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联络

　　联大历史系的同学早在1938年就出了联大的第一张壁报，名为《大学论坛》，发起人是徐高阮，写文章的有丁则良，程应(流金)等，他们都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但对当时的联大并不满意，觉得政治上似乎是“死水”，而他们渴望着的却是大海。丁则良写了一首七言古诗《哀联大》，诗中对学校有讥讽，也有对学海无波的忧虑。徐高阮后来去了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1964年，他在台湾《中华》杂志3月号批评他的联大同学，开始拥蒋反共，后又反反蒋独裁的殷海光，说殷海光不是“一个自由的罗素崇拜者”，“其实是一个最不能自由思想的人，而且正好相反，是一个最喜欢专断，最反对自由思想的人”。

　　殷海光在联大时叫殷福生，和我同班上王宪钧先生的《逻辑》，他身材瘦小，穿一件旧蓝布长衫，课前课后，常陪着王先生散步，原来他在中学时代就喜欢辩论，所以对逻辑发生兴趣。他读过罗素的《一个自由人的崇拜》，读过金岳霖的学术著作《逻辑》，并且写了一封信给金先生，还寄去一篇论述逻辑的文章，金先生推荐在《文哲》学报上发表了，殷福生又写了一篇《论自由意志》，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还翻译了一本《逻辑基本》，1937年由正中书局出版。所以1938年他入联大时，已经在同学中小有名气了。

　　在政治上，他却是右派学生的代表。1942年1月8日，联大一千多学生上街游行，声讨孔祥熙大发国难财的罪行，还有日本占领香港时，他用飞机运狗，却不许联大在香港的陈寅恪教授乘坐，这一下激起了联大学生的公愤，连平时不参加政治活动的女同学林同端都游行了。那时我在美国志愿空军做英文翻译，走到华山南路碰到游行队伍，他们鼓掌欢迎我参加，并且告诉我孔祥熙到云南大学讲演时，右派学生叫好，左派学生却加上一个尾巴，说是“好一个大胖子!”叫孔祥熙下不了台。但殷福生和几个右派学生却来和游行队伍辩论，说他们是“听信谣言”，“无端攻击政府”，“破坏抗战”。殷福生因为反共有功，曾经得到蒋介石的召见。不料到了台湾之后，他却反起蒋介石来。

　　关于他的转变，《殷海光全集》第11卷254页上解释说：“我反共的热情和真切是很够的。然而，据之以反共的思想，照我现在分析起来，不免有许多盲从成分，是我所受的自由教育给我的。另一种成分则是……一个党派(指国民党)的观点，一个组织的成见，或一个集体的利害。”由此可见，殷海光对自己早期的反共活动是持否定态度的。

　　联大左派学生的代表有经济系的袁永熙，他是地下党的书记，大一时担任昆中南院的伙食委员，那时我是昆中北院的伙委。我不同意上届伙委一荤三素的菜单，改成荤素搭配，而且素菜中有玉米，不断引起了很多同学的反对。我就去找袁永熙取经。他告诉我南方人把玉米当菜，北方人却当粗粮，伙委一定要南北兼顾才行。说也奇怪，后来他和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布雷的女儿结了婚，解放后担任过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1957年却被打成了右派，使我觉得还是不参加党派好。

　　在联大的左派同学当中，我认识得最早的流金，他和我是南昌二中的同学，但比我高三班。1933年4月6日，我第一次参加(应该算是参观)全校的运动会，看见流金一马当先，得到了好几个长跑的冠军，好不神气！篮球比赛，他又是校队的中锋，举手投篮，立刻掌声四起，好不威风！当时我的梦想就是做一个运动健将。但是我的年纪太小，还不满十二岁，直到三年之后，才得到中级组跳高第三名。运动健将的梦难圆，我又改集邮票，沉醉在萨尔河畔的风景、非洲的老虎大象之中。在1935年日记的第一页，我写下了新年的三大愿望：一是学问猛进，二是家庭平安，三是邮票大增。流金的弟弟应铨和我同班，看到日记哈哈大笑，说他有一张美国林德伯上校飞渡大西洋的邮票，问我愿不愿意高价收买。我答应用30张票和他交换，成交之后，发现他的邮票背面破损。他比我大两岁，又是流金的弟弟，只好自认吃亏算了。

　　流金是“一二·九”运动的前锋队员。1938年4月，他和燕京大学的同学柯华(后为外交部的司长)等人去了延安，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接见。9月他到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借读。1939年由于沈从文先生的推荐，流金参加了昆明《中央日报》副刊《平明》的编辑工作。

　　1944年8月他在贵阳花溪清华中学与李宗蕖结婚，婚后双双来到昆明，在天祥中学任教，后来天祥迁到小坝，他做训导主任，我做教务主任，来往更多，关系也更密。

　　郭沫若、田汉和宗白华出版过《三叶集》。到了我们这一代却出现了《九叶集》诗人。九人之中，有四个西南联大的学生：1939级的查良铮(穆旦)，1942级的杜运燮，1943级的郑敏，1945级的袁可嘉。其中杜运燮是我的同班，他的诗被闻一多先生编入《诗选》。后来，他写了一首《西南联大赞》：

　　“敌人只能霸占红楼，作行刑室，

　　可无法阻止在大观楼旁培养

　　埋葬军国主义的斗士和建国栋梁。”

　　“校园边的成排由加利树，善于熏陶，

　　用挺直向上的脊梁为师生们鼓劲。”

　　“缺乏必要书籍，讲课，凭记忆默写诗文，

　　总不忘吃的是草，挤出高营养的牛奶。”

　　“著名学者，培养出更著名的学者，

　　著名作家，培养出多风格的作家。

　　只有九年存在，育才率却世所罕有。”

　　穆旦不但写持，而且译诗。他在联大的同班同学王佐良认为他“最好的创作乃是(他译的)《唐璜》”。“《唐璜》原诗是杰作，译本两大卷也是中国译诗艺术的一大高峰。”王佐良的话把翻译和创作等同起来了。穆旦的翻译能不能等同于创作呢？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唐璜》的两种译文：

　　(1)何况还有叹息，越压抑越深，

　　还有偷偷一瞥，越偷得巧越甜。

　　还有莫名其妙的火热会脸红。

　　(2)叹息越压抑越沉痛，

　　秋波越暗送越甜蜜，

　　不犯清规也会脸红。

　　哪种译文更像创作？哪种是译诗艺术的高峰？意见可能会不同。如果用流金的话来说，也许是一在其中，一在其上了。这也就是杜运燮说的“多风格”。联大正是因为兼容并包，既有向左转的殷福生，又有向右转的徐高阮，所以才“世所罕有”了。（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供稿）