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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08年8月13日 第 07 版）

他，国防科工委的政委，少将，且还“不喜欢体育”。1988年却在汉城奥运会中国只夺得5枚金牌的情况下，被空降到体委工作。11年间，他两次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夏季奥运会，并参与了申奥工作的启动——

申奥源自小平的讲话

　　伍绍祖：那是1990年7月3日上午，小平同志去视察亚运会场馆，我和体委、北京市的一些同志陪同。小平同志问了句：“中国办奥运会决心下了没有？为什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

　　我在军队当过参谋，什么都记在本上，回去后给中央领导、体委领导、北京市领导讲了。党中央马上讨论，最后决定：申办！1990年就开始启动申奥了。

　　人物周刊：小平同志为什么要提申办奥运会？

　　伍绍祖：据老同志讲，小平同志在1979年一次外事活动中就提过办奥运会。这次再提出来，我想是从改革开放的角度考虑，奥运会是对外开放交流很重要的一个通道。

　　人物周刊：1993年9月，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遇到了挫折，小平同志讲什么了吗？

　　伍绍祖：当年10月1日，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当时邓楠在旁边开玩笑地介绍我是打了败仗回来，小平同志说：投票第一天，我听到这个消息，就对告诉我的同志讲：小心搞鬼。这是我的第一反应……申办不成，没有关系，要总结经验。

　　后来我提到是西方国家某些人使用政治手段阻挠申办时，小平同志说，以后这样的事还会很多，上一次当，学一次乖。什么允诺都靠不住，这个道理要管好多年。典型的事情是香港，他们当场不辩论（指英国政府方面）。我提出一国两制，他们不反驳，开了五六年会，搞《基本法》，他们不声不响，到后来他们又闹，真够会忍、够会搞啊！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中国第一次申办奥运会没有成功？

　　伍绍祖：没有申办成功也不完全是坏事。如果第一次申办成功了，以当时我国的经济实力，办奥运会费的力气要更大一些，而且还会影响改革开放的进程。没申办成功，对我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大学生也是一次极大的教育，知道世界上还有反对势力。

　　金牌利益链

　　人物周刊：您1988年底到国家体委任职，1989年5月即就兴奋剂问题专门召开会议，禁止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刚去体委不久，对兴奋剂的危害性也不明白啊，为什么这么重视兴奋剂工作？

　　伍绍祖：虽然不懂，但也知道造假不好。1989年5月初，开体委办公会，讨论兴奋剂问题，有人提出，过去对兴奋剂的方针是“有用、无害、查不出”，意思是别用那些对身体有害的，要用那些查不出来的。

　　他们着眼点就是搞金牌，而我的着眼点则是体育为了人民健康，整个是两股道上的车。那一天会上，我就表态，兴奋剂要立即停止，“有用、无害、查不出”要换成“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三严”方针。后来，因为反兴奋剂工作做得好，我被奥委会请去做了经验介绍。萨马兰奇称赞中国是“反兴奋剂的模范”。

　　人物周刊：1994年日本广岛亚运会，中国有包括熊国鸣在内的11名运动员兴奋剂检查呈阳性，而且全部是奖牌获得者，这是否说明了兴奋剂在中国的泛滥？

　　伍绍祖：不能这么说，因为相比于世界兴奋剂检出率1.2%的平均水平，我们检测出兴奋剂的比例还只是0.6%，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总量不是很大，但总是不好。

　　人物周刊：给奥运会冠军发奖金是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的吗？

　　伍绍祖：我到国家体委前就有。因为运动员国家全部养起来，得奖了自然要给奖金，这是从苏联学过来的。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奖，参赛是你自己的事。可我们国家如果不把运动员养起来，学美国，行吗？怕是一块金牌也拿不到。

　　人物周刊：您了解当年中国乒乓界的“让球”风波吗？

　　伍绍祖：我在位的时候，没有“让球”现象。明确说了，比赛过程中不做任何让步。如果需要让球，你别让这个运动员上不就完了。这是个低层次的问题。毛主席早就指示：乒乓球不要拿全部金牌。我就记住这个了。其实，运动员都想拿金牌。

　　代表团团长很轻松

　　人物周刊：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您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带了那么多运动员和其他人员，您是如何工作的？

　　伍绍祖：正常工作，只不过参加奥运会人多一些而已。将近一千人，每个团都有团长，我组织个领导小组，我任小组长。就像部队的政治委员，做好运动员思想工作，轻装上阵，别背包袱，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当时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高敏，她说她不想干了——抑郁、失眠，我说那病还得治啊，给她找了个从内蒙古来的医生，中医疗法，没想到还给治好了。　　

　　人物周刊：听您这么说，您当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很轻松？

　　伍绍祖：轻松，我这个团长只管政治问题：申办奥运会、兴奋剂、搞团结友谊以及防止策反等等。

　　人物周刊：离开体委后，您曾说过自己11年最大的失误在于群众体育没有搞好，没有让体委的干部真正认识到金牌比人民体质低一个层次。我们想问您，金牌优先的战略是大环境所迫，还是确实您自己没有意识到？

　　伍绍祖：前一段我看了篇文章，写刘翔和赵蕊蕊的，叫“健康比金牌更重要”，我认为这话讲得好。一个被奴役久了的民族，有它反抗的一面，也有它衰败的一面，这就是弱国心态。比如日本，上世纪60年代，非常重视金牌，到了巴塞罗那奥运会，只拿了3块金牌，国内没有任何反响，人家很清楚，我不是靠金牌来立国的，一块金牌不拿，照样是强国！

　　我们没有办法，只想用金牌来说话，这就是弱国心态，现在好多了——中国慢慢强大起来了，金牌多一块少一块无所谓。

　　足球需要的是耐心

　　人物周刊：足球改革是您搞起来的，当时的背景是什么？

　　伍绍祖：1992年1月30日，中国国奥足球队在吉隆坡与韩国比赛失利。10分钟后，江泽民同志打来电话，说他看了比赛转播，很赞成韩国队教练讲的，一是心理因素很重要，再一个恐怕是一个队成熟起来要10年时间。江泽民要我们“胜不骄、败不馁”，要总结经验。我呢，就借这个机会开始搞足球改革。当时，中国足球确实差，拿差的东西来搞，即便搞不好也损失不到哪里，而且有国外许多现成的东西可以借鉴。所以，我就大力支持王俊生，让他放手来搞。

　　人物周刊：有没有遇到阻力？

　　伍绍祖：有人不赞成，他们觉得搞好了有什么用，也不能拿到金牌。但我到体委的时候，国家给的全部经费只有2亿多元，分给足球的只有100多万元。我的思路是，想搞好足球靠这点钱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靠改革寻求出路。

　　每次座谈会我都参加。到1992年6月北京的红山口会议，开始真正动起来了（由于这次会议为中国足球确立了职业化的改革方向，若干年后被足球史官定义为“中国足球遵义会议”。——编者注）。原来全国只有1000多名运动员踢球，到我离开体育系统时，全国有300多个俱乐部，6万多运动员在踢球，这就大不一样啦。但是，不靠国家光靠企业家的支持，也有问题。他们有的人就把球队当作广告，而且他们素质也不是很高，假球、黑哨啊，都来了。但任何一个体育项目，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

　　人物周刊：中国足球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

　　伍绍祖：德国的贝肯鲍尔告诉我，中国足球已经走上正轨了，现在需要的就是耐心，耐心等上30年。可我们有些人一点耐心没有，就想赢啊，你赢有什么用，体质不行，同样的比赛，人家没事，你有的踢完站都站不起来，那是拼命啊。

　　延安、延安

　　人物周刊：我们知道您担任了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出身革命家庭的您是否对延安怀有一种特殊感情？谈谈您的经历吧。

　　伍绍祖：我1939年出生在西安，父亲伍云甫，当时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母亲熊天荆给林伯渠当秘书。1940年2月我被带回延安，5岁开始上小学，中间经历抗战、内战。1951年到1957年，我在北京完整地读了6年中学，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都经历了，还拿着枪去站岗放哨。1957年，我考入清华大学，第二年入了党。

　　研究生毕业后，我以全国学联主席的身份到团中央工作。但很快“文革”爆发，我和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全国青联主席王伟成为被批判的三巨头，后来就和胡耀邦一起被下放到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劳动。期间我父亲伍云甫也去世了。

　　后来林彪外逃，王震被解放出来，需要一个年轻人当秘书。胡耀邦给介绍了十多个，其中就有我，说我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可惜就是“反革命”（笑），后来王老拍板：我就要这个“反革命”！

　　有一次王震去见聂荣臻元帅，聂帅得知我是研究生很惊讶，说秘书谁不能干啊，研究生少呀！就这样，我就又被王震推荐给了主管国防科委的张爱萍将军，参了军。

　　1985年开始任国防科工委的政委。当时我年轻，工作又很出色，还是清华核物理的研究生，后来阴差阳错到体委了。再后来到了中直机关工委任副书记，又到了全国政协。我呢，干什么都行，哪怕是个处级干部。呵呵，现在不是政协委员已经3个小时了（笑）（记者采访时十一届全国政协刚开幕3小时）。

　　人物周刊：您的人生历程光辉吗？

　　伍绍祖：不光辉，有些悲壮。

　　人物周刊：从人生经历看，胡耀邦、王震、张爱萍这三位前辈，都对您有过或多或少的影响，您怎么看他们三位？

　　伍绍祖：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胡耀邦是我的思想老师，从实际出发、联系群众，在干校没别的事，就聊辩证法之类的；王震是我的政治老师，从他身上，我学到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一切以人民利益为准则，组织性、纪律性等；张爱萍则是我的工作老师，什么是工作，工作就是斗争，从他身上，我学到了怎么把高尚的革命理想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

　　人物周刊：现在彻底退下来的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伍绍祖：普通北京市民的生活（笑）。

　　人物周刊：您会对今年的北京奥运会说什么？

　　伍绍祖：还是我过去提的，对运动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对体育工作是：“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