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徐俊朱（1962土木）

2012年9月18日下午，我正在外面办事，突然接到北京同班同学俞晓松的电话，告诉我绍祖同学三点多钟去世了，我大吃一惊！绍祖住院一年多，我是知道的，而且两次去北京医院看他。最后一次是今年四月底，我赴北京参加毕业50年的同学聚会，会前我约了几位朋友和同学去北京医院看他，见他精神比去年还好些，还相约等他把身体养好了一块去西双版纳旅游（还是早就约好的，但一直未能成行）。谁知，这一次竟是最后的诀别。听到了这个噩耗，想起从1959年我从系学生会调到学校学生会认识了他，到现在，五十多年深厚的同学情谊，不禁悲从中来，历历往事如在眼前。

左起：伍绍祖、徐俊朱、曾点（原学生会主席）、李键（原学生会秘书长，曾点爱人，已去世）1997年10月在上海扬子江大酒店聚会时留影

伍绍祖同学出身于高干家庭，但他生活朴素，平易近人。在学生会工作时俞晓松是学生会主席，他是副主席（也当过秘书长），我是文化部长，晓松和我同班，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绍祖主抓文体，所以我们三人接触较多，关系较好。尤其和绍祖，因为当时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学校党委提出要在精神生活上帮助同学。学生会责无旁贷地搞了很多活动来满足同学们的精神生活，文化部设有电影、俱乐部、舞会、讲座等小组，一到周末，活动很多，提供给同学们精神食粮，使当时远离家庭又吃不太饱的同学们周末能过得非常丰富、充实。特别是讲座，请了很多名人，如作曲家瞿希贤、漫画家华君武、地理学家侯仁之等人，都是绍祖和我亲自去请的，他们生动、丰富的演讲内容使同学们受益匪浅。绍祖总是骑个自行车，要不就和我挤公交车去请人。没人知道他是高干子弟，直到有一次他邀我去他家玩，见到了他那个不太会说中国话的在苏联长大的姐姐，才知道了他的家庭状况。

1962年我们毕业后，他和晓松由于当辅导员，晚毕业一年。若干年后我调到上海，仍和他们保持联系，他们并没因为当了大官就把我这个老同学忘掉。绍祖虽和我不同系、不同班，但他每次来沪都打电话给我，有一次还带着夫人和秘书到我家找我。人家请他吃饭，他也总把我叫去，还要我帮他找到延安小学的同班同学贺逸秋（贺绿汀之女）一起参加。他这个人很重感情，很念旧，听他讲起延安小学时的趣事很生动，他演过小土豆，我们就开玩笑叫他“小土豆”。

2006年4月，作者与伍绍祖参加江苏省姜堰市第一届会船节，参观千年茶树后合影

他很关心人，知我爱人早逝，来沪总问我有无困难。有一次，听说我电话装不上，他就对一起吃饭的华建敏校友（也是学生会副主席，当时是上海市计委主任）说：“我在北京帮不上，你帮帮她吧！”他夫人曾晓前写了有关健康的书也送给我，要我好好保重身体。后来他知道我在一家外资建材公司当顾问，也很关心我的工作，我公司好几位同事，包括中国部老总都认识他，都说他没有部长架子，很平易近人。

他在清华大学当兼职教授给新生上第一堂体育课的讲稿都发给我们有关同学征求意见。八运会来沪时，他还请我把他的讲稿送给从美国回来的前一任学生会主席曾点征求意见，可见他为人多么谦虚。

近几年他出版了系列文集，已出版的三集都送给了我，并要我帮他带到上海，帮他送给在沪的亲朋好友，上至市领导，下至同学、同事，还有我的女儿，我女儿感动地说“伍叔叔真好，一点也没有大官的架子。”

绍祖的逝世，使国家失去了一位好干部，清华大学失去了一位好校友，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学。

2007年11月，伍绍祖学长（左5）回母校清华参加“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提出50周年纪念活动

在沉痛悼念绍祖的时候，我要向他保证，在有生之年我一定要为清华大学校友会做贡献。我今年已76岁高龄，还在担任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副秘书长，兼土建委员会秘书长和房地产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还经常给校友会刊物写点材料。年轻校友问我“徐学长，您这么大年纪，精神为什么那么好？”我的回答是母校的培养，同学们的帮助关怀，是我力量的源泉。

绍祖学长，安息吧！我一定化悲痛为力量，好好工作，好好生活。

2012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