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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年，43岁的黄润乾被调到云南天文台，当时已是中年的他，“思想压力很大，很想在短时间内赶上。”他要如何赶上落后了近20年的时间，又如何才能在天文领域有所建树。“那真是拼了命的两年。”这是他对自己追赶落后了近20年的恒星结构和演化理论的拼搏历程的一个总结。

　　日前，黄润乾向记者讲述了他不平凡的科学生涯。采访中，他夫人栗志对于那次调动是这样形容的，“他归队我改行”。

　　偶像：中学时崇拜数学家张爕

　　抗日战争爆发，那时我4岁，随父亲辗转来到云南曲靖。中学先是在昆明的一所私立学校读，一年后转到天祥中学。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姐夫——张爕，清华的高材生，解放前留美，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和杨振宁、李政道都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他1948年回国，我那时非常崇拜他，留美，麻省理工大学，还是数学家。我曾经以他为榜样，幻想着将来要考上清华，出国留学，回来当一名科学家。

　　我哥哥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他高二就考上了清华大学。初三毕业时我利用暑假补课，张爕给我讲课。他讲的快，我接收的也快。到了高中的时候，其他同学学代数，我都学过了，高中物理也学过了。但再听一遍收获就更大，课余时间就自己做习题。

　　在高二的时候，我和同班的孙骞同学就考上了云大航空系，但没有去，目的是要考清华。我高考的时候，一个人可以填报3个志愿，我第一志愿填的是清华航空系，第二志愿是清华物理系，第三志愿是清华气象系。1951年考上清华，学的是气象系。我不怎么喜欢气象系，想学工科建设国家。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看着国家解放的，解放前旧中国的情景，日本侵略中国的情景，这些我们都亲身经历过。解放后，看到新中国站起来了，那种心情啊！当初填报气象系只为进清华，想着进来后可以换专业。

　　留学：服从分配学习天体物理

　　在清华学了一年，国家要选派出国留学生，先是选拔，后是考试。宣布的时候我是去留苏，学厂房建设。临走前3天，总理和安子文来了，说要从650名留苏学生中抽150名到东欧。我被分到民主德国席勒大学学天体物理。那时，想着学天体物理就是整天呆在郊外的天文台，不知道学天体物理有什么意思。总想建设国家啊！但还是服从了国家的分配。

　　临出国前，中央首长来做报告。刘少奇做报告时候讲，国家这么困难，还送你们去国外读书，你们应该想到学5分是应该的，学4分就自己好好想想，学3分不要组织讲自己就背着铺盖回来吧。苏联实行的是5分制，5分最高，3分及格。

　　出去后，思想上还是想不通。但是，到了那里，也只能一心一意地学。德国的学分制刚好和苏联相反，1分最高，3分算及格。我绝大多数功课都是1分。在席勒大学留学时，我还和魏格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那时是刚从大学毕业分到天文台的年轻助教。天文台人很少，就只有20来个人，那时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现在回过头来想，我非常庆幸学天体物理。我的所长，从中学开始就是数学、物理和外语。所以，我搞天体物理就很合适。一个自然科学家的任务就是去了解自然、研究自然的规律和本质，物理学家是研究地面上的各种物理现象和规律，天体物理学家是研究天体的现象和规律。懂得天体的一些规律和本质，同样可以把这些知识用到国家建设上去。

　　1958年，在德国留学5年后回到国内，在兰州物理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国防科学研究。

　　选择：18年后回归本行找方向

　　1976年我被调到云南天文台。天文我已经丢了18年了，我和国内的同行差得很远，国内的水平又和国际差得很远。思想压力很大，很想在短时间内赶上。当时，天文上有好多新的学科，如高能天体物理、等离子天体物理……面对这么多新学科，我选择什么方向？这是一个很难的事。选择不好，就赶不上去。

　　恰好，1977年，美国天文代表团一行10人访华，代表团成员都是世界著名的天文学家，还有诺贝尔奖得主，其中有一位是世界著名的恒星结构和演化理论专家——史瓦西教授。他是由德国去美国的犹太籍科学家，而我又会讲德文，就主动陪同他到石林和西山。我很诚恳地请教他，希望他能帮我找到方向。他说：“人类认识恒星的规律还远远没有结束和完善。恒星结构和演化理论、恒星大气理论是天体物理的基础，如果一个国家的天体物理研究在这些基础部分不能取得深入进展，那么这个国家的天体物理研究水平不可能很高。”

　　他回去以后，还送了我一套《恒星结构原理》的书。他使我认清了方向、选择了恒星结构和演化理论。正是由于我选择了这个方向，我才去读恒星结构和演化理论的文章，也才知道德国在这个领域有一位有名的专家就是魏格特教授。而后，我又有机会直接到他那工作和学习。

　　追赶：那真是拼了命的两年

　　美国代表团中有位成员，他给云南天文台的研究人员照了张相。回国后就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云南天文台，刊登在美国《天空和望远镜》杂志上，还登载了照片和各人的名字。魏格特教授从这张照片中认出了我。那时，魏格特教授是汉堡天文台的台长、世界有名的科学家了。1978年，我国天文代表团到德国考察。魏格特就请代表团带个信向我问好。代表团回来后，告诉我魏格特的口信。那时我正在读恒星结构方面的书籍，看到有个著名的专家叫魏格特，但没对上号。代表团捎信来，才知道原来他就是我的老朋友。我非常高兴，立即回了信。他回信说：我非常希望你能到德国来工作，我也愿意到中国去访问。我就向中国科学院报告了这个信息，科学院马上让我发函邀请魏格特。不到一个月，魏格特就来了。第一天在云南天文台做报告，我当翻译。就在我翻译的时候，管外事的一位女同志招手让我出去一下。她说科学院来电话要我马上出国，原来是魏格特教授邀请我去德国工作。魏格特教授结束中国的访问，前脚刚到汉堡，不到一个星期我也到了汉堡。

　　在魏格特教授的真心帮助下，我迅速地向落后了20年的恒星结构和演化理论追赶。我主要从事恒星结构演化理论研究，但想着回国后要把恒星物理搞上去，又到恒星大气理论组里学习。回来后，很快在云南天文台建立了恒星物理组，把恒星结构演化理论、恒星振动理论和恒星大气都作为研究内容。

　　在德国工作的那两年，我和魏格特教授经常讨论，晚饭后还散步讨论。我们两人合作在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了3篇理论性文章。最后，连素未谋面的汉堡计算机中心的人都知道，汉堡天文台里有个中国学者每晚都在算题。“那真是拼了命的两年。”

（转自：《春城晚报》 2008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