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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乐

　　在中国民众看来无比激动人心的载人航天，在戚发韧看来，无非是一项工作而已。

　　作为主导了“神州1~5号”载人航天工程的总指挥，戚发韧不能激动，他只能保持着自己一贯冷静与理性。对于他而言，只有在“退休”之后，才能以略为感性的记忆，将自己原本黑白的航天生涯，渲染上色彩。

　　在1933年出生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幼小的戚发韧并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因为他出生在东北，日本政府推行的“奴化教育”几乎伴随了他的童年。直到1945年东北解放，戚发韧才从他的老师口中听到，我们的祖国叫中国，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有长江、黄河……

　　戚发韧从不拔高自己结缘航天的动因。他告诉记者，自己最初对航空航天的憧憬，肇始于1950年。彼时，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正处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关键时刻，戚发韧此时正在大连就读高中，他从同学和家长的亲戚朋友那里听到，丹东被轰炸，于是，读高中的他也十分担心，自己所在的大连，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戚发韧的担忧始终没有变成现实。在他的记忆中，他甚至连轰炸机的引擎声都没有听到，更不要说防空警报了。这并非是纯粹的幸运，而是因为当时的大连有苏联空军的驻守。而戚发韧对于航空航天最初的崇敬，便是这种“并不崇高”的“动机”而已。

　　于是，1952年，时年19岁的戚发韧考入了清华大学航空系，自此结缘航空航天。两年后，按照当时中央政府的部署，他所在的清华大学航空系改组为北京航空学院，这也注定了近60年后，戚发韧成为了这所学校最富盛名的“毕业生”之一。而即便在60年后，他还清楚的记得，自己在高考中填报的所有志愿，都是清华大学航空系。

　　五年之后，戚发韧的朋友和亲戚发现，刚刚毕业的他开始深居简出，更是绝少提起自己工作单位的事情。后来，戚发韧回忆说，那一切只因为他进入了中国国防当时最为核心机密的部门，代号“五院”，实际全称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研究导弹，别的我不能跟你说了。”将近半年前，戚发韧向记者回忆那段历史时，风趣地说。而研究“导弹”却成为了他日后人生的转折，直到35岁时，戚发韧以创纪录的“低年龄”，担当了“东方红1号”的总设计师，那时的他，甚至被称做中国航天的“18勇士”。

　　“东方红1号”的成功，令戚发韧的人生一帆风顺。此后，“东方红2号”、“风云”卫星等在中国航天发展史上彪炳千秋的里程碑，戚发韧都在担当总设计师。直到中国载人航天计划启动之时，时年已近60岁戚发韧迎来了新的挑战，担当神州系列载人飞船的总设计师，最终直至总指挥。

　　后来的历史，便是外界最为熟悉的戚发韧的人生。他曾回忆，在“神州5号”载人飞行成功返回的那一刻，“别人都在欢呼，我一时没有什么感觉。”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戚发韧回忆道。他坦言，那一刻，他的第一感觉是，又一项工作完成了，但还有下一项工作等着我去做。

　　“‘失败不起’，在航天界是一个口号。”戚发韧坦言。当时，他的思绪迅即回到了“东方红1号”发射前的那一刻，“周总理多次问我们对发射成功是不是有把握，东方红乐曲在卫星上天后是否能够顺利播放，会不会变调。我不敢说一定，只能变个花样说，凡是我能想到的、地面上能做到的我都做了，但没有经过空间环境的考验。”他说。

　　近60年后，戚发韧回忆起那一段历史，还是颇为感慨。“中国人对失败的承受力太小。你看，美国的航天飞机、苏联的“联盟号”都失败过。这些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老百姓可能无法谅解。”对于自己和同行们面临的压力，戚发韧有着清醒地认识。而他也更清楚，激情只归属于民众，中国航天承载的一切，让他除去理性之外别无选择。

（转自：中国经营报 2008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