他对学界流弊的谠言，早已越出书斋，进入公共领域，乃至被不喜者称为“学术警察”；在北大任教期间，他被称为中文系的万金油，哪个讲堂都可以上；而他学术的重心，还是在古典文学领域，已出版的近二十种著述，主要是古代诗文与戏曲小说研究。

　　游走名校 师从众名家

　　吴小如祖籍安徽泾县，1922年9月8日生于哈尔滨，原名吴同宝，父亲是获著名书法家启功“三百年来无此大作手”赞誉的书法家吴玉如。1935年，吴玉如回母校南开大学任教，举家由京迁津。

　　吴小如幼承庭训，能诗善书。抗战爆发后，吴小如辍学一年，后入天津工商学院商科会计财政系，之后在天津几所中学任教。抗战结束后，吴小如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但感其“洋味太浓、官气太重”，不到一学期后坚持退学。后考入复校的清华中文系三年级插班生，受教于陈寅恪。时为陈助教的王永信曾表示，吴小如当时的论文，陈寅恪给了最高分，且私下对其评价极高。

　　但吴小如在清华只待了一年，之后即转入北大中文系重读三年级，当时清华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先生为之叹息：“好不容易招了个好学生，可惜转学了。”究其原因，因彼时吴小如已婚育，家累繁重，而清华位于西郊，出入不便，无“副业”可寻。沈从文便建议他转学到位于市区的北大，“城里就有办法想了。”转学之后，沈从文即将自己主编的《华北日报》文学副刊交给这名年轻人负责。

　　游走名校之间，除了上述大师，吴小如还受业于俞平伯、废名、游国恩、章士钊、梁漱溟、魏建功、顾随等学者。本科毕业后吴小如先后在津沽大学、燕京大学任教，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吴小如并入北大，除中国文学史外，还开设过中国小说史、中国戏曲史、中国诗歌史、古典诗词、散文等课程。上世纪五十年代，北大中文系中流传有“讲课最生动的吴小如”之说。特别是讲中国戏曲史时，讲到动情处，吴先生可清唱以示范。

　　私淑吴小如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介绍，即便在古典文学领域，吴先生的研究也以通达广博闻名：“讲文学史，他可以从《诗经》讲到梁启超；研究诗文，从先秦贯通于明清与近代，对戏曲小说也有深入的发掘。在学术日趋专门化的今天，这样的学术格局已经越来越成为空谷足音。”

　　1960年代以来，吴小如为北大中文系注释并统稿、定稿《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至今仍为美国一些大学的古汉语必修教材，其主编的《中国文化史纲要》则是“北京大学优秀教材”。浓缩其学养识见的《读书丛札》不仅为周祖谟、吴组缃、林庚等前辈学者称道，新近去世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还曾主张“凡教中文的老师应该人手一册”。而其另一力作《吴小如戏曲文录》，则被启功称作“真千秋之作”。

　　面对好友恩师亦直指问题

　　1980年，因林庚、吴组缃的联名推荐，吴小如终于由讲师直接晋升教授。不久，在周一良、邓广铭先生的联合推荐下，吴小如进入历史系工作。在《周一良自传》中，这位北大历史系主任认为自己任内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促成考古专业独立成系，二是将吴小如留在北大：“我们觉得吴先生博闻强记，讲授中国文学史各段均胜任愉快，堪为青年教员的好老师……我们说服校系两级有关负责人而留住了吴先生。”

　　当原北大历史系主任周一良之子周启锐表示，早期吴小如在中文系任讲师时，带四个助教，其中之一是后来写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袁行霈，上两三百人的大课。到历史系后也希望有机会多给学生开课，但他这个心愿并未实现：开课不多且学生寥寥。北大青年学者孟繁之介绍，吴小如当时在历史系开的中国戏曲史没几个学生去上，独有个日本留学生非常感兴趣。当时金克木慨叹道：“现在让日本人把你的东西学去，过几十年，让我们的学生从日本再学回来。”

　　“这未尝不是一种机会，”周启锐说，“虽然对他来说可能也是一种遗憾，学校占用的时间少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就多了，他可以更充裕地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这也是他在今天为人所知的原因。”

　　吴小如的爱好有三：诗词、戏曲与书法。作为古典文学专家，吴小如的作诗填词的功夫自不待言。而在戏曲方面，他三四岁听唱片，五六岁看戏，十多岁就开始写剧评，十五六岁开始拜师学戏。早年间，吴小如每周必看京戏，一生看过一千五百多场，玩票学过四五十出戏。成果则是近百万字的《吴小如戏曲文录》和《京剧老生流派综说》。

　　书法则有其家学渊源。值得一提的是，与治学上讲究实学基础一样，书法上吴小如也强调基本功。《已老莫谈艺》中他提到：“当年我学习写毛笔字，根据父师辈的教导，首先要求的不是写字，而是文化素养，即要求写字的人多读书阅世，写出字来能脱俗，有‘书卷气’。然后从横平竖直入手，讲究基本功，必须临帖，不许胡来。也就是说，既要学‘书’（习字），就得有‘法’（规范）。”而对于当下书法界，他亦曾讥刺：“尝谓今之所谓书法家，有一批人只是为写字而写字。甚或有的人专门为追名逐利而跻身于书法之林。他们一不读书，二不‘识’字，尤其近年来世风丕变，有人竟连前代碑帖都不屑临摹研读，一提笔便想自成流派，自我作古，且动辄自封为‘书法家’。”

　　如对“书法家”的批评那样，吴小如臧否人物、针砭时风的文章常见于报端，这也与他治学风格一脉相承。面对的哪怕是好友恩师或者名人泰斗，吴小如亦敢直指问题：萧乾把“美国胜利唱片公司”写成“法国百代公司”，他去信更正；好友周汝昌论文中提及皇帝“登基”，吴小如致电正告学者不应从俗，仍应作“登极”。大众传媒的误读别字，吴小如总是去信纠正，对于“学术警察”的批评，吴小如说：“现在不是‘学术警察’太多，而是太少。电视、电台、报纸都是反映文化的窗口，人家看你国家的文化好坏都看这些窗口，结果这些窗口漏洞百出、乱七八糟。”

　　虽非博导 但门生众多

　　直到1991年退休，吴小如也没有评上博导。但自认门生、慕名求教的学生络绎不绝。刘宁的父亲是1951级的北大中文系学生，她则于1987年入学，两代人都拜于吴师门下，“这种师生情谊一直没有中断。我在学术道路上遇到问题，吴先生总是不遗余力帮助我。”乃至北大之外，都有不少学生受到吴小如的教益。曾有一位四川绵阳师范学校的学生，想做《北史》研究，苦于本地资源匮乏，写信给吴小如，请求获得相关资料。吴小如不仅帮他查阅了相关资料，还写了热情洋溢的回信。

　　2012年，《吴小如讲杜诗》出版，但此书因缘，却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谷曙光被安排开设杜诗专题课，谷向吴小如问计，吴小如道：“我总算对杜诗还有兴趣，你去给学生开杜诗专题课，我还不放心。这样吧，我先给你系统讲一遍，你再去给学生讲，这就保险了，叫做‘现趸现卖’。”

　　因此从2009年大年初五开始，87岁的吴小如在家中给古曙光、刘宁等学生讲杜诗，每周一次先后15次，选讲杜诗八十余首。在《古典诗词丛札》中，吴小如自述道：“我本人无论分析作品或写赏析文章，一直给自己立下几条规矩，一曰通训诂，二曰明典故，三曰察背景，四曰考身世，最后归结到揆情度理这一总的原则，由它来统摄以上四点。”亲聆吴小如讲杜诗，刘宁对上述规矩深有体会。

　　坎坷的经历并不止于学术。2008年吴小如去清华园拜访何兆武，吴小如抱怨道：“北大平时把我忘了，没有这么一号人，更谈不上什么福利。我老伴病了快三十年，蓝旗营的房子也买不起，根本没人管。”

　　吴小如早婚，老妻多病，生活负担很重。居室简陋，吴夫人和保姆各据一卧室，年近九十的吴小如在书房搭一个行军床。吴夫人在世时常年卧病，80多岁的吴小如需要躬身照料，如接待访客在书房聊天，夫人召唤亦需随传随到。就在讲完杜诗不久，吴小如突患脑梗，身体一落千丈。去世之前，他只能进食流食已经一年多了，今年3月他获得《诗刊》颁奖，身体原因不能到场，现场播放了录制的视频，当时他已经瘦得脱形，但说话得体，思路清爽，不改当年。

　　吴小如去世前一天下午，周启锐还前去探望，当时一切表现都正常。吴小如突然离世后，周启锐反复思考这个知识分子的一生：“如果早十几二十年出生，以吴先生的天分，他的学术成就会更高，作品会更多更厚重；而现在的吴小如作为一个戏曲史家、书法家等的公众所知，所依靠的恰是他在1950年代以前学到的‘杂学’基础。这是一个复杂时代下的知识分子命运。”

转自《渤海早报》2014年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