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新事业 东篱归根翁
乔地
4月下旬,著名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和夫人翁帆现身郑州第18届全国书博会。26日下午,他们从香港赶到郑州会展中心书博会现场,并出席书博会读者大会;27日上午,杨振宁分别在郑州越秀酒家和郑州大学做《我的生平》、《对称与物理》两场学术演讲,并被聘为郑州大学名誉教授。27日中午,他与媒体记者共进午餐,86岁的杨振宁口若悬河,博闻强记、精力充沛。他用中国诗评价自己:“耄耋新事业,东篱归根翁”;他还用外国诗做注脚:“我的起点就是我的终点,我的终点就是我的起点。”
夫妻合作出版《曙光集》
杨振宁和夫人翁帆此次到郑州参加书博会,是因为三联书店刚推出了杨振宁著、翁帆编译的一本随笔集《曙光集》。郑州坊间有议论认为,《曙光集》是他们爱情的结晶。
出版新文集的打算,在杨振宁和翁帆一结婚就产生了的,今年初终于编定。给新书取名,如给新生儿取名,杨振宁和翁帆斟酌了好长时间。一天早上,杨振宁很高兴地对翁帆说:“我找到好名字了!就叫《曙光集》。”
杨振宁如此阐述名字的由来:“我成长在中华民族似无止境的长夜中,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到了曙光。我今年86岁,看不到天大亮了,翁帆答应替我看到。”
翁帆评价:“振宁在好些文章里,都是以一个勤于思考的人去讨论一些文化及社会问题的。他的感触源自他几十年来所闻所睹的事物。编这本文集,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他看着一个民族与社会经历了许多变化和发展的阶段,而像我这一代人很难有他那样深刻的感受。《曙光集》可以说是这20多年间振宁的心路历程———他走过的、他思考的、他了解的、他关心的、他热爱的以及他期望的一切。”
三联书店负责人介绍:“杨振宁既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又是一位优秀的散文随笔作家。他的散文《邓稼先》曾入选初中语文课本。”
是父亲把我从19世纪一下子带到了20世纪
“我的名字,其中‘振’字是杨家的辈,‘宁’是怀宁,那是父亲曾经教书的安庆,当时的安庆叫怀宁。”在越秀酒家的演讲中,杨振宁在开场白中,首先解释了自己名字的来历。
1922年出生在合肥的杨振宁说:“我平生第一张照片,是不满周岁时照的。那时,父亲考取了安徽留美公费生。出国前,我们一家三口在合肥老宅的院子里照的。5年后,父亲回国到厦门大学任教,我第一次吃到了香蕉、菠萝,看到了抽水马桶。可以说,是父亲把我从19世纪一下子带到了20世纪。”
后来,杨振宁随父亲到清华大学。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他在那里遇到了吴大猷、王竹溪两位教授。他们用最前沿的物理知识,改变了杨振宁的命运。1945年夏天,杨振宁考取赴美公派留学生。
杨振宁清晰地记得,那天是8月28日。早上父亲送他登上开往机场的公共汽车。话别后坐进拥挤的公共汽车里。等了一个多钟头,车还是没有发动。突然,旁边一位美国人向他做手势,要他向窗外看。这时,他才发现父亲还站在那里。瘦削的身材裹着一件长袍,额前头发斑白。看到父亲满面焦虑的样子,杨振宁的热泪一下子流了出来。
这令记者想到了朱自清父亲的“背影”。杨振宁深情地说:“1928年到1945年,我和父亲常在一起,这17年是我从童年到成人的阶段。古人说父母对子女的‘养育’之恩,也就是这个吧。”
我一生最大的成就不是得了诺贝尔奖,而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自卑心理
说起获得诺贝尔奖,杨振宁说是一位叫汤川秀树的日本科学家给了他很大的心灵震撼。
1949年,美国报纸上流行一种拼字游戏,类似现在的博彩。17元钱一份,分数最高的可得5万美元奖金。参加的很多是家庭妇女。“我和李政道、邓稼先那时虽然是刚毕业的穷研究员,但好歹也是博士,难道比那些家庭妇女还差?”一合计,5个人凑了17美元,分工合作。没几天果然收到一封信:“恭喜您获得了高分。不过,还有几个人跟你们的分数一样,所以要参加下一轮竞赛。”
为此,杨振宁跑到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夜以继日地在大词典里查所有以W开头的5个字母的单词。有天凌晨五六点,实在困得不行了,杨振宁回到住地,在门口意外地发现了一张扔在地上的《纽约时报》,那上面刊登一则消息: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看着那张东方人的面孔,我一下子愣住了。我问自己:杨振宁,你到底在忙乎什么啊?”
自此,杨振宁他们再也不把自己大好的青春浪费在这些无为的游戏上了。他来到普林斯顿研究所,那是个成功的象牙之塔,非常适合搞科学研究。他和李政道成了很好的合作伙伴。他们认识多年,刚来美国求学时就住在一起,还凑钱买过一辆二手车,在美国西部玩了7个礼拜。作为合作伙伴,他们很让人羡慕。
杨振宁他们将中国学者擅长的“推演法”和西方学者常用的“归纳法”集中在自己身上,做出了非凡成绩。1957年10月,他和李政道凭“宇称不守恒原理”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杨振宁说:“其实在我内心,我觉得我一生最大的成就不是得了这个奖。而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自己觉得不如外国人的心理。那时候中国念过初等微积分的人,恐怕不到10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自卑感,这个诺贝尔奖,对当时全世界的华人来说都是一件很自豪的事。”
回首往事,杨振宁不无遗憾地说:“可惜的是,后来我和政道的关系破裂了。”他说:“我曾读过苏轼写给他弟弟的诗:‘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此生未了因’。我觉得就像说我和政道。但后来发生那么多的事情,我非常遗憾。”
我和翁帆是天作之合
“乒乓外交”兴起后,杨振宁于1971年回到中国,当起“中美交流”的桥梁,为中国科技规划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谏言献策。晚年应聘清华大学当教授,定居北京。
晚年的杨振宁和翁帆的婚姻,一开始就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也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但是,他们毫不避讳。杨振宁说:“我跟杜致礼结婚50多年,现在又跟翁帆结婚,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和翁帆都觉得很开心,很美满,我觉得我们是天作之合。也许三四十年后,大家会认为这是一个美丽的罗曼史。”
杨振宁在演讲中,不仅展示了自己与前妻及几个孩子的生活照,还简要介绍了与翁帆相识相爱结婚的过程,并展示了他们的婚纱照和旅游合影。
他深情回忆:“我和杜致礼是1949年认识的。当时班里有30多个华人同学,她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说起自己曾经的伴侣,杨振宁很坦荡:“我们在一家餐馆里认识,彼此都有好感。用一句香港话来讲,没多久我们就开始‘拍拖’了。1950年8月,我们结婚,生了三个孩子,相濡以沫53年,直到她2003年去世。”
杨振宁说,他和翁帆相遇,是在汕头大学的一次讲学。“当时学校派一年级女生翁帆给我和夫人做向导。我和致礼都觉得这个小女孩很可爱”。此后,我们一直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
2004年圣诞节,杨振宁收到翁帆寄来的一张贺卡,他就给翁帆打了一个电话。“这应该就是开始吧。后来翁帆到香港来看我,2004年年底,我们结成伴侣”。
婚后的杨振宁,一直处在幸福中。在郑州的两天行程里,人们看到这一对老夫少妻始终一左一右,步调一致。杨振宁不时地提到夫人翁帆,翁帆则亲切地称呼杨振宁为“振宁”。在27日的午餐上,记者看到翁帆不停地为杨振宁布菜添汤,而杨振宁则不时感叹:“又该吃多了。”
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杨振宁笑说:“莎士比亚曾说人生就像一出七幕剧,最后一幕是没有牙齿,没有眼睛,没有味觉,几乎什么都没有。而我现在有牙齿,眼睛也看得很清楚,胃口很好,我几乎什么都有。我觉得很幸运!”
(转自:科技日报 2008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